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益兴四合院中介:黄进发同志在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专题辅导报告会上的讲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5:36:11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大政治责任。最近市县两级都在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我想能不能围绕这么一个总体目标与要求来努力,概括说叫“四个提升”:(1)提升认识,就是要切实增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确保思想上、行动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提升责任,就是要充分理解领会纪检监察工作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职责,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负责、敢于问责,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纪律保证;(3)提升水平,就是要自觉地运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自觉地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指导工作;(4)提升形象,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始终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围绕这“四个提升”,今天结合个人的体会,和大家交流三个问题:(1)如何在把握当前形势中准确站位;(2)如何在服务发展中体现作为;(3)如何在推进工作中力求实效。

一、在把握形势中准确站位

这里重点谈谈经济、社会以及反腐倡廉所面临的形势。

(一)就经济形势看。总的是两句话:既有压力,也有机遇。压力来自于五个方面:一是资源相对贫乏。我市人均土地面积只相当于全省的1/3,人均耕地面积仅为全省的3/5,人均水资源为全省的1/3;适宜用于开发建设的土地不足20万亩;特别是在秀屿港区一带,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发展临港工业面临土地储备不足、征地费用过高的问题。二是经济总量不大。这几年我市GDP增幅虽然年均在15%左右,但从我市经济总量在全省占比看,总体上还比较靠后;在海峡西岸经济区所涉及的20个城市中(包括广东、浙江、江西的部分城市),2008年我市GDP排13位,财政收入排15位,总体实力只处于中等偏下位置。三是与省内其他设区市差距较大。从GDP看,与“第一层面”的“福、厦、漳、泉”比,我们的差距明显;与“第二层面”的龙岩、三明比,同样也存在差距,这种局面需要改变。四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我市的产业结构,目前主要以轻工业为主。这种工业体系,往往难于支撑起加速增长的要求。同时现有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部件制造以及劳动密集的装配环节,这样的项目往往占地面积大,投入产出比率低。同时,我市支撑型的龙头项目不多,去年纳税上亿元的只有四家。五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从经济指标看,金融危机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很大,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还没有有效启动,今年要全面完成经济增长“十百千”的奋斗目标,任务相当艰巨。当前我们也面临机遇。最大的机遇,来自于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的出台。这个《意见》,它带来的机遇体现在两个层面。就宏观层面看,(1)使海西战略由区域性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在政策、资金、项目布点等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2)使我们获得更多先行先试的空间,除了《意见》明确支持的几个领域外,还可以在“法无禁止”的更多领域获得先行先试的空间。就微观层面看,《意见》至少将带来五个方面的重大机遇:(1)有利于深化莆台经贸合作,这方面我市的区位优势突出,“大三通”后莆台之间快轮只需4个多小时;(2)有利于先行先试对台的一些“特殊政策”,包括经贸自由化与一体化,产业对接合作,金融合作等,都有很大的运作空间;(3)有利于打造海陆空一体的交通枢纽,包括机场、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4)有利于壮大产业集群,包括石化、机械制造、电子信息、能源等产业,都可以借助这个机遇进一步做强做大,改变原来以轻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5)有利于做大做强旅游经济,这一块我们的资源也有不少,包括湄洲岛、九鲤湖、南少林等,现在关键在于整合,在于包装,在于策划,把这些分散的资源做强做大,做成品牌。我想只要能够充分抓住这个机遇,莆田的发展就一定会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有大的跃升。

(二)就社会形势看。今年国家重大活动多,敏感节点也多,同时今年又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各种矛盾容易碰头叠加,社会形势严峻,维稳任务十分艰巨。就全国的情况来看,目前有几个问题比较突出:(1)社会矛盾增多。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发展不平衡和利益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历史遗留的和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因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劳动争议、医患矛盾等问题而发生的社会利益矛盾增多,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去年其他地方发生的几起群体性事件,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些事件共同的特点,就是事情由偶然意外事件引发,蔓延速度很快,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事件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往往是为了发泄对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的不满。如何应对这类问题,已经成为考验各级各部门执政能力的一个新课题。(2)收入分配不合理,差距在进一步拉大。近十几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当前经济增长面临下滑过快的风险,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消费能力和水平,进而拉动内需,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在全国综合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在非农从业人员中,被调查者个人月收入(工薪收入与经营收入之和)差距明显有所扩大:收入水平最高20%被调查者的收入份额,是最低20%被调查者的收入份额的18.7倍。这种局面不调整,不满情绪、对抗情绪会进一步蔓延。(3)就业人口仍处于增长高峰期,就业压力更加突出。今年大学毕业生有700万,还有2000万的农民工等待就业,保就业任务艰巨,不管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还是扩内需,首先都要保就业。就业率低,群众没有收入,消费就没法拉动,“三保”也无从谈起。特别是对农民工来讲,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城市化的生活,尤其是 “80后”的二代农民工,他们的期望值比父辈高,忍耐力却比父辈低,留在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据重庆在一些劳务输出大县的调查表明,有近80%的返乡农民工表示,不愿意留在农村,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呆在城市。这些人如果长期找不到工作,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4)改革渐入深水区,压力和阻力都在加大。目前改革所面临的课题,大部分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里面最突出的有三个:一是行政管理改革和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它要求政府让渡更多的直接配置资源的权力,要求一些国有垄断企业放弃垄断地位;二是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它要求城镇居民让渡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对优越地位,要求“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三是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则意味着更多的竞争者,更加激烈的竞争。这三方面都需要既得利益的一方让渡部分既得利益,这需要一个协调和博弈的过程,压力和阻力都很大。就我市的情况看,形势也不容乐观。目前社会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维稳形势不容乐观,征地拆迁、安全生产、资金发放、住房安置、涉法涉诉等方面存在许多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隐患。经济连着民生,经济也连着稳定,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一点点小事都可能引发大的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中央去年以来特别加强县级机关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大规模调训,包括县委书记、纪委书记、公检法三长、国土局长培训班,预防群体性事件、“维稳”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我们也要倍加关注、认真履职、全力做好:①对群众诉求要有高度的敏感性,业务内信访问题要主动提前介入,特别是对那些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更要抓紧妥善处理,一定不要等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了才去调查,一定要确保群众合理诉求不在我们手里拖成“老大难”问题,甚至拖成“群体性事件”;②对因党员干部失职、渎职或因信访处理不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一定要严肃查处,严肃追究当事人责任;③对群体性事件背后隐藏的腐败问题,一定要注意从快、从严查结。

