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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中国历史（二六）：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没有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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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发明中国历史（二六）：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没有高尚

——中国政治是孔儒政治

——孔儒政治是卑鄙的政治

——孔儒学说灭绝了崇高

——孔儒政治摧毁了高尚

——孔儒的“王道”、“仁政”，全都是卑鄙的欺骗

——因为什么？因为孔儒的人性卑鄙、人格无能、人品无耻

——崇高、高尚的美感，惟一只来自对“人人平等”真理的信仰和追求

——老子《道德经》之中具有关于崇高精神情操和高尚社会政治的论述

——孔儒只有血统论的等级制的礼乐，孔儒政治只能卑鄙，绝对不可能高尚

黎 鸣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只有卑鄙，没有高尚，这是中国历史的千真万确的真实。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在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因为崇高几乎惟一地只来自信仰。人类历史上的真正的信仰只能有两种，一种是对超验的上帝的信仰，另一种即是对先验客观真理的信仰，前一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信仰，后一种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信仰，仅仅具有唯物主义，或完全只有经验主义的人们不会具有任何真正的信仰，他们的所谓信仰全都只能是现实中的利益，最多是披上了种种神圣的虚假信仰的外衣。

中国人从来的信仰，尤其是来自孔丘及其儒家的对于“天命”、“祖先”、“大人”、“圣人”、“多神”的信仰，就全都是上面所述的披上了种种神圣的虚假外衣的信仰，包括佛家、道家的信仰，也全都是“多神”的假信仰。在中国，自古以来，惟一真正具有信仰的人只有老子，他的对于“道”的信仰是深刻的先验客观的绝对的真信仰，可惜，老子没有传人，即使是打着“老庄”、“黄老”等招牌的所谓道家，以及把老子也看作是“神”（太上老君）的道教，实际上也全都与老子没有任何真正信仰精神传承上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几乎从来就没有任何人真正看懂了老子的《道德经》。既然连老子的《道德经》都不能看懂，自然就不可能认为他们真与老子会有任何信仰精神上的传承关系。

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真正信仰的民族。没有真正的信仰，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精神的崇高和政治的高尚。更具体言之，没有关于“人人平等”的社会真理信仰的民族，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任何真正崇高的精神，更不可能会具有高尚的政治。

高尚是什么？是一种只能来自崇高信仰的精神美感。中国人没有崇高的精神情操的信仰，所以中国人只能严重地匮乏美感的“高尚”，所以中国人的政治，没有可能“高尚”起来。

中国人虽然匮乏高尚的美感，但绝对不乏类似“高尚”美感的吹牛，以及附着于具体人的权威“高尚”的欺骗。最会吹牛的恰恰正就是历代中国的大儒，其中又最以孔丘、孟柯两位为甚。孔丘、孟柯真是中国人之中最能吹牛的先人。

例如孔丘说：“朝闻道，夕死可也。”（里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天生德于予，桓颓其如予何？”孔丘事实上所指称之“道”是“先王之道”，是“政道”，而根本就没有如同老子那样的涉及到宇宙本体的先验的规律、真理之道；孔丘的“仁”也远非超验精神的爱人，而是“克己复礼”，是对礼乐的遵行；孔丘的“德”更不是老子的超验理想的德，而是服从礼乐的经验的仁德，即使如此，孔丘上述的“大话”也足以成为大言不惭的吹牛了。孔丘不仅有貌似“高尚”的吹牛术，更有把历代开国君主奉为“圣人”的貌似“高尚”权威的附着术，所以，在孔丘的眼里，虽然没有高尚的精神情操，却有具体貌似“高尚”的“大人”，在他眼里，所有君主全都是高尚的“大人”，他更统称之为“圣人”。

又如孟柯同样大言不惭地吹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为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公孙丑章句下）。

