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溟凌波主题曲:戏说官场“潜规则”（二十一）

所谓官场人员接受性服务，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进行权色交易。无论是学术上对于性贿赂的争论，还是新闻报道中的性贿赂，大都是以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的角度来进行的。

接受性服务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

第一种情形是去色情场所嫖娼，由他人埋单，从而实现权、钱、色的相互置换，达到相互满足的目的。这是最低等也是最为常见的。

第二种情形是行贿方会根据官员的喜好专门物色“小姐”，再找一个环境幽静、隐秘的场所供其享乐。这种形式往往发生在具有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上。比如某私营企业主针对大贪官胡长清有好色的特点后，便主动陪胡前往珠海嫖妓；有的甚至将卖淫女空运到南昌，通过肮脏的“权色交易”，换取巨大的商业利润。

第三种情形是官员包养“情人”的花费均由行贿方负担。这种形式也往往发生在具有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上。

第四种情形是具有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求或者暗示异性下属与其发生性关系，并以此作为为下属提拔任用或谋取其他利益的条件。

第五种情形是行“贿”方本人利用自己的姿色主动与具有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发生性关系，进而发展成“情人”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各取所需。 如相当多的具有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包养情人。被称为“性行贿第一案”的主角蒋艳萍，也属于此种情形。

还有一种情形是请托方的女性主动与具有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发生性关系，从而使之利用职权为请托方谋取利益。

“小姐”可以说成了老板的行贿工具，但她利用自己色相换来的却只是有限的金钱。还有一种“小姐”则摸清形式后直接为自己谋利益，毛遂自荐做起某些领导的“情人”。这时领导手中的职权已经不仅仅能为自己带来挥霍享受，更是情人手中的“招财法宝”。另悉，加入这个行列的不仅仅从事色情服务的三陪女，一些良家妇女也加入此行列之中。 

月亮和星星在一起　贪官和情妇在一起 。

有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么说 “一个贪官的背后，必定有着几位艳丽的女性，月亮和星星在一起，贪官与情妇在一起，一个官员搞起了情妇，就会腐败，搞情妇者必贪，贪者必搞情妇。”

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的行为，不管具有多少具体表现形式，其本质就是权色交易；尽管有的在外面罩上了“感情”的外衣。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名，平均每年3名，在16名巨贪中，有近9成(14名)包养情妇，有的甚至包养多位情妇，如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还有被执行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

贪官热衷包养情妇，主要有四种心态：

一是内心暗藏的兽欲作怪。原海南省副省长孟庆平在任时主管土地、基建、机电产品进出口等，大权在握的优势成了他放纵兽欲的资本。一个体户经孟的手批了一块地，便有意识派女秘书去孟的办公室取批件。女秘书一走进孟的办公室，就卖弄风骚，孟庆平哪经得起如此挑逗？他夸女秘书“有一种使人不可抗拒的力量”，并把她抱在办公室的长条桌上行起了苟合之事。事毕，孟把电话留给她说：“今后有什么事还可以来找我，这事你不要跟别人说，否则我就不好再为你办事了。”孟口里说叫女秘书来办事，实际上是让女秘书来满足其兽欲。看来，孟面对女色之所以感觉“不可抗拒”，恐怕最主要还是其内心暗藏的兽欲在作怪。
　　二是“荣耻不分，以耻为荣”的攀比心态作怪。在时下包养情妇的贪官中，似乎已形成一种来势颇猛的攀比浪潮，即谁拥有的情妇多，说明谁的能耐足。一些贪官谈起自己的情妇来洋洋自得，体验到一种少有的“成就感”。原南京奶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副厅级贪官金维芝，创立了金式“情妇逻辑”：“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又如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不仅以包养140多个情妇的骄人业绩登顶包养情妇数量冠军宝座，而且，徐当众炫耀包养母女俩并比较母女俩床上功夫的黄段子，更是慕煞了众多花花太岁。
　　三是性变态心理作怪。原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刘松涛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并不是记事，而是记情，记与不同女人来往的经过与细节，他将女人们发来的“亲密”短信也抄录在日记中……贪官食色心理变态，无独有偶。原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李庆普以“另类收藏”著称，在其储藏室里4个带有密码锁的铁皮柜中，有着李庆普记录其本人每次跟女人发生两性关系全过程的日记本95册，日记本里每隔几页用纸包卷的则是与李庆普发生性关系的女人的毛发。办案人员统计，李庆普收集的女性毛发多达236份！
　　四是合谋钱财。可以说，大多数贪官与情妇的苟合的原因都是合谋或共谋不义之财。“湘西第一贪”，原吉首市国土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杨祥云就是一个先贪色，包养情妇，然后利用情妇作文章，把万溶江分公司千多万的资产隐瞒，通过改制卖给情妇，再以一纸结婚证将千多万资产据为己有。大贪官成克杰与情妇李平的苟合目的也很明显，一是食色，二是贪财，二人一唱一合，演绎了一曲令人傻眼的腐败“二人转”。

