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店服务员工作服:邓小平的思想方法：改革中的

 　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针对一些人关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一国两制”政策会不会变的担心，明确表示：“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接着，邓小平还说了一段富有哲理的话：

　　“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

　　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一个看待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同时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阐述得精辟透彻：大政策上的稳定，是一种“不变”，小政策上的调整是一种“变”；“变”是事物发展的常态，但是“变”中又有“不变”；“变”与“不变”取决于政策是否对头，人民是否拥护；关键看变好还是变坏，要向好的方向“求变”。看似简单平常的一段话，隽永深刻，令人回味。

　　邓小平的这番话，也可以看作是他提倡的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如何看待改革本身的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改革、主动“求变”呢？邓小平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原来的经济体制僵化，经济管理效率低下。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著名讲话中，他尖锐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自认为“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因此他毅然决然倡导改革，认为尽管这是一件大胆的事，也是一件冒风险的事，但却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

　　在邓小平看来，影响实行改革的主要障碍，来自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简单地说就是“怕变”、“担心变”，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新社会、新事物，本应当如恩格斯所说，“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然而在一些人的脑海中却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将社会主义当作某种固定程式，这样就在思想上僵化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之所以在提倡实事求是的同时强调解放思想，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破除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任何改革都无法进行，新的发展和进步也无从谈起。

将“主动求变”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思考，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同时还要进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不变”的；而实行改革必然要对某些具体制度上的薄弱环节或存在的弊端加以变革。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是“革命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这种“革命”绝不是要动摇和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恰恰相反，是通过革除具体制度中的妨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某些部分、某些环节与弊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优越性。那么为什么又把它叫做“革命性变革”，或者说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呢？因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生产，我们进行这场改革也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所以从解放生产力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它叫做“革命”。但它与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那种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从革命的转义上来说的。总之，这场改革必然生动地体现出“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邓小平不愧为辩证法大师。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运用得炉火纯青。在经济方面，他主张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搞活经济，这是“变”，但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不变”的；倡导创办经济特区，这是“变”，但兴办经济特区是为了通过采取灵活政策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它的性质仍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不变”的；主张允许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的发展，这是“变”，但同时强调保持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这是“不变”的；主张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变”，但强调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不变”的。在思想政治方面，他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不变”的，但提出要根据新情况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变”；他强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不变”的，但提出要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又是“变”，等等。

　　邓小平对“变”与“不变”的辩证法的运用，还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待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事物的态度上。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安徽芜湖一个个体户雇工经营“傻子瓜子”，走上了致富道路。当时有些人就认为不得了了，主张动他。邓小平则主张看一看，不要动。后来的实践证明，不动是对的，否则就不会有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邓小平眼光独到，高瞻远瞩。在他看来，雇工经营是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如果它一出来，不经过实践效果的检验，就马上加以制止，那谁还敢搞敢试啊？人们就会认为你允许搞个体私营经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变了。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改革过程中，要鼓励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要敢于试验，不要怕冒风险，出了问题抓紧解决就是了。如果一味求稳，谨小慎微，拒绝变化，那么我们就不会走出一条新路，我们的事业发展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关于改革中的“变”与“不变”问题的精辟论述，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思想、一种精神、一条方法。

　　一个思想，就是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又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全面生动地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社会主义改革是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和复兴之路，只有不断推进改革，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进行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在“变”，但所有的改革措施、所有的“变”，都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变得更健全完善，使社会主义事业更充满生机与活力。一句话，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和事业永远坚持发展下去。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

　　一种精神，就是要大力弘扬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实事求是精神。邓小平强调，改革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一刻放弃不得。我们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顺应时代前进的要求，倾听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的呼声，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该坚持的要坚持，该改的要改，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一条方法，就是要以唯物辩证的方法，看待和分析改革建设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对各种新事物，“不要拒绝变”，又要正确分析这些新事物的新变化，科学判断其性质和发展前途。对于好的进步的趋向，要鼓励其发展；对于不好的落后的趋向，则要加以遏制；对于一时判别不清的，可以允许试，看一段再说。这是一种既积极又稳妥的办法，有利于新生事物的成长，也有益于改革和建设的顺利发展。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做到了上述三点，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一定会不断夺取新的胜利；同时也一定会让马克思主义不断获得新的时代内涵，不断显示出其真理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