触手怪产卵视频:那一年，中西方在分道扬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那一年，中西方在分道扬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009-6-13信水清流http://chrisysz.blog.163.com

作者：《五人墓碑记》说崇祯是圣人，圣人十几年后就自己吊死在北京的煤山上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圣人，没有明君，唯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还是制度建设。

如果我们想看看中西方在什么时候还比较接近，不妨回到300多年前。

17世纪初，中国和英国的人均GDP还非常接近，英国估计是700美元，中国是450美元，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是人口超级大国，有超过1.6亿人口，而整个西欧才7000万人口，英国只有600万人，当时的苏格兰还是独立的，100年后的苏格兰还被亚当·斯密称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的国家（中国人是不是觉得他们很可笑啊？），17世纪初的苏格兰人口是70万，英格兰和威尔士加起来450万人口，爱尔兰有100万人口。

所以即使当时英国的人均GDP比中国高，但是在国家财富上远远不能和中国相比，直到100多年后，亚当·斯密还在《国富论》中说：“在中国，修建公路及维护通航水道这两大任务是由行政当局担当的，朝廷颁给各省疆吏的训示，总是不断勉励他们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这一训示的勤勉与懒惰状况如何，就是朝廷决定其升迁的一大标准，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比欧洲的著名水道还要好。”当时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远胜西欧。

100多年后，英国的人均GDP已经是中国的一倍多，但是因为人口规模，英国的国家财富和中国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但斯密接着又指出:“然而,许久以来,它(指中国)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即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他还说:“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他特别指出:“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如果亚当·斯密足够长寿的话，他会发现，中国还有一两亿人和他生活的年代比起来，变化也还不是很大，虽然现代科技已经天翻地覆，亚当·斯密断言“若易以其他法律(Laws)和制度(Institutions),那么该国(指中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即财富增长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当时亚当·斯密已经发现中国已经持续落后，并且会远远落后于英国。

中西方为什么会这样的分道扬镳，越走越远，其实就在1645年决定了。

1599年，克伦威尔出生在英国亨廷顿一个中等贵族家庭，青年时期就学于剑桥一个清教学院，受到清教思想的薰陶。30年代迁居剑桥郡，曾帮助当地农民反对贵族地主排干沼泽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因而在东部各郡中颇孚众望。我不知道当时英国算不算民主国家，1628年克伦威尔被选进议会，但是第二年国王查理一世就决定解散议会，独自一人统治国家，看起来那个议会也是每年举举手、喝喝酒的角色，不过英国国王不懂得保证议会政治正确，让议员只是由忠于自己的人组成，而是让民众选举，不听话就解散。1640年，因为要对苏格兰作战需要资金，英国国王不得不召集了一个新议会（后面大家看看崇祯用的办法）。克伦威尔作为剑桥郡的代表又被选入“短期议会”和“长期议会”（弱弱的问这和人大、人大常委会相似吗？），新议会强烈要求国王不再实行专制统治。但是查理一世不甘屈从议会，于是1642年在忠实于国王和忠实于议会的军队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

克伦威尔回到家乡从剑桥郡的自耕农和手工业者中间选择士兵，要求他们具有革命热情，英勇无畏，并能自觉遵守纪律。他的队伍起初只有６０人，但英勇善战，以少胜多，越战越强，人数也越来越多，人称“铁骑军。”克伦威尔当上了议会军的司令。１６４４年７月，在英格兰的北部的马斯顿草原上，查理一世的统帅鲁伯特和纽斯卡尔率领１万步兵和７０００骑兵被克伦威尔打败，但是随后议会军队也受到重挫。

让中国人更想象不到的一幕出现了，国王和议会的军队在作战，但是议会还在运作，克伦威尔在议会开会时，向保守派严正指出：“如果不改组军队，如果不更加有力地进行战斗，人民就不会再忍耐下去了。”1645年１月，议会通过《新军法案》，授权克伦威尔建立一支２.１万人的军队，有三分之一士兵来自“铁骑军。”1645年６月14日清晨，英格兰中部的纳斯比村被浓浓的大雾笼罩着，议会军和王家军在这里展开血战。查理一世想利用大雾作掩护偷袭议会军，当王家军呐喊着冲入敌方阵地时，却发现议会军帐篷里空无一人，查理一世知道上当但为时已晚。克伦威尔早料到王家军要偷袭，已经做好了埋伏，亲自率领一支人马绕到王家军后方。两边同时发起冲锋，夹击王家军。查理一世首尾不能相顾，大惊失色，急忙化装成一个仆人逃到苏格兰。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