(三)就反腐倡廉形势看。总的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成效明显,二是依然严峻。成效明显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力,这些年来不管是查办案件、纠风治乱、廉洁自律、行政监察,不管是全国还是我市,力度都前所未有。二是有序,这主要表现为反腐倡廉工作已经逐步走上了依纪依法、制度规范的道路。就今年一年,中央纪委就将起草、修订出台16件反腐法规,其中《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三项法规经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三是有效。包括腐败分子的查处,群众关注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改革措施的推进和落实,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完善,等等,这些年来反腐倡廉的成效是为各界所广泛认可的。国际透明组织的数据显示,1995年我国政府清廉指数仅为2.16,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清廉指数一直保持在3.2到3.5之间。我国成为全世界清廉指数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这说明反腐倡廉总体上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消极腐败现象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就全国情况看,腐败现象在一些地区、一些单位、一些领域还呈现易发多发态势,困扰反腐败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廉政瞭望》根据随机调查,列举了当前反腐败面临的10大难题。包括:“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各类潜规则盛行,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买官卖官现象突出,用人腐败问题突出;一些领导干部偏好“政绩工程”,权力寻租问题随之衍生;特殊利益集团腐败问题;司法腐败问题;廉洁自律问题;公款消费问题;评比达标表彰等形式主义泛滥问题;官员权大于法问题等。这十个问题,分析的不一定全对,但它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反腐倡廉面临的严峻形势,对我们的工作有启发。就我市情况看,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存在外,还有机关“中梗阻”问题,招投标特别是标后监管问题,征地拆迁中虚报瞒报问题,套取、挪用、截留各类专项资金问题,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多发高发问题,中介机构成为“腐败中介”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从去年以来查办案件的情况看,腐败现象在以下三方面相对比较集中:(1)与市场联系比较密切的行政部门特别是监管部门,如土地、建设、规划、环保等部门,这些领域的腐败现象突出表现为一些干部利用审批权、资金申报权等,或设置障碍谋取私利,或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利益,也就是平常说的“中梗阻”问题,这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2)司法和执法领域,这个领域的腐败现象突出表现为一些干部利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空间,拿原则作交易,搞权力寻租。如去年查处的环保系统系列案件,今年查处的法院系统系列案件。(3)农村基层,包括县区的涉农部门、乡镇基层以及村组织,这一块涉及面很广,腐败现象表现形式多样,直接侵害或损害农民利益。这些问题不解决,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就不可能进一步好转,海西战略再好,也会被消解掉。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平常强调保驾护航是一种神圣使命,一点也不为过。

二、在服务大局中体现作为

当前的大局,重点就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落实这“三保”,纪检监察机关的切入点在哪?我想一个是发展环境的优化,这是保增长的基础性工作;一个是政令的畅通,政令不畅,很多工作就无法落实;还有一个是民生工作,抓好了民生,也就抓好了稳定。所以这里围绕“三保”,着重讲讲优化环境、政令畅通和民生民心三个问题。

(一)优化发展环境。环境是一个地区的一张名片,也是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在这两年的纪委全会工作报告里面,我们都提出要把优化环境作为服务发展的抓手,提出要在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宽松和谐的创业环境四个方面取得实效,并相继开展了优化环境专项督导、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开发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深入推进办事公开、加强招投标监管和制度建设等工作。特别是查办了一批损害发展环境的案件,包括环保系统案件,法院系统案件,土地系统案件,还包括一些机关中层干部的“中梗阻”案件,群众反响很好。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发展环境确实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加以重视。现在海西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莆田能不能趁势而上,借机追赶,能不能成为承接台湾产业转移的一块“洼地”,能不能成为对台合作交流的试验区甚至示范区,都和我们的环境建设有密切的关联。优化环境必须持续抓、持之以恒抓,通过几年的努力,必定有明显的成效。