有网民分析归纳贪官包养情妇的人数、品质、方式、创意，整理出十二项吉尼斯纪录，各大网站争相转载。
    据香港「太阳报」报导，在人数方面，贪官已不再满足于二奶、三奶，南京市车管所长查金贵包养十三名情人，经常向人炫耀∶“红楼梦有金陵十二钗，我有金陵十三钗。”湖北省天门市前书记张二江比他更强，与一百零七名女人有染，加上妻子，正好凑足“一百零八將”。
    报导表示，张二江的纪录很快被江苏省前建设厅长徐其耀打破，他包养一百四十名情妇，其中还有一对母女，他经常在酒后当众夸耀自己“一箭双雕”。

也有不少贪官对这种滥交方式不屑一顾，他们追求的是情妇的品质。
    重庆市前宣传部长张宗海在重庆的五星级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生，二要漂亮，三要处女。四川省乐山市前副市长李玉书喜欢“老牛啃嫩草”，包养的情人年仅十六岁，年龄竟小过自己的女儿。
    情妇多了，管理起来需要功夫。安徽省宣城市前副书记杨枫运用企管硕士的专业知识，让首席情妇统领其余六名情妇，各司其职。
    福建省周宁县前书记林龙飞有二十二名情妇，他有一本专门记录情妇通讯方式的册子，叫做“群芳谱”；还每年一次將所有情妇召集到福州酒店联欢，名曰“群芳宴”。

不知道是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是仕途不顺，亦或是贪赃枉法形迹败露等其他原因，今年“十一”长假之后，浙江省温州市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并未按时到办公室上班，他在法国考察时称病未能按时归来。

一位副厅级的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却未能按时回国，这给人们提供多么大的遐想空间啊！杨书记的考察“走丢”，让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等，因为“杨湘洪法国考察称病不归”报道中的蛛丝马迹已经告诉人们，这位杨书记也疑似“裸官”，因为女儿在法国成家，一去不回了。
　　自从陕西省首个落马的副省级高官——原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事发后，“裸官”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而在“人声鼎沸”的清议之间，不知道，又有多少“裸官”在加快“走丢”或是不归的步伐，不知道，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算不算其中的一个？
　　我们真的拿“裸官”束手无策吗？显然不是，领导干部的亲属出国留学或定居，都是在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后才能成行的。如果能像中纪委出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规定一样，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留学或定居出台严格的考察审核制度，比如官员的亲属如要出国，都要先经过上一级纪检机构审核，应申报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费用来源等情况，而对于那些配偶、子女已经出国的“全裸”官员或是“半裸”官员，纪检机构更应严加监督，正所谓“防患于未然”，否则只有派人“探望”的份儿。
　　可以预料的是，在国外走丢的官员身后，少不了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遗留下来，需要动用公币来解决。而“养病”的官员坐在法国的躺椅上颐养天年，这样的官当得实在一本万利，怪不得会有这么多人报考公务员呢。

    杨湘洪未按期回国一事，让早已淡出公众视野的杨秀珠案再次被大众提及。杨秀珠曾任温州市副市长，于2003年4月20日，在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期间，逃到国外，至今未归。