从1653年到1658年，克伦威尔使用护国主的头衔统治着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在这五年期间，他在不列颠建成了大体完好的政体和井然有序的行政机构。改善了粗暴的法律，扶持文化教育。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允许犹太人再到英格兰定居，在那里实行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在三个多世纪以前被国王爱德华一世驱逐出境）。虽然大家公认他在口头上赞成议会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反对独断专行的统治，但是在事实上却建立了一种军事独裁统治。却也承认他对民主政体的献身精神是十分真诚的，甚至认为克伦威尔在当时实行独裁统治是不得已而为之，后人评述说他从不偏激，从未曾接受王位和建立永久性的独裁统治。他的统治通常是温厚宽容的。在十七世纪，欧洲大部地区都正在朝着更强大的君主专制主义的方向发展；民主政体在英国的胜利是逆总的历史趋势而出现的事件，在随后的年月里，英国民主政体的榜样对法国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最终在西欧建立民主政体都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显而易见的是，民主势力在英国的胜利对于在美国以及英国先前的殖民地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建立民主政体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英国在世界上只是个弹丸之地，但是民主政体却从英国涌向世界的其他某些范围不小的地区。

明代自中叶开始，就一直受困于财政危机。自万历四十六年始，“辽东兵事兴??先后增赋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定额”。加派并没有缓解明朝的财政危机，却使危机进一步加深。到崇祯帝继位时，据户部尚书毕自严报告当年的财政收入，“浮于所入一百一十三万有奇”。财政成为崇祯帝除了辽事以外必须着手解决的另一个棘手问题。
      为弥补亏空，崇祯帝在万历年间每亩加九厘的基础上，再增三厘，“于是增赋百六十五万有奇。”这是崇祯帝解决财政危机的第一项措施。与万历年间三次加派总合，共约六百八十余万两，是为辽饷。由于农民战争爆发，军费开支再增。崇祯帝对此一筹莫展，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崇祯元年时各边欠饷就已达五百二十余万两，如“宁夏欠十之四，甘肃欠十之六，山西欠十之七”，而到了崇祯十年，他仍靠拖欠其它边镇补辽东及镇压农民军的军费。但边镇欠饷又导致了更严重的问题，边兵大量哗变并投身于农民军，农民战争之火反而越烧越旺。至崇祯十一年形势急转直下，朝廷财政再难维持，于是杨嗣昌提出新的对策:“增饷二百八十万两，措饷之法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溢地者，民间土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崇祯帝对此颇有犹豫，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只好“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批准实行,是为剿饷。崇祯十一年三月间,后金军队再次入塞,京师戒严。为了对付后金,“廷臣多请练边兵,嗣昌因建议，益兵七十三万有奇”,这样“剿饷之外,复增练饷”。崇祯帝虽犹豫再三,还是赞同杨嗣昌、薛国观的意见,再次批准实行。这样三饷加派总共达七百三十万两。
      除“三饷”加派之外，崇祯帝还采取过其他一些措施来缓和财政危机，如要求富室勋戚捐助开源，却遭到了顽强抵制。他不惜拿他岳父李国瑞开刀，撤了他的爵位，可最终仍为这些人联合起来的力量所打败。既然开源无门，只好从节流入手。主要的办法是裁减驿站，废除官僚仕绅的免税权，以及节俭宫廷开支。但免税权一事却引起了御史吴允中的批评:“青衿优免，一岁不过数十金，然培养士气，赖此一钱，今并去之，将何以劝士”。而裁减驿站及宫廷节俭所得，对于庞大的军费开支，无异于杯水车薪。更何况裁减驿站导致的失业还更增加了社会动荡，李自成就是失业的驿卒。

1606年，李自成出生在陕西米脂（比克伦威尔小7岁），崇祯元年（1628年）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被裁撤，那一年克伦威尔进议会但是第二年也被扫地回家，不过克伦威尔还可以在家乡管理庄园，当李自成缴不起举人艾诏的高利贷被县令晏子宾“械而游於市，将置至死”的时候，克伦威尔“帮助当地农民反对贵族地主排干沼泽侵害农民利益”，1640年，当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因为军费重新召开议会的时候，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队伍发展到数万，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即民歌之“迎闯王，不纳粮”。1641年1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1642年，克伦威尔为首的议会军队和国王军队开战的时候，李自成围开封数月，后来黄河决堤，开封被攻破，后来的明清史家都说是李自成的“叛军”决开黄河大坝，但是史料却显示明朝守军嫌疑更大。

