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缸泵漏电怎么办了:德与才的千年博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20:18:55

德与才的千年博弈

 

任何时期,德才兼备的人才总是极少数,而只具有某方面的“才能”或自身“德行”的人则并不少见。

纵观历史上对于官员的“德才之辩”,争论之声不绝于耳,仁智互见。德才兼备自然是最佳的选择,然而,德才兼备者的发现需要一定的过程和实践的考验,或者说这种人才极为难得。

 

才能与德行的使用,则必须视情势而定。人才的德才绩能,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的要求(至于具有才能和德行的人,能否在历史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还要根据当时的统治着是否使用有关)。根据中国历史的几千年实践,归纳起来,不外如下三种类型:

非常时期:在斗争形势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必须依靠人的特别才能方能够使己方在斗争中胜出,统治者一般以人的才能为主要条件进行任用,而对其德的要求则次之;如春秋时期的鲁国与齐国之战:鲁国处于明显的劣势,它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使用具有奇特能力的军事人才。因此,它选用了“杀妻求将”的吴起,而吴起则兼具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的才能,德行却很差;再如汉高祖刘邦,与项羽斗争的初期,在自己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下,此时他不但需要经济方面的人才,更需要军事和谋略上的人才。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启用了有“盗嫂”恶名的陈平充当谋士,陈平果然有很多奇迹妙招对刘邦很很大的帮助;刘邦还坚决拜韩信为大将,而对韩信游手好闲的流浪汉出身的污点并不理会。后来三国时期的曹操,鉴于斗争形势的需要,高举“唯才是举”的大旗,曹操的用人哲学是:“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麾下积聚了很多各类专门人才,为自己取得三国中最强的优势奠定了基础。

好转时期(过渡时期):当形势处于不大明朗时期,或当斗争形式行将发生决定性的变化时,这个时候最高统治者将选择德行突出、才能或稍差的官员出面来稳定大局,以图进行过渡;这个时期的典型例子就是萧何。萧何其人,雍容大度,善于团结人,不嫉贤妒能,他能够力荐韩信但当大将,让张良陈平随同刘邦南征北战,自己则默默无闻地稳定大后方,为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这种时期,德行,对于人才来说是最主要的。

假如此时再继续重用“专门人才”,就会造成人心涣散、混乱的局面,不利于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刘邦很快就以各种借口清洗了韩信等人,而继续重用萧何。

稳定时期:当政治经济处于大好形势时,统治者需要的理想官员是必须同时具备既能够继续稳定大好局面又有一定的开拓能力以推动大好形势的发展,即所谓德才兼备的人才。此时已经可以从容地考察和培养后备人才,使其达到德才兼备的标准。但是这种人才肯定不足,而且也不必强求所有的官员都能做到这样的高标准,可以考虑重要岗位必须保证留给德才兼备官员。其他岗位则可考虑在这样的官员直接领导下,有针对性选拔一些适宜或才能明显、或德行突出的官吏担当某一面的具体工作。

    这一时期的例子就不胜枚举,凡是取得历史正面肯定的统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大好局面,都不可能离开德才兼备官员的佐治。文景时期的“萧规曹随”,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无为而治”,“无为”本身就是一种统治智慧,再说,在无为的口号下推行的惠民政策使老百姓得到了“休息养生”的巨大好处。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司马光用人理论的现实意义

在宋朝时期,鉴于历史上的用人实践,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系统地分析了历代用人的特点后,得出了较为理性的认识,使“德才之辨”上升到理论的层面: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才德具亡谓之愚人。故曰: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愚者虽欲不善,然而,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博人,人得而制之。”

这是到目前为止,仍应该引以为鉴的用人辨识。因此,我们不能苛求所有官员都能够做到“德才兼备”,因为那毕竟只能是极少数的。但是,应该健全吏治法规,使一时难以辨认的“小人”、“愚人”在其暴露后,即进行惩处或使其进入“退出机制”,以便使重要岗位留给“圣人”或“君子”,因为,除了“圣人”之外,中国的各层次人才是绝对不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