宋代大儒张载的吹牛或许可以说是“顶破天”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今还有不少中国的文人，为张载的如此吹牛所深深感动。然而事实上，张载的这些说法，全都是经不起半点推敲的胡说。天地的“心”是什么？是万物的规律、真理、逻辑吗？不要说它不是，即使是，这些东西是人类能够主观地去“立”起来的吗？生民的“命”是什么？生民，也就是老百姓的命是他们自己的，儒家有什么资格和能耐可以去为之“立”命？儒家的往圣是谁？他们有什么“绝学”，他们有“学”吗？事实上我已经证明，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有资格称之为“学”的东西。为“万世开太平”就更是把牛皮吹破了。中国人不要说“万世”，仅仅两千多年，不过二十世，就全都被孔儒们坑了。中国的汉人们屡屡遭到外来少数民族的奸淫、凌辱、屠杀、奴役，从来就没有真正“太平”过。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孔儒才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如此的“吹牛”能够称之为“高尚”吗？绝对不能，骗人而已，为自己个人打扮化装而已。更实质的东西是，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全都是顽固的“人人不平等”的礼乐主义者，他们在大人、圣人面前是自认身份卑鄙的人，而他们在普通的老百姓们面前，他们却又是明显具有卑鄙情操的人，他们瞧不起小人。而正是这些人们，两千多年来始终都在控制着中国人的政治，请问，如此中国天下的政治能够“高尚”起来吗？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事实上也严重地证实，中国人的政治从来就是孔丘儒家的政治，所谓“半部《论语》治中国”，不要说半部，即使全部《论语》，他们也治不出一个高尚的中国政治来。真正的“高尚”政治来自哪里？来自全体中国人对于“人人平等”的真理的坚定的信念和顽强坚持的意志，来自全体国家公民对于公共认同的契约、宪法、法律的自觉的遵守，只有如此的政治才有可能成为真正高尚的政治。而两千多年来的中国，能够会有如此的政治吗？只要有孔丘及其儒家的始终被独尊的胡说八道，中国人的高尚的政治就永远地完蛋了。可以断然地认定，孔丘及其儒家的种种关于礼乐的邪说，才是真正彻底地灭绝了中国人的高尚政治情怀的最有害的祸害之源。

我可以预先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在中国，自古以来，惟一只有老子才真正提出过“契约论”和“法治论 ”的伟大的高尚的政治学说。如不相信，请看老子《道德经》中如下第79章的论述：“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策），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用今天的白话进行翻译，供参考如下：

“想要利用礼乐的办法，去和解彼此具有巨大怨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一定还会留下难解的余怨；而仅仅以个人之德，以个人的忍让，大度地去报答人们的怨恨，那又简直是不能行的，不仅不能为善，而且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不善，也即伤害。所以，真正的圣人，不主张人治，不主张由具有崇高权力的个人，仅仅利用权威去解决任何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问题，而是主张善意（吉事尚左）的法治，也即主张公认的契约之治，即不是简单地由个人出面去解决任何问题，去责备任何人。所以，真正良好的社会政治，也即具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德）的社会政治，必须是运用契约法律的公共权威来进行治理的政治，而只有丧失了公共的社会理想（德）的社会政治，才是不得已而去崇尚个人权威、个人智慧，而去搞个人私下计谋、策略的极坏的人治的政治。宇宙间的真理，包括社会的契约法律，是不论亲疏的，正义永远都只站在善人，也即永远服从契约法律的人们一边。”

这一段话，实际上是阐释了老子的社会“正义论”。正因为老子的学说具有“人人平等”的真理的信仰，又有服从真理的“正义”的论说，所以老子，才真正具有人类高尚的情操。令人非常遗憾，老子的高尚的精神情操，并没有在中国的历史之中获得公认，更没有可能获得真正历史的传承，中国人的传统，并不是老子的传统，而是孔丘及其儒家的丧失了人类高尚精神情操的卑鄙的传统。到头来，中国人惟一就只能拥有孔丘及其儒家的血统论的永远人人不平等的等级制的毫无任何高尚精神情操可言的极坏的，也即极卑鄙的政治传统。

事实是：如果没有高尚的政治，则必不可能会有和谐的经济，更必不可能会有自由的文化。换言之，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来的苦难，全都是来自孔丘及其儒家的政治的卑鄙。关于这个命题，我们留到后面的文章之中去继续进行讨论。（201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