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娘 陆攻怎么锁:香港回归谈判中的邓小平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和英国在北京正式签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在此之前，邓小平与英国前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交锋。以下是那个重大事件的几位见证者的回忆述说，其史实的可信性是不言而喻的。
　　撒切尔夫人撰写回忆录说：邓小平非常执着务实
　　1982年9月2日，撒切尔夫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曾经被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和这位英国政坛的“铁娘子”碰面了。
　　对这次非同寻常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撒切尔夫人在她后来出版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中，以一种无奈的心情，追忆了谈判的全过程，表达了她对邓小平等中国决策人物的钦佩。
　　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说：“中方把主权问题看得很重，必须归还中国，因此我很失望。”
　　下面的文字是从《唐宁街的岁月》中摘译的：
　　1982年9月22日早晨，我在从东京飞赴北京时，一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承认英国与清政府1842年就香港岛签订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先决条件。我们事先也商量过了，决定把谈判立场建立在英国至少对一部分香港领土拥有主权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此立下脚，然后把主权让出，以换取对香港继续管治的权利。我曾经多次与政界和商界人士讨论过，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比较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但往谈判桌前一坐，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9月23日上午抵达北京，第二天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发表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我指出，中国关注的核心点既然是香港的主权与继续保持繁荣，那么如果我们突然宣布对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变，大量资金肯定会外流，香港的崩溃不可避免。所以，我们两国应把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放在首位，就未来的管治安排达成协议，如果这些安排能赢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国国会满意这些安排，我们再考虑主权问题。
　　我满以为这篇务实的言论会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我在最后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发表一篇内容不涉及承担责任的联合声明，宣布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然后再举行实质性会谈。
　　但我很快发现，我所有原来的估计都泡汤了。
　　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
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1983年1月28日早上，我们获悉中国建议在6月份单方面宣布他们对香港前途的方案。我认为如果谈判没有进展，不如尽早在香港推进民主进程，让香港人民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选定他们能接受的制度等等。但是，当时我的同事们对此都不感兴趣，我也一筹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这件事又于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3月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政府，信的内容比先前作了重大的让步。
　　尽管作了这次让步，却仍然没能动摇中国的立场，夏季的3轮会谈没有丝毫进展，9月22日和23日的会谈再次陷入僵局，这个信号导致了香港人心不稳，大量资金外流，港币汇价大跌。至此，我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周南回忆说：邓小平的魄力和胆识，终于瓦解了对手的恋战之心
　　周南于1982年曾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参加主持中英两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代表中国政府草签《中英联合声明》，之后仍然一直参与香港回归的事务，而且从1990年1月至1997年7月，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回顾香港问题解决的历程，周南强调指出，香港回归祖国，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是他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 ”的伟大构想。周南说，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按照这一构想来解决香港问题本来已经充分照顾了英国的利益，但英国对被它抢占和统治了一百多年的这块宝地却难舍难分。
　　周南回忆说，1982年9月底，撒切尔夫人带着英国刚刚战胜阿根廷保住了马尔维纳斯岛这块殖民地的余威来华访问。她的算盘不是将香港交还中国，而是要以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代替三个旧的不平等条约，即名义上将香港主权交给中国，换取中国同意英国继续长期统治香港，也就是“以主权换治权”。在此之前，她甚至还考虑过以军事手段对抗中国收复香港，考虑过使香港“独立”，变成“第二个新加坡”，或搞“国际共管”。“因此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势必上演。”
　　撒切尔夫人端出了以前订的三个条约，说它们在法律上是有效的，
你们中国方面不能单独毁约。面对气势汹汹的谈判对手，邓小平说道：“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就是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是不能谈判的。”
　　撒切尔夫人并不示弱，她又用威胁的语气讲，香港目前的繁荣是英国统治所带来的，如果没有英国的统治，就不会有香港的繁荣，那么你们就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她认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需要香港，没有香港的繁荣，你的“四化”就搞不成。
　　面对撒切尔夫人接连打出的王牌，桥牌技艺精湛的邓小平，在对峙中很快识破了对方的底牌，他针锋相对地回答道，首相夫人，你讲中国四个现代化，要建筑在香港繁荣的基础上，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如果中国是采取这样的方针，那我们就是错误，更何况，香港的繁荣并不取决于是不是由英国来统治，而是取决于香港回归之后，中央对香港实行的是否是正确的方针。这是一点，驳回了。第二针对她“灾难性后果”的说法，邓小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你所谓的灾难性后果，来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
　　周南回忆说，邓小平在谈判中多次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邓小平还进一步说：“ 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
