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元甲郑伊健云盘: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共始终不渝的治国方略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共始终不渝的治国方略

田居俭

（《北京党史》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新中国走过的60年，是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是在不平坦道路上勇往直前的60年。其间有凯歌行进的辉煌时期，也有曲折探索的徘徊时期。这60年的经验深刻而丰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记取，以便再接再厉，夺取更新更大的胜利。坚持、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重要内容。

一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始终不渝的治国方略。不论是变革生产关系的时期，还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时期，莫不如此。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并强调这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仅仅做了一件事”。①笔者理解，这“一件事”，就是发动和领导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探索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这个“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后来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按照这个“公式”建立的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职能，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各项任务（如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等），并适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57年2月，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发挥人民民主专政职能和怎样实施民主与专政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②借用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简要概括，就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③

1979年3月，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并实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针对党内外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强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④随后，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一项重要内容，载入了党章和宪法。笔者理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与通常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内涵是一致的。

江泽民在继往开来的世纪之交，为把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同样强调指出：“我们很多同志，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比较重视，但对社会主义政权的专政职能，认识就不那么清楚了，在工作中注意得不够，抓得也不够。总觉得现在还讲专政，是不是过时了？这种想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同时，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从本质上说，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由国家机构来行使专政的职能，两者是统一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对国际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对敌对分子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分裂活动，对暴力恐怖活动，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对残害生命和国家政权的邪教，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腐败现象等，我们必须依法坚决予以防范和打击，用人民民主专政来维护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要理直气壮。我们社会主义政权的专政力量不但不能削弱，还要加强。”⑤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重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要坚持把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⑥同年12月，他在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的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

60年来，尽管国内外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时代赋予中国的历史使命也在发生变化，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却始终如一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治国方略，根本原因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基础上的国体，经过实践检验，符合中国国情，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中国富民强国的“政治方向”、“政治保障”和“政治基石”，赢得了中国人民的选择和认可。

二

为了实现这个治国方略，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提出了“以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奋斗目标，带领中国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前仆后继地浴血奋战了整整28年。事实说明，这个治国方略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即“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语）决定的。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特别是斗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态势，更加重了这种残酷性。下面列举的血染的数字可以为证。

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背叛国共两党联合领导的国民革命，在北伐战争中制造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一切革命者，尤其是共产党人。一年多的时间，共杀害31万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6万多人。⑦

1934年，由于党内主要领导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命令中央根据地红军死守硬拚，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率领中央红军从赣南向湘西转移，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蒋介石集团凭借湘江天险，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湘江一战，红军牺牲5．6万人，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在十年土地革命特别是长征过程中，各根据地人民也是牺牲巨大。以江西瑞金为例，全县人口24万，有4．9万人参加红军，3．1万人参加长征，途中牺牲1万人。

在8年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共作战125万次，以伤亡61万多人的代价，抗击了58％~75％的日军和100％的伪军。同时，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挑动的军事磨擦也付出了血的代价。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是怵目惊心的一例。1941年1月，驻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多人，奉命从安徽云岭向长江以北转移，途经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国民党重兵包围，经过七昼夜血战，除2000人突围以外，其余7000人大都牺牲。

在“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决战的三年解放战争中，有26万人民解放军献出了生命。其中，敲响蒋家王朝丧钟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是以6．9万人的伤亡代价取胜的，淮海战役是以13．3万人的伤亡代价取胜的。进军江南、解放南京的渡江战役，也是以6万人的伤亡代价取胜的。

据民政部不完全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在战场和刑场以及其他场合的革命先烈约2000万人。有姓有名可考、收入各级政府编写的《烈士英名录》者只有176万余人。⑧绝大多数烈士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未能留下姓名，成为后人无法考证的无名英雄。他们是为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牺牲的，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只有铭记他们，才能珍惜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真正理解陈云何以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发出令人振聋发聩的声音：“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⑨

（责任编辑：王新玲）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共始终不渝的治国方略 (2)

田居俭

三

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推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治国方略由来已久。远在领导人民为“重建国家”浴血奋斗的同时，就思考夺取政权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采用什么方式管理国家，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以前，已在各个革命时期的根据地艰辛探索了整整28年。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的“工农武装割据”，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他们有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和地方的政治事务”，“掌握政权的管理”。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⑩大会还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红军问题决议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等重要文献。通过选举产生了由63人组成的最高政权机关，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同时组织了处理日常事务的人民委员会，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兼任主席。

这些探索说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初具国家规模，尽管它“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11}，但它对国体、政体的构想与实施，为后来建立和建设新型的人民政权开了先河。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联合国民党和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又主动调整“重建国家”的政策。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以便“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12}1936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进一步提出：把建立“人民共和国”改为建立“民主共和国”。随后，从1937年2月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具体落实。按照《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不分阶级、党派、宗教、民族、性别等实行民主选举，自下而上地产生了乡、区、县三级议会（后改为参议会）和政府。年底，各地完成了边区议会选举，共选出500多名议员。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边区议会未能按时召开。当时，边区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乡长、区长、县长、边区主席，由各级议会选举”，“各级政府直接对各级议会负责”。{13}陕甘宁边区关于政权性质和构成形式的探索，体现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特色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参议会制度，为后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种国家制度，“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14}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继续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只是由于蒋介石集团顽固与人民为敌，才被排除在外。1947年10月，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起草的政治宣言中首次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再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和支持。经过充分准备，1949年9月21日，召开了筹划立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这次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它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15}这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出了第一届国家领导成员，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这次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艰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国体和政体，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终于从局部推向全国，开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

四

60年前，毛泽东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6}从1949年开始恢复国民经济，到1952年胜利完成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过五个五年计划，到1978年，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更是新兴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尽管其间出现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类失误，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仍为6．2％，工业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1．2％。{17}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发展速度更快。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已达9．8％。60年来，工农业主要产品，钢由1949年的16万吨增至2008年的50091．5万吨；煤由1949年的3200万吨增至2008年的27．93亿吨；粮食由1949年的11318万吨增至2008年的52850万吨；棉花由1952年的44．4万吨增至2008年的750万吨。{18}60年来，新中国之所以能经得起国内外政治风波和经济风险等诸多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治国方略，不断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在世界和中国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的大环境下，始终保持社会大局的稳定。正如江泽民强调的：“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识。”{19}

当前，我们正在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但是，正如中共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的：“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20}尽管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但也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远的不说，国内有2008年拉萨的“3?14”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的“7?5”打砸抢烧事件等。国际有西方国家政要频频接见以达赖为首的“藏独”势力和以热比娅为首的“疆独”势力头面人物，唆使他们制造分裂和恐怖活动；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2001年美国军用侦察机在中国东南海域上空撞毁中国战机；近年还有一些国家的军舰出没南沙群岛水域，觊觎中国领土等。上述事实从反面提醒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治国方略，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如同布帛菽粟一样，须臾不可离开。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保持清醒头脑，充分估计前进路上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万不可削弱和淡化它。

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一方面要加强民主，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法治，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矛盾，及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警惕和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有效应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国家长治久安。历史将继续证明，只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治国方略，不动摇、不懈怠，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就能披荆斩棘，再创辉煌，到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2049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①{1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67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208页。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4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页。

⑤《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222～223页。

⑥{20}《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0页。

⑦《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本节所引数字均出自该书，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⑧《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3月31日。

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2～773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10页。

{13}《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编》，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3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6～1057页。

{1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17}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14页。

{18}以上所引2008年数字均据国家统计局公报，见2009年2月27日《人民日报》。

{19}《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页。

（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责任编辑：王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