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艳乡村征服无底洞:发明中国历史（二九）：孔儒败坏了中国“人”的语言

发明中国历史（二九）：孔儒败坏了中国“人”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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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发明中国历史（二九）：孔儒败坏了中国“人”的语言

——儒经、《三字经》全都是人类思维的败坏经

——孔儒对于“善”字的双重曲解

——孔儒把人类的情感当成了“善”

——孔儒把人类的情感当成了思维的出发点

——真正的“善”是行为的有效、有利，是符合真知的行为

——历史上只有古希腊人正确地认识到了“善”——善就是真知识

——孔儒的“人性本善”错在哪里

——错在误置了善的位置—情感，更错在误置了思维逻辑的起点—情感

——正确的命题是：人性本真，正确的思维起点：真（理）

——只有真，才有善，有了善，才有美（然而中国人进行了完全相反的推理）

——在孔儒意识形态的垄断之下，中国人永远认识不到这一点

——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成为了一个不知真、不敢真、回避真的民族

——所以中国人也是一个只能有伪善和伪美的民族

——丧失了“真”的语言的民族，是只能说漂亮（美的）谎言的民族

——因此，中国人的语言成为了被孔儒永远严重败坏了的语言

——改造中国，首先必须改造中国的语言，首先必须厉行言论自由

——更必须首先杜绝孔儒错误的思维继续对中国语言的败坏

黎 鸣

当中国人从小就背诵《三字经》，把“人之初，性本善”牢牢地刻进了自己的大脑的同时，中国人的思维的错误就已经开始了。思维的错误是造成语言的错误，甚至是造成语言的灾难的源头。

什么是“善”？古希伯来人的理解，“善”是对上帝（真理）的信仰；古希腊人的理解，“善”是对真理、真实的求知；古中国人的理解，“善”是对孝慈、尊敬、悱恻等情感的修养。最后看来：

古希腊人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正打正着，即以善本身为“善”；

古希伯来人的理解错了一半，歪打正着，即以真为“善”，所谓“正着”是指，他们以真理的“善”为信仰，正确地走上了全息逻辑的“真”的起点之路，从而也能顺利地走向善； 

古中国人（主要指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的理解全错了，歪打不着，他们以情感的美为“善”，既错误地理解了“善”本身，更错误地把情感的“善”，其实应该是“美”当作了自己思维的起点，从而完全颠倒了全息逻辑（真—善—美）思维的顺序，其后果是严重的：中国人以美为善，而“美”却是孔儒的假美，是非常不真诚的完全外表美的“漂亮话”，以至得到的是伪善，更是永远地丧失了“真”，中国人终于成为了一个不敢真、不能真、不愿真的完全失去了“真”的民族。

如果不相信，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来验证一下：中国人在说真话吗？在公开的场合，基本上没有，或者说难有。例如中国“官办”的“媒体”天天都在说着“官话”，而“官话”全都是按照孔儒传统的“双隐”（为亲隐、为尊隐）原则说出来的几乎不能当真的“假话”。中国人直到今天也难以做到“言论自由”，为什么？那是因为中国人的“自由新闻法”永远难产，同样，中国人的“自由出版法”也非常难产，或许还应该包括“自由教育法”。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新闻”、中国的“出版”，也包括中国的“教育”，全都是按照孔儒的传统必须且只能严格地实行人治的“官办”。

很显然，凡是人治“官办”的东西都将不可能是“自由”的。为什么？因为只有“法治”的“法律”，进而完全拥护“人人平等”真理的《宪法》，才是真正人类（言论、行为、思想）“自由”的守护神。不“自由”，就将不可能“真”，而“真”是与“自由”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也是“自由”的先决条件。所以在中国，人们只能说：“不自由，毋宁伪。”，而不像在西方，人们可以说：“不自由，毋宁死。”为什么？因为孔儒教导出来的中国人永远都只能戴着“假面具”过着“不自由”的生活，而在这一点上与具有基督教和哲学传统的西方人截然不同，西方人的诗歌唱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因为西方人热爱自由，所以西方人可以直面“真理”、直面“真实”并同样直面“真情”。

