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欧奥特曼出场:孙中山的国际战略思想研究

孙中山的国际战略思想研究

内容提要：很长时间以来，国内对孙中山的研究一直集中于政治思想、“三民主义”的形成、发展、哲学思想、经济建设思想、科学技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等领域，但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孙中山的国际战略思想也应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包括孙中山先生对国际格局、中国的国际定位、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和外交政策的认识。

孙中山的国际战略思想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孙中山革命时期的外交指导思想。孙中山的国际战略思想是全面、丰富和深刻的，包括对国际格局、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外交政策的认识。科学地总结孙中山的国际战略思想，有助于深化对孙中山的思想的认识。

一、国际格局

所谓国际格局，即是国际上各种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只是到了近代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才真正形成。它显著的特征之一是，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工业文明全球性扩张与对外殖民掠夺的产物。孙中山已认识了国际格局的这种特点。1924年11月，他在庆祝俄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上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是苏俄革命的胜利，而且是国际革命的开幕；不仅是苏俄民族的解放，而且是国际民族解放的起点。他把国际世界划分为压迫人的帝国主义列强、被人压迫的失去了独立能力的弱小民族和“不压迫人也不被人压迫”的俄国三种类型，他高度赞扬了第三种类型的苏俄：自己的民族解放了，还要扶助弱小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他强调国际世界“任何民族、任何阶级，对于真正的自由平等与独立之要求，都是一致的”，因此，他号召被压迫民族与“不压迫人也不被人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建立“联合战线，向压迫人的国家攻击，以实现国际革命之成功”。孙中山认为，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强大洪流，才能取得被压迫民族的解放。1923年底，他预言，“在十年内将要爆发的世界大战之中，印度将和中国、俄国、德国、阿富汗、波斯、美洲和非洲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为自由独立而进行伟大的斗争。”“中国将从德国取得她所需要的技术上的援助，然后转过手来再帮助印度。”这里，他将中国、俄国、德国、印度划分为世界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划分为压迫者。

孙中山对国际格局的认识，与列宁的思想相类似。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把当时共有17．5亿人口的世界各国划分为三类：受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战败国和苏维埃俄国，约有12．5亿人口；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约有2．5亿人口；几个“享有瓜分世界利益”的国家，人口不到2．5亿。列宁对世界政治力量的这种划分方法，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的矛盾，反映了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矛盾，而且反映了三类处境和地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和矛盾。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正是对列宁和孙中山上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苏联、美国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二、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基本利益。

（一）政治利益

孙中山对中国政治利益的认识，在其早期和晚年是有区别的。早期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利益表现在，坚持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同盟会的领导地位，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列强，支持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清王朝，坚持“三民主义”；晚年他的认识有了很大进步，认为中国的政治利益表现在，坚持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人民共和国，坚持“新三民主义”，反对列强支持的代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以前，都以爱国自相期许和以此号召群众，但他们未对爱谁的国、哪个阶级的国，从革命立场进行分析，而孙中山却区别国家的不同性质，指出中国人只应当爱与清政权相对立的“中华国”，其实就是爱独立的、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国。但列强维护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7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驱逐了孙中山，1908年，查封了《民报》，孙中山被迫转赴河内，希望得到法国支持。1908年，法属印支当局驱逐了孙中山并破坏了河口起义，12月孙中山又遭到暹罗英殖民当局的驱逐，1910年，南洋英当局以“妨碍地方治安”为名驱逐孙中山，荷属殖民地又拒绝其入境，孙中山只得远赴欧美。

