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文和陈奕迅的关系:孙中山的祖国统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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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祖国统一思想

高 雷 《 光明日报 》( 2011年10月13日   15 版)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在从事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多次谈到中国统一问题,见解精辟,匠心独具。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国统一的思想与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孙中山认为,“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但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因为其一,中国“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其二,“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是全国人民现在的心理”。实现国家统一,“是全国人民现在要做的大事”。其三,只有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才能使“中国变成很强盛的文明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统一的目的是实现国家强盛

    近代以来,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瓜分中国版图,统治中国人民,分别支持不同派系的军阀混战,导致“兵灾迭见,市廛骚扰,闾里为虚,盗匪乘隙,纵横靡忌,百业凋残,老弱转徙,人民颠连困苦之情状怵目恫心”。孙中山认为,只有实现统一,才能使财政、实业、教育等方能步入正轨,实现国家强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是受害”。

    孙中山还多次谈到中国的统一对于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他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指出,倘若中国不能够实现统一,持续战乱,则东亚便要大乱,世界便不能和平。他进一步提出,将来中国实现统一强盛起来,也“决不能走‘去灭人国家’的帝国主义老路,而是要把‘济弱扶倾’作为自己的国策”。他坚信,中国人民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具有“仁爱的好道德”。

    三、中国人民有能力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

    孙中山认为,“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的使命”,“我们正在尽力完成赋予我们的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别人瓜分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和不可动摇的民族”。为此,中国“各政党不应计较彼此间的分歧,应共同致力于全国各方面的团结”。各政党“惟当以国家为前提,不应以意见相倾轧……固守政争、私见,借政党之名,行倾轧之实,报复无已,国家必随之而亡”。不仅如此,国内政党“如果各自为谋,不以国家为前提,无论外人虎视眈眈,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谋,离心离德,亦难有成”。

    面对中国当时山河破碎、军阀混战的局面,孙中山深刻地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第一点就是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是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他严厉驳斥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指出它们“总是以那些条约为护身符,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扰乱中国,不许中国统一”,但这是办不到的,“和平统一是内政问题”,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列强干涉。

    四、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放弃武力

    孙中山认为,实现国家统一,首先要尽一切可能采用和平的方式。“窃以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如果“真是和平统一了,全国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他多次呼吁,“凡是赞助和平统一者皆吾友,反对和平统一者皆吾仇”。在辛亥革命中,他为推动统一大业,不计个人得失,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并坦言:“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州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1924年10月,冯玉祥电邀孙中山赴北京共谋南北统一,孙中山不顾疾病缠身,毅然北上。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身体已不太好,北上不管承担什么风险,就是牺牲也是心甘情愿的”。他向国内外宣告,“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他表示,为了和平统一,“我在西南所做的两年功夫可以不用,所筹备反对武力的计划可以放弃;不但放弃武力反对的计划,并且放弃西南的地盘。”“为谋统一之故,余当以宽大为怀,不究既往”。这充分展现了孙中山的博大胸怀和为求统一的牺牲精神。

    孙中山虽然力求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但从未放弃军事准备,并强调革命的武装是促成统一的重要基础。他表示,“国家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如果“和平绝望,转移之术惟出于战之一途”,“和平统一,只为片面之要求,强敌在前,果非文辞所能御……兵为防守,不为争权,虽折冲疆场,为兴义师,而终不背和平主旨”。“欲统一中国现状,势不能不藉武力,……藉言论或妥协统一,恰如沙上楼阁,行即崩溃,复陷于四分五裂之状也,明甚”。不放弃武力计划,正是为了创造和平统一的机会。“所以筹谋计划,反抗武力”,目的就是“来造成这个机会”。为此,他强调必须加强革命政权、革命军队的建设,反对任何削弱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行为。

    五、中国统一不宜采取联邦制形式

    武昌起义后,全国许多省份纷纷响应,宣告脱离清政府“独立”。对此,一些人主张,中国也应采用美国的联邦制形式,甚至认为,美国之所以富强是因为采取联邦制的结果。孙中山虽曾表示赞同,但极力反对任何有悖于国家统一的主张,认为联邦制也必须在一个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确保中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的统一”。后来出现了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的局面,孙中山更是深感联邦制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一旦实行,只会加剧中国分裂。他认为,“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而按照美国的联邦制,允许各省自定宪法。“质而言之,就是将本来统一的中国变成二十几个独立的单位。……这种见解和思想,真是谬误至极点,可谓人云亦云,习而不察。……都是一样的盲从,都是一样的莫名其妙”。他明确指出,“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是有利于个人的,我们应该分别清楚”。他还指出,美国之所以富强,事实上“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因此,今后万不能再有这种主张,“为武力割据作护符”。他认为,“单一制与联邦制其性质的判别,尽人皆知。吾国今日当采单一国制,已无研究之余地”。

    (作者单位:中央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