在孔丘及其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中国人的思维是从情感出发的，但决不是从真正美的情感的本质——自由出发，因为孔儒的情感表白也是假的，是伪装的，是反自由的。最明显的是孔丘如下的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用白话来进行翻译，即是：思维开始于如同诗歌般的情感，然后在礼乐的基础上树立起来，最后在礼乐仪式的习俗之中获得成功。很明显，孔儒的思维即是从情感出发的，这与孔丘所提倡的“礼乐”，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是孟柯的“人性本善”，即以情感的“善”为人之“本”。什么是人之“本”？“本”即人的本体，也即人的一切言、行、思的出发点和永远的“载体”。很显然，正确的善原本应该是关于真实的知识，而真实的经验的知识却实际上始终都是处于人们的大量相对认识的矛盾之中；至于中国人把“善”理解为孝慈的情感，就更是错乱了。可以说，把相对知识的“善”作为人之“本”就已经不对了，就不要说更把情感的“善”还当作人之“本”，问题就更大了。事实上，按照全息逻辑的观点，人性之“本”只能是真，是真假的“真”。为什么？因为只有“真”才是绝对惟一不二的东西，而只有绝对惟一不二的东西，才有资格称作“本”。孟柯把“善”称作人之“本”，从逻辑的意义上就已经完全错了，然而孟柯更又继承了孔丘的传统，把情感的孝慈当作了“善”，这样一来，就更是造成了错上加错，形成双重的错误了。不仅错误地理解了“善”，更错误地把“善”当作了人之“本”，而取代了理应成为“本”的“真”。

中国人的思维惯性，完全是按照孔丘及其儒家的教导形成的，说到底，中国人的思维几乎全都是从（亲亲的）情感出发，然后按照礼乐的规定性顺延，而不是推理，最后在“尊尊”、“长长”的礼乐的仪式习俗的惯性之中获得“结果”。大家可以明显地看到，这完全是一种假思维、伪思维，根本就不是真思维。为什么？因为它完全回避了人性之本的“真”，更加上错误地理解了“善”，如此一来，一直到思维最后达到的结果，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美”，而是一种完全伪装的“善”和完全虚假的“美”。

孔丘及其儒家为什么最终也创立不了一种真正人类的学说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问题正出在他们的思维，全然丧失了最基本的逻辑，更不要说能够具有老子的全息的逻辑。我完全可以断言，整整两千多年来的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的所有的所谓的“著作”，全都是一锅稀里糊涂的浆糊。不要说过去的儒家、儒学，即使在当代形成的所谓的“第三代”的“新儒家”们的“儒学”，他们即使在受到了西方哲学、科学思维的影响之下，又何曾形成了自己的真正系统的“学说”呢？他们具有一套自己的观念的、概念的真正完整的系统

吗？这些所谓的“新儒家”们的观念的、概念的系统，其中具有严密的逻辑的关联吗？根本就没有，照样是一锅稀里糊涂的浆糊，如此而已。

两千多年来的孔儒的大量浆糊的观念和概念，彻底败坏了中国人的语言，当然，他们首先是败坏了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语言事实上也已经成为了“浆糊语言”，也即非常缺乏概念精确性的表达的语言，仅仅运用这种语言，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任何的哲学，当然更不可能形成任何的科学，甚至形成不了真正有价值的工程技术，乃至有思想的文学艺术。完全可以断言，直到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文化的西方化的态势之前，中国人的语言事实上早就已经完全丧失了有能力创造新文明的任何的价值了。简言之，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语言，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文明“不毛之地”的蛮荒的语言。这种语言的“蛮荒”性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最大的祸首，即是孔丘，以及其一代一代始终不断地霸占了中国人的意识精神领域的儒家的徒子徒孙们。

想要败坏一个民族，最方便的办法，即是彻底地败坏他们的语言，久而久之，即可败坏他们的心灵（大脑），以及他们的身体和手。人类之中的废物是如何形成的？首先即是垄断他们的语言，彻底地取消他们的自由言论的权利，严格地规定他们只能遵循某种错误的习惯方式，例如中国人的儒家的习惯方式，儒家的说话、做事、思考的习惯方式。可悲的中国人正是如此，从而使自己成为了直到20世纪之前，仍旧是世界上最愚昧的民族。现代的一些混帐王八蛋们起劲地诅咒五四运动、诅咒近代中国出现的思想先驱——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等等，他们还有自己的头脑吗？当他们还又要企图回归孔丘及其儒家的极其腐朽的意识形态之时，实质上他们本身就已经被自己的浆糊脑袋“僵死了”。

我亲爱的同胞们啦？我能够让你们的脑袋清醒过来吗？

很明显，想要改造中国，最重要的第一条，即是必须立即打开言路，立即实行全社会文化“媒体”的社会化、民营化，并立即对所有的文化（新闻、出版、教育、科研，等等等等）事业实行严格的“法治”，给予新闻、出版、教育，等等等等，以一切《宪法》所保证的“法治”的自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两千多年来被孔儒所败坏了的中国“人”的语言挽救回来，并及时地给予提高。（201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