孙中山为民主主义而奋斗，辛亥革命在中国推翻君主制，实行共和制。共和制度的建立，孙中山极力宣传、坚持。他和南京临时政府争取列强的承认。但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对列强造成的晚清外交局面采取承认的态度，希望以此换得列强的同情和支持，这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列强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为中国稳定的力量，选中了袁为其在华代理人，因而必然对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力量采取敌视态度，不会给予同情和支持。在列强的压迫下，加上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和革命阵营内部的妥协倾向，孙中山转向袁世凯屈服。辛亥革命后，列强支持代表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北洋军阀政权。先是支持袁世凯政权，袁死后又支持北洋军阀皖系、直系和奉系分别或联合建立的中央政权，始终敌视孙中山的革命政权，敌视他创建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孙中山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给予了坚决的回击，进行了护国战争，随后又开展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运动。在关余事件交涉中，孙中山对美国的信赖最深，而美国的态度却最为强悍。美、英、日、法、荷、葡等国军舰纷纷集结黄埔，准备以炫耀武力的方式来阻遏广州政府收回海关，其中以美舰最多，达6艘。1923年12月14日，列强17艘军舰驶入广州白鹅潭示威，对孙中山大元帅府构成直接的武力威胁。17日，孙中山发表《致美国国民书》，极为愤慨地说，中国革命党人曾热切期望有一位美国的拉法叶特来为中国的正义事业而战斗，但如今来的却是一位美国舰队司令，他率领远较他国更多的军舰，驶入中国领海，妄图压垮中国的共和国。19日，他又发表致美国政府的抗议电称：“我争应得关余，美舰压境独多，助恶长乱，深为公理惜。 ”孙中山对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政权表示了极大愤慨和对民主共和制度的力争。晚年，孙中山认为，法国和美国式的共和国都已经过时，只有俄国是新式的，认为苏俄实行的“人民独裁政体” ，要比欧美的“代议政体”改良得多。

（二）经济利益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经济利益表现在：要求拥有对外与其他国家能够进行平等互利的经济交往的权利，反对列强对中国的掠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大量开拓市场，各地区、各民族的来往日益密切。孙中山认识到了这种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他说：“交通既便，世界大同，已有中外一家之势。”因此，中国要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实行开放主义。孙中山的开放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全面开放。他主张利用外资、技术、设备、人才、方法，汲取有利于发展中国生产力的一切文明成果。他说：“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力，即借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借外国方法。”在他看来这才是发展中国的好办法。因此，他提出了借外债以兴实业的战略。第二，自主开放。为了保持在对外开放中的自主权，防止主权沉沦，他指出了必须遵循的原则：首先，保护领土，维护主权。他说：“开放门户，仍须保护主权”；其次，平等互利，双方受益。也就是双方均获利。孙中山反对列强掠夺中国的经济利益，在金佛郎案和关余事件中孙中山对列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孙中山在得知临时政府与法国公使就金佛法郎案件将进行磋商解决时，为维护国家权利和促使国民关注这一案件的进展，先后发表了两次宣言。在第二次宣言中，孙中山认为，在《庚子条约》中，对法国的赔款，并无纸佛郎和金佛郎的区别。至于其后佛郎价格跌落，完全是世界大战所致。而世界大战，又属于帝国主义国家相互斗争的结果，不是中国的责任。所以佛郎贬值，中国不能负连带责任。既然《庚子条约》中没有明确规定中国必须赔偿金佛郎，法国就不应该加重中国人民的负担，要求中国赔偿金佛郎。

孙中山认为，过去中国国民党曾因为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而遭受帝国主义的种种压迫和破坏。现在帝国主义毫无理由地任意加重中国人民的负担，曲解能够增加其利益的条款，将会直接导致中国将来的财政命脉为帝国主义所把持并使之枯竭。孙中山告诫国民要认清法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不要相信法国在得到满足后会为中国修改关税税则，提供方便的许诺。所谓关余问题，即关税抵债后余额的解付问题。中国海关的收入一直在英人总税务司的直接控制之下，每月的海关收入必须先扣除用以支付对外赔偿如庚子赔款及外债的部分，剩下的称为“关余”，向例是由税务司解付给中国政府。从1919年起，广州七总裁军政府分得关余的13．7％，由广州海关按月解付给军政府，共6次。但到1920年3月因军政府内部分裂而暂停解付。11月孙中山返回广州后，要求海关照旧解付，海关不予理睬。12月初，北京政府要求把全部关余解交给其财政部，英、美公使对此予以首肯。在各国政府的支持下，以英、美公使为首的外交团决定将原归广州军政府的13．7％的关余交给北京政府。10月，孙中山率粤军驱逐了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恢复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后，要求列强拨交关余。但公使团未接受这一要求。从1920年底到1924年，孙中山对列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民党一大闭会后，不久即有“收回海关运动”。在孙中山、国民党和广州革命政府的坚决斗争下，北京公使团被迫作出决定，将粤海关关余拨付广州政府用于治理西江，关余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国民党政纲要求审理包括赔款在内的外债，指出：“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僭窃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等借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当然，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外交行为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在发布的一些外交文告中申明：承认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与洋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偿还所欠外债，保护外国人在华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既得利益等等。他一方面极力谋求中国的政治独立，另一方面又幻想从帝国主义手中获取经济援助，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严重依赖思想。这就使他不得不在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甚至以牺牲主权为代价来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技术等。