“官员出逃”，估计国人百分百地知道是为什么？肯定是所做所为即将败露，从而先将钱想办法汇到国外，再想办法人去楼空玩一出空城计。有资料显示，我国已经以各种方式逃到国外的贪官或各种犯罪嫌疑人，至少在千人以上。国人搞不懂的是：怎么这么多官员外逃呢？并且，他们的出逃，怎么就那么容易呢？看来，开放的国门，没放进来多少苍蝇，到是跑出去好多蛆虫。这，也不知道是国人的幸事还是不幸？！！

如果体制的监督严密无间的话，那些贪官就插翅难逃，但现在一些贪官想出国就出国、想卷款潜逃就潜逃，这就再度引发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不是应该更加强化对官员的监督。比如试行官员财产公开，比如监督官员家属(当然不是简单地发发文件，也不是没有约束措施)。此外，应强化体制外的监督，因为一些官员出现异常，连老百姓都看出来了，为何纪委监察部门就熟视无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温州官方的网站上，杨湘洪在2007年4月作出的廉政承诺书还在，其中写道“始终牢记党风建设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自觉绷紧反腐倡廉这根弦……”。          

官场上的“四话”，即大话、套话、假话和屁话。

大话：大话谁都会说，但只有当官的大话说出来最骇人，就象前不久那位与深圳市长平级的高官所吐的大话：“我是北京来的”，“我就是干了”，“你们算个屁！”可谓官员们大话的典型。前些年还有一个县级法院院长对着央视记者的镜头说大话：“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最近还有一位司法厅长在电视讲话中大言不惭地说“我管他什么法不法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自己靠提心吊胆地收受贿赂之后又往他们的主子那儿送，靠在主子面前装孙子甚至戴绿帽子换来的，人民群众并不能决定他们的升迁，所以人民群众在他们眼里只能“算个屁”，国家的法律是他们牵在屁股后面为他撑腰壮胆的巴儿狗，只能根据他们的需要向弱者狂吠，所以他不需要敬畏法律，这大话他们说得实在、说得有理。

　　空话：原中国驻法大使吴健民认为“中国人尤其是相当多的官员不仅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他们千里迢迢到国外招商，请了很多人，介绍自己的省份或城市，结果一上台先说“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来到美丽的巴黎，巴黎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有的一上台就沿用国内的习气，“尊敬的***、尊敬的***”，八个尊敬下来，几分钟就没有了。在国内的空话更多，若是某个官员在某个会议上官位最高，他一上台肯定是先讲政治套话，从原来的“三突出”到后来的“三个代表”和现在的“三个至上”，这些政治套话因为不切合实际，他们从来也没有认真地去落实过，老百姓也就当作耳边风，除了污染，毫无实际价值。如果接着上台讲话的是一个官位较小的官员，主席台上还坐着许多比他职位高的官员时，那他的麻烦可就大了，他除了要把前面领导的话再讲一篇之外，还要加上在***领导下，在***的关怀下，在***的指导下，不让你听的倒胃口决不会罢休。

　　假话：从报纸上、电视上，只要是官方的文章或讲话，除了大话和空话之外，剩下的大都是假话了。如果说在关系到某个新闻事件时还能说几句真话的话，那也是众所周知、瞒也瞒不住了才说的。官员们说的最多的假话就是“以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了，现在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问题，就连许多网站都敢乱删网友们的贴子，这个不能说，那个也不能涉及，何谈言论和出版自由？他们自己说假话还不算，还要拉上几个“学者”上来说假话，试图为自己的假话找出理论依据”。其实这完全是掩耳盗铃的做法，现在的老百姓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容易“忽悠”了。