为解决后勤保障不足的问题，李自成颁布了《掠金令》筹饷，规定助饷额数为“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追饷常常佐以刑罚。在大顺军占领区，都设官治事，首为追饷，许多刑名刑具是闻所未闻的，都被大顺军用上了。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进北京后，为继续推行他的“助饷”政策，在中央设立“比饷镇抚司”。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闯王命部下制作了五千具夹棍，这种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夹棍之下饷资非常可观。如嘉定伯周奎，追赃七十万，籍其家时又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杂器匹缎车载；大学士陈演，追赃四万，后又抄出银数万、黄金三百六十两。“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哭号哀鸣之声响彻街坊。向勋戚官绅追饷的同时，对富商居民也极刑追逼，酷刑之下死者千余。对不能输足追赃银的官绅，则押至前门官店票号，立据借钱，称为“贷赃”，即使与店主素不相识，也不敢不借。看到这里，估计大家就明白中国的官员为什么把小孩都送到国外去的道理了。
　　打天下时的军队纪律严明，规定如果有淫掠民间者，立行凌迟。于是居民脸贴“顺民”二字，簟食壶浆焚香夹道迎接闯王人马进城；商贾营业，街市如常。可是打下天下，大顺兵沿街肆意索要骡马，一进北京城大顺军高级将领分居勋戚豪宅，连中下级军官也分据各中下级官邸或富民巨室，占其妻妾。令京城造捧门册，派养进城的四十多万起义兵，自此这四十余万士卒散居民宅，不受军营约束，在居民中为非作歹。

没有制度的建设，改朝换代实在没什么意思，昨天的“义军”立刻变脸，李自成的起义军在北京掠银近七千万两，实际所掠则要高于此数。史家评述这件事说：“幽囚士大夫，用夹棍逼取金钱，此古今未经见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惨”；“古来亡国之俘，诛窜者有之，至于刑拷迫资，予未之闻也”。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是多么的残酷。失败临走的时候更是疯狂作恶。1644年4月26日李自成败退北京城，“纵其下大肆淫掠，无一家得免者”。

明末的时候，朝野也出现了一点民间团体，比如复社和东林党人。复社成员几乎遍及国内，有三千多人，爱国文人陈子龙、夏允彝、侯岐曾、杨廷枢、顾炎武、归庄、陆世仪、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内中坚，复社兴起时，周延儒为首辅，他是张溥考取进士的宗师，复社中有许多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其实在周延儒的内心对东林党与复社均无好感，甚至还有些仇恨。周延儒利用复社重新当上了首辅，张溥兴奋异常，与复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国事现状的许多主张，到处议论朝政，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二册，呈给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围中，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机来临了。当时朝政有所更新，但书生意气哪敌得了政客绵里藏针的狠毒。他离奇的腹痛不已，一命归西，一般认为周延儒的复出，张溥、吴昌时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周延儒怂恿吴昌时毒死张溥。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和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在此讲学，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认为自己肩负天下兴亡的重任，形成广泛影响。留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千古名句。东林党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社会广泛支持，但他们对事不对人的仗义执言，直抒胸臆，不考虑官场的复杂性，也使自己同当时的齐党、楚党、浙党以及宦官及其依附宦官的势力产生严重的裂痕。