（三）安全利益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安全利益就是维护中国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人民的生存、不受外来势力的控制和侵略。帝国主义是危害中国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中国人民的生存的罪魁祸首。但孙中山在其从事革命活动的早期曾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主张，在他看来，反对满清王朝是反帝、中国获得独立的根本途径，他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贫穷落后及分裂混乱的根源。对帝国主义本质缺乏认识，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中只有“驱逐靼虏，恢复中华”等“革命排满”内容，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孙中山还同样乐观地认为中国已是民主共和国家，可以据此重建平等的国际关系。所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建立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也只列出民权和民生两主义。革命斗争的屡屡受挫促使孙中山对中国国情重新认识和认真反思，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五四运动”时期，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也有了重大的改变。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充分暴露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欺凌弱小国家的本来面目，使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国人民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为契机，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中所表现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爱国精神无疑给予他强烈的震撼。因此，五四运动后孙中山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并对帝国主义侵略进行强烈抨击。特别是到了晚年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提高和飞跃，开始意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样，都是中国分裂的罪魁祸首，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更是中国分裂祸害的总根源。他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明确提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是中华民族自求勰放；二则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他指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帝国主义而已。” 1924年11月他在日本神户发表了《中国内乱之原因》的演说，指出：“我们中国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进行，做到彻底成功。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为什么军阀有这个大力量呢? 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说到和平统一，是我数年前发起的主张；不过那些军阀都不赞成，所以总是不能实行这种主张，这次我到北方去，能够做成和平统一，也未可知。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 ”在1924年的《北伐宣言》中，孙中山表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为中国的独立与自由而奋斗。他努力使中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追求各国平等共存于世界。他重视国家的主权问题，认为中国主权沦丧的祸根在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政纲，其中对外政策方面，就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外国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国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等等。取消所有侵害中国主权的条例，重新修订尊重双方主权的平等条约。此外，凡是自愿放弃一切特权的国家，及自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条约的国家，中国承认为最惠国。他指出，如不“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

三、国家目标及中国的国际地位

国家目标是根据国家利益所确定的国家在一个时期所要达到的目的、计划、愿望和要求。孙中山确定的国家目标具有层次性，最高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和平，增进人类的福祉；最低目标是争取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和支持，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主，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国家目标是相类似的。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对国家目标作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由此可见，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确定的国家目标具有层次性：最高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最低目标是保障中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始终将实现人类的和平作为自己追求的重要目标：他把“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福祉”规定为同盟会的对外纲领，将“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阐发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他主张用和平的外交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认为“凡国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目的，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于战争”。1925年2月，他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临终遗言，至死不忘促进中国独立、维护世界和平的大业。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两项目标：争取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和支持；设法使各国逐步废除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爆发后，英、美、日、俄、法等国虽然对于要不要采取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政策态度各异，但都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保守的、便于外国操纵的政府。列强还打算以承认为条件，换取新政府继续遵守不平等条约的保证，趁机从中国攫取更多权益。它们物色的人选是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位。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后，一直争取列强的承认。而列强对华政策的重点仍是维护中国的稳定和统一，视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孙中山为中国稳定和统一的障碍，因而不承认广州革命政权。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孙中山认为中国处于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地位。他品尝过近代中国毫无国际地位、任人宰割的滋味，说：“外人迭生苛例，闭门拒我？以吾人为亡国人，亡国人世界无位置也。 ”他反复论述中国处于“次殖民地地位”和“奴隶地位” ，其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指出，“中国之现状”是“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聚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 ”1924年从广东北上，孙中山多次谈话指出，革命以来迭次发生乱事，均因各国援助一派武人，逞其野心所致。“中国现在是作十几个国家的殖民地，有十几国的主人，我们是十几国的奴隶”。

在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是中国人民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我们要在总结和继承孙中山先生的外交遗产的基础上，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基点，以富强中国、提高民族素质为方法，以国际主义为视野，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国际战略，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集外集[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美]韦慕廷. 孙中山一壮志未酬的爱国者[M]. 杨慎之译.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

　　[3]张季良. 国际关系学概论[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4]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8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2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6]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A].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C].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7]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9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8]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11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9]孙中山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0]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1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4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傅启学. 中山思想本义[M]. 台北：台湾国父遗著研究会，1981。

　　[13]张其昀. 国父思想与德国文化[A]. 张其昀．中德文化论集，台北，1966。

作者简介：刘倬林，民革河南省委会宣传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