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饰奢侈品牌:发明中国历史（二十）：中国人是真理面前的侏儒

发明中国历史（二十）：中国人是真理面前的侏儒

转载

文化

发明中国历史（二十）：中国人是真理面前的侏儒

          ——中国人搞学问，从来不问真理

          ——中国人心中只有权威，没有真理

          ——中国人的权威是暴力背景之下的垄断权力者，是尊尊，是长长

          ——真理面前的侏儒，其实就是孔儒

          ——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尊孔儒，所以中国人同样是真理面前的侏儒

          ——丧失了真理的中国人，即丧失了真善美的人类文明进步的能力

          ——为什么两千多年来，西方人有文明进步，中国人没有

          ——真理面前的侏儒，永远丧失了文明发展的“道”

          ——老子的“道”是真理之“道”

          ——很遗憾，老子的“道”没有成为中国人的“道”

          ——老子的“德”也没有成为中国人的“德”

          ——真实地讲，中国人跟随孔丘，早就是一个没有真道德的民族了

          ——没有道德其实就是没有真理，进而没有真实，没有真诚

          ——没有道德的民族也同样不可能会有真正的法律，特别是没有《宪法》的真实的价值

                            黎 鸣

在无论什么真理面前，例如无论在自然真理、社会真理，抑或心灵真理的面前，在世界上人类之中的中国人，在过去的几乎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全都只能在扮演着侏儒的角色。

为什么？因为在过去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之中，全都是一直由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在垄断着中国人的精神，而在这种人的精神被严重垄断的历史氛围之中的中国人，在真理面前要想不成为侏儒，事实上也是绝对和完全不可能的。

中国人搞学问，首先问的不是真理，而是问的谁是权威，首先是政治权力的权威，其次是家庭之中亲情的权威，再其次是“文化”的权威，其实就是儒家文人中的权威。这种搞学问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学儒家的必然的结果。

在儒家孔丘的眼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是最高的权威。如此的权威所掌握的不是真理，而是统治人的情感魅力。这种情感魅力不仅与真理无关，而是更与与真理完全背道而驰的暴力的拥有，拥有暴力者的血统，以及做人的谋略有关。中国的权威对于百姓的要求，也不是要求他们懂得真理，而是要求他们真正懂得权威的利害，暴力的利害，以及上智下愚的等级的利害。这样一来，巴结、讨好权威就是必然有利的，而相反，远离、冷淡权威则必然是有害的；而与此同时，真理，真理是什么，坚持真理能够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么？等等等等，这一切的问题全都与中国人完全无关。这种与真理完全无关的后果，即是中国人永远都只能让自己成为真理面前的小人，完全无知的人，如此中国人的“大名”，就是侏儒。其实，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之中的“孔儒”，就是不折不扣的侏儒，精神的侏儒，文化的侏儒、文明的侏儒。

中国人的“天下”延续了五千多年，尤其是最近的两千多年，靠的不是真理，而是权威的暴力，以及权威的欺骗的能力。中国人搞政治是如此，中国人搞学问也同样是如此。正是因此，中国人的学问家实际上绝对与真理无关，最明显的证据，即是传统了两千多年的儒学，根本就与真理无关，儒学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实际上全都是做人的谋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了菩萨说乱话，然后是使心眼，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中国人做人有原则吗？有，但有的不是“真善美”的原则，而是“亲尊长”的原则，而是“权钱名”的原则。

有一个历史之中最明显的证明，即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从来，甚至永远都出现不了一个能够真正称作思想家、哲学家的人物。为什么？因为思想家、哲学家的产生，绝对离不开对一切真理的追求，例如对自然真理——万物守恒、对社会真理——人人平等（平衡）和对心灵真理——自由的均衡，等等等等的孜孜不断的追求。请问，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之中，在偌大的中国，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么？没有，根本就不可能有。然而在先秦的时代倒是真出现过，谁？伟大的老子。关于老子，将是我今年特别的主题，我要让所有的中国人睁开你们的眼睛，请你们认真仔细地看看，在中国的历史上，究竟谁才是真正中华民族伟大的智者、伟大的“圣人”？！

无论阅读中国人的小说，看中国人的诗歌、文章，欣赏中国人的戏剧、影视，等等等等，从中全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人的言、行、思的方式，全都是来自孔丘儒家的传统的套路，亲亲尊尊长长。中国人为之上心的东西，则全都是只有权、钱、名的日用功利的东西，而根本就看不到任何关于真、善、美的理想的精神追求的东西，尤其是对于一切的真理，绝对是毫无兴趣，绝对是麻木不仁，如此的中国人，绝对是不折不扣的侏儒。中国人认为那些东西，全都应该是天上的神、佛、仙们管的事情，或者说得好听一点，那是永远不可知的“形上”的“道”，而“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

