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制度无论怎么调整,都不能彻底解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所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诛杀丞相胡惟庸后,干脆废除中书省,命六部直属皇帝,同时,将相权分给六部,朝廷的权力都集于皇帝一身,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顶峰。明成祖时,设立内阁,以内阁大学士负责批答奏章、草拟圣旨。其实,内阁大学士只是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其权力要比原来的丞相小得多,但世人一般把内阁大学士比作宰相。清朝初年,设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宏文院等三院,不久改为内阁,但也只能处理一般政务,军国大事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至雍正时,设立“军机处”,负责商议军国大计、草拟上谕,皇帝集权达到了极点。
皇权社会里,在某种程度上,宰相的作用甚至比天子更为重要,因为专制帝王虽然高高在上,大权在握,但宰相处在皇帝与各部门之间,在皇帝与各级官吏之间充当“桥梁”;同时,宰相又是道德和忠诚的象征,它是确保皇权不被滥用的一道防线、一种保证。所以,宰相必须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灵活的政治手腕,才能处理好朝廷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在皇权专制政体下,宰相与皇帝的关系至关重要,与王朝的兴衰存亡关系甚大,相权的消长可以说是观察历代政治得失的一个重要“指针”。政治的“秘诀”就是对权力进行互相制约,每一种权力都不能无限膨胀。中国古代皇权和相权什么时候实现了平衡,什么时候就能实现政治清明。
大一统的皇权国家体制下,皇帝用人,以权、术、势掌控大局;宰相主事,从各方面为皇帝效力。若论起才干,中国古代的皇帝大多属于二流甚至三流人才,而宰相则多为一流人才。作为皇帝,他们的心思主要用在坐稳龙椅,防止大臣(特别是宰相)谋反,保证政局稳定;而宰相的心思,主要是用来谋划国事。皇权与相权既相克相制,又相辅相成,皇帝与宰相因而构成了一对难解的“矛盾体”,这个矛盾贯穿于整个皇权专制国家的始终。所以,对宰相这个“二把手”,皇帝是时而相信,时而猜疑;反过来,宰相对皇帝倒是始终如一,有“反骨”的极少,多数是愚忠不改。
汉时萧何既精通法律,又很有经济头脑,善于调配钱粮,是历史上的名相。刘邦与萧何,一个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一个是行政部门的最高首脑,两人通力配合,使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政治清明,百姓乐业。虽然刘邦和萧何是多年的“老关系”,相处得比较融洽,但刘邦对萧何也难免猜忌,不太放心。当时,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淮南王英布举兵造反,刘邦命萧何留守京师,自己御驾亲征,去讨伐英布。可是,就在出征期间,刘邦不放心,几次派人打探萧何正在做什么。探来探去,也没发现这位萧宰相有什么“劣迹”,只听说他正在变卖家财,努力支援前线。本来,萧宰相做的是好事,但刘邦一听,却是脸色大变。不知怎么的,这件事被萧何的一位门客知道了,赶忙告诉萧何:“萧大人,您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现在,您功高盖世,又位居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民心归附;而皇上又远征在外,他能不起疑心吗?眼下,皇上多次派人打探您的情况,就是怕您功高震主啊!您为什么不做一些坏事情,比如广置田园、放高利贷,来让皇上放心呢?”于是,萧何便依计而行。果然,当刘邦得知一向清廉自守的萧何竟然也贪起“小便宜”来,才长出了一口气,原来他心中早就有一把“算盘”:只要萧何贪图小利,他就不会有什么政治野心。其实,在专制帝王的眼里,贪污腐败虽然可恶,但还不至于危及皇位,有政治野心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由此看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贪污腐败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些贪官污吏。在一定程度上,是皇帝怂恿(有时甚至是逼迫)官员们贪污,他们搞腐败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对于皇帝来说,官员贪污腐败固然不好,但也有一个莫大的好处:谁只要贪污,就在无形中将“把柄”交给皇帝了,一旦皇帝看他不顺眼,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置他。所以,在圣明的皇帝面前,本身手脚就不那么干净的群臣也只有俯首帖耳,皇帝的万里江山反而因腐败更牢固了。
萧何是大汉帝国的开国宰相,可谓劳苦功高,对刘邦更是忠心耿耿,即便如此,他还是遭到刘邦的猜忌,甚至下过大狱,坐过几天牢房。可悲的是,后世的帝王纷纷效仿刘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恶劣的传统:宰相要么故意装傻充愣,要么无所作为,二者必居其一,绝对没有“第三种选择”。总之,宰相的地位虽然崇高,是“二把手”,但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宰相与 “一把手”——皇帝之间却有天壤之别,实际上没有完整的人格可言,必须要看皇帝的眼色办事,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