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突然驾崩，东林党官员杨涟和刘一燝等人不顾太监的乱棍齐下，强行入宫，将年仅16岁的朱由校于惊恐中连拖带拉拥入文华殿，山呼“万岁”，拥立成功。当时的首辅刘一燝、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党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可是，拥有这样强势的政治力量，又一直高举振兴的大旗，除了革除一些万历皇帝时的苛捐杂税，为张居正和方孝孺等人平反之外，拿不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握有大权的东林党人不仅丧失了对魏忠贤阉党的警惕，也在形势急迫时没有狠下决心除掉魏忠贤。皇上整日孩童般掏鸟窝踢球赛马，如痴如醉地在木工房挥汗如雨鲁班一样雕楼画栋，荒唐可笑地为魏朝、魏忠贤和客氏之间三角恋爱之争进行断案，十足一个没心没肺的昏君。得到杨涟罗列魏忠贤24条大罪要弹劾自己的消息后，魏忠贤连夜赶到朱由校面前替自己辩解，尽管满朝文武群情激奋，形势有利于东林党，如果派禁卫军拿住魏忠贤当场正法，一切后来的阉祸皆可避免，却被魏忠贤操纵皇帝化险为夷。东林党终于可悲地倒在魏忠贤随后布下的围剿大网里，阉党疯狂反扑，编造《东林点将录》，将《水浒传》中农民起义军将领的绰号加在东林党人头上，大兴冤狱，捕杀了杨涟、左光斗、黄遵素等一大批东林党人。明熹宗听信魏忠贤的谗言，下令拆毁天下所有的书院，停止讲学，以压制舆论。阉党的势力猖獗一时，朝政更加腐败。

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君子相继被杀之后,魏忠贤又欲杀东林党内的六小君子(周顺昌并非六小君子),在逮捕几人的过程中,周顺昌由于不畏惧锦衣卫的势力,对路过的东林党人倍加礼遇,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又派爪牙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但是不但没能救下周顺昌（他遭杀害后与六小君子并称七君子），事后，阉党人士大范围搜捕暴动市民，商人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第二年（公元1627年），木匠明熹宗死后，崇祯皇帝即位，罢黜魏忠贤，魏畏罪自缢，阉党失败，周顺昌得以昭雪。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苏州人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张溥于崇祯元年（1628）写下这篇《五人墓碑记》。碑记，又称碑志，记述死者生前的事迹，评价、歌颂其功德，刻在墓碑上。“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其实在那个时候，中西方的思想差异也还不怎么大，霍布斯（1588－1679年），据说他母亲听闻西班牙无敌舰队来犯，惊而早产，英国人说“霍布斯与恐惧是双胞胎”，霍布斯破除了“君权神授”的观念，但是描绘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自然状态”，所以他支持国王控制社会，几乎同时代的明朝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 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王阳明要人们破“心中贼”，用道德规范来抵御世俗的败坏，要求统治者体恤民情和施仁政，比康德说“人应该克制低级欲求通过遵守道德追求至善而成为完满的存在者”好要早100多年。当然约翰·洛克（1632－1704年）提出社会契约论在中国还是无人能及。

现在再去看中西方当时的差异，中国皇权过重是主要根源，中国自秦以后，再也不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特征是贵族可以和国王抗衡，而在中国，早就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隋朝开始用科举制选拔官员，让民间优秀子弟有上升途径，虽然得到了优秀的人才，不断有杰出的文官出现，可是却改不了改朝换代的轮回。废封建置郡县之后的官僚制度，最大的害处并不是消灭了贵族，而是消灭了一种传统的、可以对皇权构成压力的多元力量。它取消了在“皇帝”或者“国家”之外的独立的财产权。这是釜底抽薪，其他方面的任何独立就都成为无源之水。在一个金字塔结构当中打击了中层，也就等于打击了整个下层，使一个社会渐进的民主化失去可能。

尽管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从“私臣”到“公仆”的转化未免令人沮丧，但即使在一个所谓皇权专制主义的传统中，借助于儒家的伦理力量，和一个庞大的、足以“令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也要一筹莫展的”（韦伯语）官僚集团，中国历史上的政府和皇室，一度在事实上实现了适当的分离。尼采的名言，“几乎所有的政党都懂得，为了自我生存，就不应使反对党失去所有的力量。”这句话并非一种警告，而是对于事实的描述。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一个体制如果可以长期较稳定的生存，那么这一体制中必然存在反对的力量。列文森就认为儒家与君主制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对立关系。而且在近代，正是这种对立关系和张力的消失，而不是简单的暴力革命，才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君主制彻底失败。