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收回香港会像夫人说的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会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听完邓小平的严正陈述后，撒切尔夫人败下阵来。事后，她对英国代表团团长柯利达说，邓小平真是“毫不留情”。 　虽然在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谈中，邓小平毫不留情地给了对方“当头一棒”，但英方并没有死心，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继续就“主权换治权”等一系列涉及主权的问题与中方纠缠。
　　周南回忆，在耗时两年、多达22个回合的谈判过程中，英方多次企图修改协议文件中的内容，如把香港的“高度自治”改为“完全自治”或“最大限度的自治”，要求英国人员可以在未来特区政府中“担任文职中最高职位”等等。这些招数都被小平识破，并一一加以批驳。邓小平指示：“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让，更不要说是一寸。”
　　尔后英方又对中方在港驻军问题上百般阻挠。关键时刻，邓小平拍案而起：“为什么英国可以在香港驻军，香港回归后中国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驻军是主权的象征！如果这点权力都没有，还讲什么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态度不得不
软化下来。
　　周南感叹，真可谓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啊！
　　几番交锋过后，曾经在英国议会以强硬手段通过马岛之战议案的首相夫人，终于意识到强硬和恫吓对于眼前这位小个子巨人完全无济于事，于是，她转换了话题，开始在谈判的目的上做起文章。她提出，“这次谈判的题目，无非是一个归属问题”。
　　然而，邓小平马上针锋相对予以反驳：“我说是三个议程。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1997年以后的安排，就是我们中国收回主权之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就是制度问题了；第三个议程是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就是接收主权的条件。” 最后他还又很明确地说，中国政府如果到了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就是晚清政府，我们这些人就是李鸿章。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们这些人就是下台了，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
　　最厉害的是，到最后邓小平还讲了几句话：“我说，要不排除这个时候香港发生意外，香港发生动乱，如果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
　　周南回忆说： 什么叫做重新考虑收回的时间呢，那就是不一定等到1997年了，话没有说出来，但是意思包含在里面了。撒切尔夫人听懂了，听懂了
觉得受到很大的刺激，威风给打掉了。
　　当年的外电在评述这次会谈时说：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中寓针，撒切尔夫人尽管受丘吉尔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但在邓小平的面前，她毕竟还显得年轻了些……
　　周南感慨万千地说：“回顾那一段岁月，觉得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小平在关键时刻，抓住关键问题，做出了关键性的指示，从而保证了斗争的胜利。”
　　鲍威尔勋爵回忆时感叹：是邓小平的“狠”，开辟了香港回归之路
　　鲍威尔勋爵是英国上院议员，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撒切尔夫人外交与国防政策顾问。撒切尔夫人1982年访华就香港问题与邓小平会谈，以及1984年再度访华签署香港前途联合声明，他都现场参与了全过程。 　鲍威尔勋爵说：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都是钢铁制成的，谈判风格都非常强硬”。
　　鲍威尔回忆道，他第一次陪同撒切尔夫人见到邓小平时，对邓小平的印象就非常深刻，“感觉他身材很瘦小，但谈吐很敏捷，使我感到他精明过人，头脑清晰，很有主见，直言不讳。”鲍威尔说，“不久我便知道，眼前是一位相当有个性、对目标坚定不移的中国领导人。”他说：“邓小平先生在陈述自己想法时，非常坦率和直接，几乎完全
不管外交上谨慎圆滑那一套。就此而言，他和撒切尔夫人可谓棋逢对手，因为撒切尔夫人也同样直率。”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鲍威尔说，双方坐下之后，根本没有半句客套话，两位领导人很快便进入主题。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一定会在1997年收回香港，也不能接受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主张。话说得坚决而直截了当，那情景，简直就是告诉英方，中国政府主意已定，英国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可能。
　　撒切尔夫人也是一位很直接的人，鲍威尔说，“钢”与“铁”相遇，难免发生铿锵碰撞。鲍威尔回忆道，在1982年这次会谈中，邓小平与撒切尔的想法一再发生冲突。“当时，邓小平提醒撒切尔夫人，中国有权派军队武力收复香港。撒切尔夫人回答道：如果这样，将会导致香港的崩溃。邓小平则说：如果这样，我们会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
　　鲍威尔回忆说：“但是，正因为他们都是作风硬朗的谈判者，他们也都能够欣赏对方的权威，认识到对方的限度，所以才会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鲍威尔还回忆道：1982年中英两位领导人“会面没有多久，话题就进入讨论‘一国两制’，而不是相互争辩，更没有出现僵持的局面”。
　　鲍威尔
说，在这次会面之前，英国方面担心的是中国政府只是强调一定要收回香港，甚至会强硬地表示，只要需要，不排除武力收回香港的可能性。“然而，这不是邓小平的态度。他当时对撒切尔夫人说：”我们理解港人希望生活方式不变，而且，这种不变，还要有保证。关于这些，我们完全可以跟你们谈判。‘“鲍威尔进一步说：”这就是双方话题转到了探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原因。“
　　鲍威尔说，而达成协议的关键，则在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撒切尔夫人在会谈时，曾当面向邓小平称赞这一构想是“天才的创造”。
　　在鲍威尔看来，“一国两制”是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钥匙。“两种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可以在一个国家共存，这给予了香港人民在1997年之后继续维持其生活方式的保证；意味着最有才能的人也会继续留在香港，为香港未来的繁荣作贡献。没有‘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无疑仍会收回香港的主权，但可能继承的只是一个空壳。”
　　1984年，鲍威尔在中英签署香港前途联合声明的仪式上，再次见到了邓小平。他回忆说，当日签字仪式之后，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又一次会面。“我记得，正是在这次会面时，他们两人相约1997年香港再见，相约要到香港出席交接庆典
。”
　　“这次会面气氛可是与前一次完全不同了，两人兴致很高，领袖们的成功感可以从他们互相的祝贺中看得出来。”鲍威尔如此评价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1982年和1984年两次会面的差别。
　　鲍威尔说，很可惜，两人的承诺和意愿没能实现，邓小平没能活到1997年7月1日交接庆典的日子。但是，世人永远应该铭记和纪念这位“一国两制”创始人为香港顺利回归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