一、 交好“工头”：一个腐败官员的背后，往往都有一群追腥逐臭的“亲朋好友”。晏大彬，重庆市巫山县原交通局局长。２００１年晏大彬升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他更是趋之若鹜。其中周某是重庆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部经理，晏认定周某为人不错，算得上推心置腹的朋友。而这位朋友在对晏大彬“热心帮忙”之余，提出了承揽工程的要求。想承揽工程的何止周某！随后，包括同学廖某在内先后有１０多人找到晏大彬。７年时间，晏大彬先后与２４位“朋友”成为利益伙伴，也从他们身上“赚取”了２２２６万元巨款。最后晏大彬后悔当初滥交朋友，说“一旦误入歧途，就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二、交好“大款”：湖南省纪委原副书记杜湘成和商人李庚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杜在北京的非职务消费，都是来自于李的支持。而杜湘成则为李庚任何合法非法的生意保驾护航。为了排解“保护神”杜湘成的寂寞，李庚总是设法为杜湘成安排丰富的“娱乐节目”。最终，杜湘成在接受李庚提供的“洋妓”服务时，被警方意外抓获而丢官。山西临汾的一位煤老板说，每个煤老板背后都会有几个要好的官员，而“摆平”这些官员就是靠钱。这位煤老板为了显示他的能量，来到某政府小区，然后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位官员，用命令的口吻让他马上下楼。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这位官员身着睡衣来到楼下，煤老板又告诉他，没事了，你可以上楼了，这位官员听罢，又屁颠颠地离开了。真是想不通、想不透，本应为老百姓鞠躬尽瘁的官员，为何在“大款”面前竟然像一个被摆弄的木偶，唯命是从、“任劳任怨”？这是金钱的魔力？

三、交好“同僚”：一些时候同僚不仅是简单感情的结合体，更是利益的结合体，这几乎是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之一。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他在沈阳市和辽宁省任职期间，与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腐败分子结交甚密，彼此形成了利益圈子，相互勾结，权钱交易，利来利往，把官场当成势力场。由过去的同学、同事、同志，渐渐变成互相利用，具有人身依附性质、共享既得利益的同伙，最终一损俱损，一毁俱毁，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四、交好“上级”：上级掌握着升迁大权，何止要成为“朋友”，更要想方设法哄得上级开心。北京市延庆县原县委书记刘金生，在任顺义县顺义镇党委书记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刚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儿子。他以金钱开道，不惜动用巨额公款，在陈公子身上进行感情投资。刘金生先后3次请陈公子出国出境，陈公子要用车，刘金生先后送给他3辆轿车。逢年过节，刘金生在陈公子引见之下，必到陈希同、王宝森等领导干部家问候，每次必所送礼物。刘金生的感情投资使他迅速钻进以陈希同为核心的小圈子中，在陈希同及其手下的提携下，劣迹斑斑的刘金生被破格提拔，连升数级，当上延庆县县委书记。私交竟有如此神通。

五、交好“麻友”：河北省阳原县原县委书记张新政好搓麻将，人称“麻将书记”，一帮势利小人经常奉陪左右，且故意输钱，久而久之，这些“麻友”都被他委以重任，成了他的“麻将常委”，整个县城被他们这一伙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最后“麻将书记”也被送上了法庭。“搓麻”水平成了“为官的基本素质”，赌博变成了“拉帮结派”的纽带，升迁晋级的捷径，行贿受贿的妙术。同僚之间、上下级之间，不赌不热，不赌不亲，赌而融赌而密赌而信，赌而提拔，真令人匪夷所思。

六、交好“酒友”：从杯子中建立起来的所谓关系和感情，往往都是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温床。广东省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同庆，人送绰号“三敢书记”，何谓“三敢”？就是“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这位大人还嗜好饮用美国的蓝带啤酒，于是百姓又加授“蓝带书记”。难怪有的领导在选用干部的时候，认为“酒场就是战场，酒风就是作风，酒量就是胆量，酒瓶就是水平”，把会喝酒、酒量大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喝得满地爬，这样的干部要提拔”，就是不去理会是否“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

中国的公务员队伍世界最庞大，中国的官员数量也绝对不亚于世界任何国家。前几天才看到网友曝出辽宁铁岭市有9个副市长、20个政府副秘书长的新闻，想不到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不日又出了河南新乡市的副市长编制竟然比铁岭还多2个，秘书长下面有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协助副市长工作。这还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啊！难怪网友惊叹：“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新乡的副市长、副秘书长多得扎堆，打麻将可以凑几桌。