汉代的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就分开了，一个政府的财政部长，叫做大司农，一个皇帝私人的财政部长，叫做少府。从此以后直到清朝，这一财政上的分别都是泾渭分明的，皇帝厚着脸皮动用政府财政的事，当然也时常发生。因为在君尊臣卑之下，皇帝的权威只有习惯上和事实权衡上的制约，并无法理与逻辑上的禁区。但是名分定了，总归是一件好事。按照钱穆的观点，汉代到唐代，中国政体中的皇权都在事实上受到政府的有效钳制。政府职位从“私臣”到“公仆”的转化已经体现出针对皇权的某种离心力。尤其是在唐朝，中书省和门下省组成的“政事堂”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国务机构。中书负责拟旨，由皇帝拍板，再交门下省审议，同意则“副署”，反对则可以“涂归”，亦称“封驳”。虽然并无成文之法，皇帝的“圣旨”必须要由宰相签字才生效这种习惯，却长期以来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自由大宪章”。直到普遍认为相权低落的宋朝，开国时太祖欲派赵普为相，因为当时宰相全部空缺，找不到人“副署”，无法颁布赦令。朝臣依据以往的先例提出各种权宜之计，最后决定由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敢把圣旨发出去。

又到了南宋快亡国时，宁宗皇帝常常不顾体统，随时颁布手令，称为御札。在这种穷途末路的时候竟然都还引起了群臣的激愤，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道统更迭之际的人事任免，皇帝尚且不能乾纲独断，政府与皇权的分离不能不说是较为明显的。所以余英时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如果不是从明清开始算起那也是在明清达到顶峰，60年前还回光返照了一下。

唐宋时期，皇帝的诏书不经宰相的副署即不能生效，而明朝的内阁并没有这种权力，因此皇帝本身的素质会严重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朱元璋“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高度集权的中央和高度集权的皇帝出现了。

《四书》均是先秦的典籍，其中的《孟子》中包含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光辉。孟子地位仅次于孔子号称“亚圣”，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孟子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些话句句直刺朱元璋的心里，他其实就是孟子所说的“残贼之人”，而孟子宣称民众有权力起来推翻诛杀这种独夫民贼。这些思想最为朱元璋所痛恨，因此他刚即位就想将孟子配享孔子的地位撤消，虽然由于臣下反对未遂，但他无法容忍这样的言语存在，因此命刘三吾删改《孟子》，将这些反动言论统统删除，新编一本洁本的《孟子节文》。他甚至凶恶地告诉刘三吾，如果孟子这个老家伙活在现在，自己一定要杀了他。这样一位宣称要杀儒学宗师、删改儒学经典的独夫只是儒学经典的利用者，他一心追求的只是君权至上，臣民皆是◎◎，不仅在行为上是，在精神上也必须是◎◎。

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不再借助宦官统治，而是完全由皇帝本人亲自执行。但把内阁（大学士）成了摆设，成立军机处。明朝的内阁大学士，还可以勉强称为国家大臣，以张居正来举例，大臣给皇帝上奏章，还要给内阁报一份，一式两份，到了清代则不然，只有给皇帝的一份，而军机大臣则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军机处只是皇帝的秘书机构，经手就完了。军机处在编制上只是一个临时机构，类似今天的某某领导小组、某某办公室，而非一个正式机构，其成员无品级，组成完全由皇帝任意安排。 　

明朝有一种邸报，既不同于今天的商业报纸，也不同于今天的党报党刊，因为它没有专门的办报机构，发行周期也不太固定，另外它主要不靠印刷，而靠抄写。明朝邸报的出版和发行过程是这样的：各级官员向朝廷递送奏章，朝廷批复之后，转给六科（明清两代设置的中央机构，负责分发公文和监督六部），六科把每一份奏章都抄下副本，去粗取精，汇编在一起，每隔四、五天出一期简报，下发给京官和地方大员，并允许下层干部和普通群众传抄。看消息来源和出版周期，明朝邸报很像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只是在保密程度上要比《内部参考》差很多，似乎更接近《内参选编》。《内参选编》主要刊登时政新闻，明朝邸报的内容则五花八门，既有官员任免等时政新闻，也有边疆战乱等军事新闻，还有自然灾害、大案要案、民风民俗、奇闻轶事等社会新闻，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看成是报纸。一心反腐的崇祯却对邸报不支持，颁下严旨：“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

政权更迭的制度不完善，制度设计在保证国家稳定方面先天不足。世袭制让人们“宁愿冒着婴儿、白痴和恶棍来当首领，也不愿意面对选举优秀首领的纠纷”。

《五人墓碑记》把崇祯当圣人，圣人十几年后就自己吊死在北京的煤山上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圣人，没有明君，唯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还是制度建设。

200年后，东西方两大帝国遭遇，东方的大国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