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英雄奖励:反腐倡廉是历代治国者关注的课题

反腐倡廉是历代治国者关注的课题

——学习《中国历代治国思想要览》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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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治国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中反腐倡廉又是历代有为的治国者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历史上一些有为的治国者关于反腐倡廉的精辟论述，至今读起来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天下之大害莫如贪”。这是历代有为的治国者对贪污腐败严重危害的认识。春秋明相管仲认为：“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宋人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序》中进一步解释道：“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清人唐甄在《潜书·富民》中则说得更清楚、更形象：“天下之大害莫如贪，该十百于重赋焉，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把贪官污吏的危害列在重赋、小偷、强盗、拦路抢劫、烧杀抢掠之上。可见他们对贪污腐败危害的严重性是有深刻认识的，对贪污腐败也是深恶痛绝的。

“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这是历史上一些有为的治国者对贪污腐败成因中主观原因的分析。贞观十六年，唐太宗李世民曾对侍臣说；“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戒”（唐·吴兢《贞观政要·论贪鄙》）。明太祖朱元璋在审讯兵部侍郎王志“为勾补逃军事”受脏二十二万的案件时，听到王志“财利迷其心，虽君亲亦忘之”，“臣临刑方觉，悔不及矣”的陈述，联想到一些罪犯“临刑赴法，才方神魂仓皇，仰天伏地，张目四顾，甚矣哉”的景象，感慨到：“呜呼！财利之迷人，非正人君子至贤之士，不可得而免矣”（《大浩初编·谕官无所非为第四十三》）。财迷心窍，不到死时难觉悟，看来是古今贪污腐败犯罪的主要原因。身陷囹圄，也是贪污腐败者难以避免的结局。

注重廉政教育，先教育后惩治，是历代有为治国者非常重视的做法。这一点从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论贪鄙》中可以看出唐太宗李世民平时经常对官员侍臣们谈及廉政问题，其中既分析贪污腐败成因，又晓以厉害。其谆谆教诲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如前所述，关于鱼鸟之喻的论述，就是对侍臣们的廉政教育。同时他还现身说法，把自己的所思所行讲给大臣们听，启发大臣们思考。如“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其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其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其用心之良苦，言辞之恳切，道理之深刻，可以想见。明太祖朱元璋的廉政教育更是到位，从他的《大诰初编·谕官无所非为第四十三》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对百官既有日常教育，又有任前教育，既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如“诸衙门官就任，朕尝开谕：无作非为，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以德助朕，为民造福，立名于天地间，千万年不朽，永为贤称。去后，曾几人依朕所谕？到任之际，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使怨者不伸，枉者不理，致使衔冤无诉。纵然欲诉，下情不能上达……朕尝开谕之际，甚是明白，往往不依朕言，反自取祸，……呜呼！免何难哉，其不用心尔。”其心情之急迫，期望之殷切，情绪之激动，不难看出。清圣祖康熙也曾要求官吏“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凡贪污属吏，先当训诫之，若始终不悛，乃纠劾可也。”（清·朱方增《从政观法录》卷七）

严于律己，严辞拒贿，是历代有为的治国者崇尚的做法。东汉贤臣杨震曾经推荐保举过不少贤才做官。一次他本人调迁赴任途中“道经昌邑，故所举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汉书·杨震传》）。有口皆碑的北宋清官包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醇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以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宋史·包拯传》）。可见他们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子孙的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他们能够如此，在于他们对送礼行贿者有着透彻的分析。明朝清官海瑞在《禁馈送告示》中说：“粮里长各色人等每每送薪送菜，禁不能止。穷诘所以，盖沿袭旧日风，今日视为常事。且尔等名为奉承官府，意实有所希求。谓之意有希求者，盖亿官府不宜反面，而今少献殷勤，他日禀公事、取私债、多科钱粮、占人便宜，得以肆行无忌也。”并明确宣布：“今后凡有送薪送菜入县门者，以财嘱论罪。”海瑞的一番分析和宣言，既指出了送礼行贿的根源，又表明了严词拒贿，严惩行贿的态度。如此律己、律人，腐败岂有不除，廉政岂有不兴之理？

治贪之道，必渐之以风，这是历代治国者有所作为的一条成功经验。他们都非常重视端本清源，养成良好风气。清代唐甄在《潜书·富民》中针对一贪一廉两种官吏在世俗中的影响进行分析，指出反贪倡廉的难度。强调“治贪之道，赏之不劝，杀之不畏，必渐之以风。”他说：“今之为吏者，一袭之裘，值二三百金，其他锦绣视此矣；优人之饰，必数千金，其他玩物视此矣；金盏、银罂、珠玉、珊瑚、奇巧之器，不可胜计。若是者，谓之能吏，市人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有为吏而廉者，出无舆、食无肉、衣无裘、谓之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形象而生动地描绘了社会上“笑廉不笑贪”的不正之风及反贪倡廉的难度。他还强调由于上行下效的缘故，要特别注重人君的表率作用。他说：“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于是官不扰民，民不伤财，……可使菽粟如水火，金钱如土壤，而天下大治。”康熙皇帝作为文治武功都有所建树的一代君主，也非常重视端本澄源，要求大臣为小臣之表率。《康熙实录》卷十九记载着他的一段上谕：“遍谕诸臣曰：朝廷致治，唯在端本清源，要求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之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尔忘私，小臣自有所顾畏，不敢妄行。”这里也强调了表率作用对风气养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