副职超编扎堆，说到底，是官员的利益使然。政府机构的存在和维系虽然在法律上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但实际中总是难以脱离部门利益，尤其是部门领导利益的纠葛。扩大本部门的编制，不仅能够为领导带来更多的权力和声望，更增加了其维持和提升自身地位的几率。正是在这种官僚组织的本性驱使下，政府部门的每一次机构精简都显得“伤筋动骨”，每一个部门在精简中莫不想着维持甚至借机扩大自己的编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了多次较具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精兵简政措施，但是一些政府机构仍然难以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其原因就是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的不规范性、不科学性、不严格性，甚至随意性。比如一级政府，究竟应该有几个副职，我们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规范的秩序、科学的设置。于是一些要官的、跑官的、买官的、需要“照顾”官的人就不得不给予、不得不安排，不得不照顾。于是副职队伍就无限拉长，“南郭先生”也随之增多。这就形成了一个官场怪圈，职务越来越高，管事越来越少，皇粮越供越众，办事越来越难。这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官制体系，最终令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用于民生的投入越来越少，社会腹诽越来越多，大大降低了人民政府威望。

副职泛滥，归根到底在于制度阙如，领导班子成员的编制无明文规定。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对政府领导班子的设置均没有明确的办法，对政府部门的编制尤其是副职人数并无明确的控制，这不仅与民主、法治原则相悖，法无禁止即许可。这自然成了“副职泛滥”的缺口。而且也是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成效甚微，机构精简后再度膨胀，以至最后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财政变成“吃饭财政”的重要原因。而副职膨胀，又必然埋藏着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增加等一系列问题。

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水里鱼多水不清，世上官多不太平。

副职就是为正职顶雷的，一旦安全出事故，先搞副职，就是反腐败也是先抓副职，正职总是有人掩护，所以副职越多，正职越安全。

众所周知，政府里的官多了，对老百姓来说不是好事。一是办事效率降低。老百姓有事，还真找不到人；二是，增加了行政成本。每个官都会享受到相应级别的待遇。待遇是用纳税人的钱支付的；三是权力滥用，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温床；四是容易产生用人制度上的腐败。反正副职再多也没关系，只要有人付出腐败成本，那就可以往副职上“挤”。副职扎堆，各负其责，那倒好说，无非是增加行政成本。但常见的情形是，要么龙多不治水，揽功诿过；要么各立山头，相互扯皮。结果，政府机关被副职们变成了名利争斗场所，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广大纳税人。

精兵简政，我们喊了多少年，但一直收效甚微，甚至毫无收效。为什么？其原因还在于我们的“官制”不严格、不严肃、不规范。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一是要管住人，二是要管住钱。组织部门要在制度和纪律上扎紧违规进人、违规增编的口袋，坚决纠正超编进人、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的情况，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同时，各级人大还要严把财政预算关，对于超编人员不予核拨经费，严格公务员工资发放制度。

尽管当前人们对官员的信任度普遍下降，但愿意当官、抢着当官、跑着当官、送着当官的人却如过江之鲫，我们可以看看每年报考公务员的数量，就可以知道官员队伍是多么的吃香。我不排除一些人报考公务员的目的是其它，但谋求当官和想当官则是大多数人的正常心理，我甚至不相信有一个报考公务员的人是冲着公务员“辛苦”才去报考的。

由于官场好，官场有很好的收入、很高的福利、很美好的前途和很实惠的馈报，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才一天比一天庞大，以致于庞大到世界罕见，当称第一。

报载：2009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录公务员(俗称“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审核工作日前结束，通过审核的报名人数创纪录地超过105万人，而国家公务员拟招录人数为13500余人。这意味着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已达78比1，而这一比例在去年为60比1。更令人咂舌的是，在今年的报考中，甚至出现4723人竞争中残联1个职位的火爆场面。那么，国家公务员考试持续升温的背后，透露出哪些信息呢?