中国人只关心“形而下”的器，不关心“形而上”的道，也永远自认为形而上的“道”是不可穷究的，甚至是人类根本就不可能认识到的。尤其是中国儒家的文人们，他们在通通把老子《道德经》中的第一句读成了“道可道，非常道。”之后，中国人就更认为“道”不是人类说得清楚的了。“道”既然是一个作为人永远都说不清楚的东西，中国人何必还要去关心它、去说它呢？而到了孔丘及其儒家哪里，索性就把“道”更是演变成了历史上的“王者之道”，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的“圣人之道”，又从而更演变成了中国人经常说到的“王道”或“霸道”。如此的“王道”和“霸道”具有真正老子所指出的“自然之道”的“真理”的、“规律”的、“逻辑”的意义吗？丝毫都没有了，连“影子”都没有了。正因为孔丘及其儒家的“无道”，所以他们也根本就“无理”，尤其是无“真理”；由于如此历史的久而久之，就自然而然地也导致了中国人的永远的不知“真理”和永远地“不讲理”了，当然首先是中国的文人们，当官的、掌握权力的人们的不讲理。一个“不讲理”的社会，绝对是非常可怕的社会，绝对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社会。而孔丘正是要求人们永远地“畏惧”，畏惧“谁”？畏惧“天命、大人、圣人”。永远处于恐惧之中的中国人，只能永远地与“真理”渐行渐远，与“讲理”渐行渐远，也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渐行渐远。

然而，那个中国儒家文人们视之为永远不可说的“道”，恰恰正就是西方人始终都在追求的真理。西方人不仅追求去说真理，而且还追求去运用、去行真理，去实践真理，并还不断地去思考、去发现新的真理；如此的结果，西方人不仅发现了自然的真理，也发明了社会的真实（之理），更创造了心灵的真诚（之理）。这样一来，西方人的文明大大进步了，发展了、提高了，而相反，中国人的文明则完全停滞了、循环了、凝固了。停滞在哪里？循环在哪里？凝滞在哪里？正停滞、循环、凝滞在中国人愈来愈全都变成了在任何真理面前的侏儒，到头来，中国人全都习惯性地变成了真理面前的侏儒。而西方人则相反，他们始终让自己成为了真理面前的正常人，甚至更出现了许多能够发现真理、发明真实（之理）和创造真诚（之理）的精神上的巨人。

难道在真理面前，中国人就从来都不曾产生过巨人吗？不是的，很明显，伏羲、老子、墨子，尤其老子，就曾经是中华民族远古的追求真理的精神上的巨人，伟大的巨人。没有办法，也非常遗憾，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没有继承精神上的巨人，没有让老子的“道”真正成为中国人的“道”，更没有让老子的“德”成为中国人的“德”，而是一味只继承了真理面前的小人，完全无知的小人——完全在一切真理面前的侏儒的孔丘及其儒家，从而历代的中国人也不能不让自己同样成为了真理面前的侏儒。这种中国精神侏儒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甚至一直延续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因为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的中国人宁愿跟随孔丘这个真理面前的侏儒，而让自己也同样继续变成真理面前的侏儒。只能成为真理面前的侏儒的民族，将绝对只能是不讲理，也不懂得讲理的民族，而不讲理的民族，将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变得强大。这是因为，真正能够促使人类变得强大起来的东西是什么？正是真理的力量、符合真理的知识的力量，以及符合真理的人类真诚精神的力量。

按照老子的定义，没有真理其实就是没有道德，反过来也依然：没有道德即没有真理。中国人跟随孔丘及其儒家，早就已经是一个丧失了真理和真道德的民族了。正是因此，中国人也根本就不曾具有过人类真正的法律，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过《民法》，从来就没有过真正可能承认人人平等（真理）的《公民法》，而惟一只具有统治者单方面需要的《刑法》。为什么近代以来仿照西方人建立起来的中国《宪法》，根本就只是一本不起眼的废书，一本只能永远束之高阁的无用之书？原因正在于中国人根本就不相信任何真理，尤其包括人人平等的社会真理，所以他们也就根本不可能相信关于社会的真理之书——《宪法》的价值。不仅中国的老百姓不相信，中国的政府官员更不相信，包括中国的所谓“文人学者”们，也照样不相信。

中国人的《宪法》为什么没有用？根本的原因正就在这里：中国人是真理面前永远的侏儒。中国人不仅不追求真理，而且就是真理自己找上门来，他们也绝对会坚决地加以拒绝。为什么？因为他们永远是拒绝一切真理的孔丘儒家（奴家）的信徒，他们永远习惯了充当（孔儒所主张的）不平等制度之下的奴隶的生活和命运。

真理面前永远的侏儒，这就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这就是两千多年来永远崇拜孔丘及其儒家的中国人。到头来，今天的中国人还在照样崇拜孔丘及其儒家，谓予不信，请大家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国家博物馆门前自己去看一看，那是一个人性多么卑鄙、人格多么卑劣、人品多么丑陋的家伙，而中国人就是喜欢这种“家伙”！（20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