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滥解的关系——也谈政治与艺术

基弗作品

从现代艺术开始，艺术始终以精神自足的方式与政治现实保持距离，用“史”的方式来说，它要完成的是艺术精神内体的意义与形式的价值重建。艺术精神内体所产生的批判与现实的社会批判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是分别由政治与艺术不同的功能来完成的。现代艺术批判精神的指向并不指向政治实体，而是一种艺术精神本体的需要。

政治诉求是明确的直接表达，传递的是对制度与社会秩序的要求，代表的是社会阶层的利益，政治行为实质上是集体利益间的博弈，既有策略大义或妥协智慧也充满投机与欺骗。政治不能超越现实，否则就遭利益集团现实抛弃。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对时代精神处境的个体感受，是灵魂在无望中寻找归属的过程。艺术家期望通过创作过程的喜悦与痛苦来来超越现实感受。所以 ，产生艺术的动机是极其自我的。只有作品真实的反映出艺术家的个体体验及对精神彼岸的眺望，触动到人所共有的情感，艺术才发生社会意义。这一特征在表现主义的作品里得到充分体现。德国艺术家基弗的作品充满隐喻、讽刺或象征，直接人类悲凉的命运，使艺术的精神超越了现实。博伊斯被指为政治艺术家不是因为作品而是其社会行为及言论，博伊斯的众多作品如《油脂椅》、《驮包》、《奥斯威辛圣骨箱》等等充满隐喻、象征特征，与原始的宗教式的精神相连。所以博伊斯也被冠以“以赛亚”之名。

艺术是以追寻终极的自由为目标的自我满足方式——这是艺术在意识形态里独立存在的意义。用社会学的评判价值来取代艺术本体价值混淆了艺术与政治理念间的各自独立的身份。在得不到满足的现实里，艺术选择与理性作对，与秩序作对，以再造精神幻想空间的的方式来自足。“艺术家就像一个患有神经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了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佛洛依德）。艺术在“交流崇高情感”（托尔斯泰）的同时也在交流非崇高的情感，艺术也常常以精神犯罪的方式来对抗、拒避现实，是现实外唯一能施行自我裁决权的方式，这是人的欲望与情感在不自由的社会关系制约下的自我满足。艺术不是公共观念的形象再现，艺术价值的实现依赖艺术家个人情感的体验表达与自我满足，这也是近现代艺术自由发展的缘由。艺术相对现代社会道德或论理来说，有时会处在“罪”的渊薮里，在精神里或梦幻里解除现实中“罪”的束缚是艺术唯一的特权，也是艺术家寻找的 “自我”的实现。 “白日梦”是艺术的精神特征之一，也是人规避现实束缚的方式——这也许是艺术永远存在的理由。

高行健说：“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著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为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大光荣（获若贝尔奖感言）。”高行健要划清文学本质与政治本质的区别，是在表明文学是关于“人”的事情，是关于事件、遭遇中人的精神个性塑造的事情。

艺术与政治的区别还在于对社会权力获取的动机的有与无，各自的动机与取向相异。艺术向内寻求精神束缚的解脱，政治则直接干预社会，目的是现实秩序的改变。政治出于自身目的会借用艺术所具有的精神力量，无时不刻欲将艺术作工具之用，这是专制与反专制的思维固有的模式，然而，艺术一旦屈从政治需要，艺术的精神力量或精神价值就丧失殆尽。常被混淆的是艺术家创作的自我取向与艺术家的社会身份(也即公民角色)，艺术家介于政治事件是基于艺术家的社会角色，是对公民权的处置方式，与艺术创作无关。且艺术家的政治态度的保守与激进与创作取向的保守与前卫并无直接关联。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政治表态是文学史中的经典案例。政治贻害艺术的历史由来已久，但类似文革式的思维仍在滋长。当下某些浅浮的艺术批评唯恐对艺术精神本体的深入研究，牵强地将艺术精神与体制批判混搭勾连，弄得不伦不类，行头穿错。宣扬艺术为政治服务或政治工具论是各类专制思维的产物，这早已为历史和现实证实。艺术的社会功能被夸大利用，表现出了政治思维的浅浮与焦躁，同时，用专制的思维方式或情绪来反对专制也是屡见不鲜的流行样式。

一些浅浮言论者的游戏方式是预先给自己先套上安全套，在小心翼翼地规避政治敏感词语的同时却对艺术自由大肆挞伐，如果艺术作品不去批判政治现实就套你个犬儒主义索圈。艺术网站里随时可以见到这些渴望成为精神自由代言人的面具言论，表面招摇着自由精神的幌子，内心却充满对艺术自由或个人自由选择的敌视。这些戴着民主面具的人物干着与民主精神相悖的事，不知是否仅出于无知还是投机。如果你真有民主情缘，你完全可以晒出你的民主政治之路出来，何必掖着藏着反而问责艺术家呢。

只有在乌托邦式的理想国里，艺术精神才能与政治梦幻结缘。马克思假设过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人可以自由选择劳动方式，“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晒着乌托邦的政治阳光，人幸福的自由了——那是政治为艺术服务的四季好光景。

闭上眼睛憧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