其实，国家公务员考试之所以远远超过高考和考研，被网友称为“中国第一考”，主要原因是公务员的职业比较“吃香”。

中国是个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度。在古代，公务员就是吃国家俸禄的官员。老百姓对官员是既敬畏又向往。不然，就不会有“范进中举”那样的活剧发生。古代的官员俸禄不菲。今天的官待遇就更加优厚。不仅工作稳定，工资旱涝保收，医疗、养老等各项福利待遇有保障，而且工作体面，没有什么压力。一般来讲，在中直机关工作的大学生，只要不是太懈怠，10年内即有擢升到处级干部的可能。基层的干部亦然。并且，越是在基层为官，其人际关系越复杂，办事能力越显得强悍。特别是近几年，公务员的工资持续看涨，有的地方甚至高出事业单位职员一大截。另外，有了乌纱帽，就拥有了特权，人、财、物等资源就可以任其调配；就可以搞权权交易、权色交易；就可以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享乐；到了一定级别，甚至你消费，别人主动替你买单。当然，办一般的小事就更不用提了。难怪坊间常说：“有钱不如有势，有势不如有权。”
    所以，也就催生了一个怪胎：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高学历的越来越多。有人形容国家机关的公务员考试队伍是“博士生一走廊，硕士生一礼堂，本科生一操场”。连一些已经工作多年的人，也耐不住寂寞，纷纷加入到报考大军中。数字显示，今年社会在职人员的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了18.7%。 

“国企工资低，外企不稳定，自己创业？亏了还不只有自个儿回家哭去！还是公务员值，一次努力规避一生风险！”据媒体披露，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的一名职员，月薪达到7000元，但他仍然选择了报考公务员，理由是“现在的公司工资虽然高，但压力也大，随时可能要‘走人’，没有保障”。在他的描述中，公务员的生活是，“一杯茶，两个会，三张报纸，四圈麻将，五个QQ自己跟自己聊。”老百姓编的顺口溜就更精彩：“7点上班8点到，厕所里面泡一泡；上上网看看报，品品香茶把食消；碰到熟人把嗑唠，钟点不到回家了。”而且，“只要不犯大错误，在公务员位子上你可以一直干下去，‘小车不倒只管推’。” 

于是，公务员考试“热火朝天”，浩浩赶考大军连“独木桥”都没有的河也敢挤着过，录取比例达到1000：1。有因就有果，这因不说大家都明白，在现今哪个企业能经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尤其是对以前来说最保险的国企，现在成了工人下岗大户，就业难成了老百姓最头疼的事情，可是公务员就不一样了，“是官强过民”，“金饭碗”，工资待遇连年涨，还稳定安逸，只要不犯错，职务只能升不能降，那好处能说出一箩筐。这么好的差事，你不去争，简直就是傻瓜一个。

办公室虽然只是一个小环境，却是一个大的生态场，足以让你窥一孔而知全豹，洞明世事，参透人情。

人员超编的，一定是“肥缺”单位；长期缺员的，一定是“清水衙门”。 上级下来指导工作的次数多，证明单位的经费充足；若上级长时间没来指导工作，则反映近期经费短缺。

参加会议的人越多，会议的内容也许越不重要。所有重要决议，都将在会议结束或者午餐前最后五分钟完成。

每次新领导上任，机关必有一次人事变动。新上任的领导不管见到谁都笑容可掬，亲切有加。如果你认为新来的头儿平易近人，联系群众，没有架子，那就大错特错了。３天后，再也找不到上任伊始的影子。

领导的爱好，往往会成为办公室成员的共同爱好，即爱好着领导的爱好，幸福着领导的幸福，快乐着领导的快乐。

    只要是有利益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矛盾。仕入官场，每升一级，人情味便减少一分。

领导的领导批了领导，作为被领导的你就得小心领导拿你当做“出气筒”。你要觉得窝火，可以再找被你领导的人发一通脾气，指责他“怎么搞的！”如果没有，那就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有经验的老婆、孩子发现其脸上阴到多云，一般都会知趣地走开。如果领导不把气发在太太身上，就会把它发在下级身上。

有本事又有关系的不愁吃，没本事有关系的跟着吃，有本事没关系的吃苦饭，没本事又没关系的看别人吃。问题在于自认为有本事的人未必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因此，有本事和没本事的，都要拼命地找关系，有了关系的则不惜绞尽脑汁巩固好关系。

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跟领导走得太近了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跟得太近了怕站错队，一旦大树倒下，大难就会临时；离得太远也不行，好处永远得不到坏事却少不了。

能写的往往不如跑腿的，能干的往往不如能吹的，能说的往往不如会送的。踏实本分的不如擅长张扬的，遵守制度的不如听话的，坚持原则的不如会变通的。

错了马上认错的是科员，错了保持沉默的是科长，错了也能找到理由的是副处长，错了也从不认错的是正处长，错了众人还一再说没错的人是“一把手”。

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提拔的时候，这个人肯定得不到提拔；单位一把手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提拔的时候，这个人很快就会得到提拔。

凡是职务上不去的，众口一词就是不会拉关系，没人认为自己的能力素质不够，这是最体面的理由。但在领导面前却从来不会说自己是怀才不遇。

年终评选出的优秀党员或先进工作者，并不是单位里工作最多或最有成绩的人，而是最会在领导面前干工作的人。但有时年底受表彰嘉奖的都是些做工作的；年底升官晋升的却常常是未受表彰嘉奖的。

在办公室通常听不到牢骚怪话，比如报纸上登出某地又揪出了一个贪官，你只能选择腹诽，恨在心里。如大放厥词、口无遮拦地进行猛烈抨击，有人会认为你是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要议论就议论美国的小布什，伊朗的内贾德。所以经过办公室的历练后，人人都会把握“说古不说今，说外不说中，说远不说近”的原则。

机关里的男女之间，表面上玩笑开得越大，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有时连句玩笑话都不说的男女，说不定背地里已经搞到一块儿了。

在两种情况下，人们特别容易抬高自己的能力：一是恋爱中的男人，他们发誓要为女朋友做的事情总是超过自己的能力；二是当了科长想当处长，当了处长想当局长的人。

越是表面上被大家尊重的人，就越是容易受到大家轻视。一个人的个性与他的业务能力成正比。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越强，个性也就越强；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越差，就越没有个性。如果别人看不出你的虚伪，你就不虚伪了。当有人到处议论你不如他的时候，那你就一定在某些方面比他更成功。

“李鸿章说过，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倘若连官都不会做，那也太愚蠢了。话虽这样说，还是有人不得要领，明知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却硬往死胡同里钻。”

------有网友把多年在官场里混的经验无私奉献，意让热血青年少走弯路。特意在网上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以告戒以下十类不适宜做官的人不要去官场上“图热闹”：

一、没有酒量的人。因为官场是要应酬的，应酬是要喝酒的，喝酒是要尽兴的，如果自己怎么锻炼酒量都上不去，就算你德才兼备，还是奉劝你打消当官念头。当官的酒量一般中度白酒一斤左右，望有志者掂量掂量。

二、疾恶如仇的人。这样的人最不适宜在官场混，官场讲不得良心、正义、原则，你要把父母、老师教育的人生道理统统忘记，重塑适者生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钱少的人。官场是有钱人的游戏，囊中羞涩者要知趣，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人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为好。至于要多少钱？一千挂个号，一万报个到，五万给顶帽，十万喜讯到。

四、没有关系的人。当官靠关系，妇孺皆知，如果你没有什么背景和靠山，空有一身正气和本领，奉劝远离官场。

五、才华横溢的人。这种人太突出太优秀，让多数人显得平庸，容易遭人暗算。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吹之，枪打出头鸟，即使你不得罪人，会有人嫉妒你。

六、正宗学历太高的人。官场不用很多知识，懂得溜须拍马、投机取巧、圆滑奸诈即可，正宗学历太高的人会发现官场无用武之地。一般通过自学、函授或买个大专文凭足够，等当了大官再弄个硕士博士易如反掌。

七、胆子小的人。官场是诡秘莫测的地方，竞争异常惨烈，如果没有超乎寻常的心里素质，没有置之死而后生的勇气，没有毒辣阴险的手段，迟早会被淘汰。

八、性功能不好的人。官场的人，如果只守着个黄脸婆，没有情妇二奶，不会泡妞嫖妓，是会被嘲笑的，很没面子。

九、话多的人。俗话说言多必失，祸从口出，有一类人天生口水多，喜欢对人对事指指点点，乃官场一大忌。

十、没有姿色又舍不得献身的女人。如果你没有姿色，又不会三陪，更不会跟人上床，奉劝这样的女人不要有太多的欲望，老老实实相夫教子算了，官场没有你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