(二)保证政令畅通。从平常的信访和检查中,我认为目前我市各级机关在落实决策部署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就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来看,保证政令畅通要重点抓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去年以来,中央和省、市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保证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是否全面落实,直接关系到保增长目标能否落实,也关系今后的发展。所以今年保证政令畅通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注意加强对扩内需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检查,防止被截留、挪用。上次会议我也提到过,今年这些资金不同往年,它下得快、要求用得也快,所以对于资金有没有被挪用,有没有被截留,有没有弄虚作假,有没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违反规定,都需要加强监督,一旦发现,要从严查处。从近段时间看,有些基层单位在这方面已经出现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海西《意见》已经出台,后续有很多配套措施将陆续跟进,包括国家部委的优惠政策,包括省里正在考虑制定的《实施意见》,包括市委的具体《实施办法》,都将陆续推出,我们要加强对这些政策、意见、办法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这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责任和使命所在。最近,市纪委正在考虑制定服务海西和港城建设的具体意见,以统一大家的思想和行动,争取在这一轮机遇中我们纪检监察系统能有更大的作为。

(三)着力民生民心。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发展为了民生,稳定也是为了民生。年初市纪委全会就特别强调,越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越要倍加注意增强关注民生的敏感性,越要倍加注意规范各类惠民利民资金的管理使用,越要倍加注意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从社会舆论可以感觉到,在公务员队伍当中,我们这支队伍在群众中被寄予了较高的期望。从去年查处环保系统案件,电力系统案件,再到今年的法院系统案件,以及最近的冒领私分国家建设资金案件,群众的反响很好。我们查处这些案件,是对民心最直接的回应。其实不仅是查案,我们的很多工作,都和民生直接相连。比如纠风工作,从市纪委的情况看,这几年每年解决的纠风个案都在400个左右,这些问题往往都是老大难问题,有的群众跑了很多部门都没办法解决,最后我们出面协调解决了。这两年我们在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上下这么大的功夫,逐渐构建起了“声、屏、报、网、点”五位一体的网络,目的就在于方便不同群体的诉求,让群众的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比如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建设,我们抓这项工作,可以说是抓到点子上去了,政府也很支持。这两年财政非常紧张,还是挤出了300多万元用于系统建设,这是因为审批是政府形象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很多群众就是从这里感受政府的形象、办事的效率,如果审批还是像以前那样吃拿卡要,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就会受到怀疑。还比如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这两年我们注意从加强“三资”监管入手,加大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力度。去年开展了“访民察廉百村行”活动,这应该是近年来规模最大、成效较明显的一次“干群互动”,很受群众欢迎。这一块工作,去年只是开了一个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面县区是关键,大家要进一步重视,找出一些好的载体,持续深入地抓下去。从总体上说,做好民生民心工作,应该着力抓好四点:(1)要保证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的畅通,让群众投诉有门;(2)要加强专项检查,确保各项惠民政策的落实;(3)要加大案件查处力度,特别要重视查办贪污、挪用、截留强农惠农资金和征地补偿款的案件,侵占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的案件,涉及加重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因失职渎职而导致群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案件,对这些案件,要坚持从快查处、从严查处、从重查处,决不姑息;(4)要注意长效机制建设,查究问题之后还要考虑建立防范类似问题重复发生的有效机制。

三、在推进工作中力求实效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最终要体现在工作上,在推进工作中有效作为、体现成效。这方面我想应该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把握执纪规律。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我认为就是要把握规律、尊重规律、遵循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同样执纪监督也有尊重和遵循规律的问题。比如,在反腐败的目标设定上,我们经历了一个从“五年内实现党风根本好转”到“未来一个时期内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的调整过程。提出“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目标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有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估计不足的倾向。十三大以后,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的认识逐渐清醒,目标也更加符合实际。虽然十三大提出要“清除党内腐败现象”,但同时也看到了“党内不正之风仍然严重存在,甚至此伏彼起,纠而复生”的状况,提出“端正党风的工作带有长期性”。十四大则进一步提出“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十五大设定的目标是“力争在今后五年内使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特别是在2008年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了反腐败的科学目标定位,即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把中国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显然,这种目标设定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是因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多发、易发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是一个科学的目标,也是一个合乎规律的目标。学者胡鞍钢认为,“腐败存在的历史和人类社会一样长,在反腐败方面,最高的期望是腐败能够被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之内”;反腐败工作并不只是局限在腐败本身,也不能把目标定位为“实现百分之百的清廉或一劳永逸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应该着眼于“提高政府整体的诚实和廉洁程度”,从而建立一个“更加有效、公平和高效的政府”,这种推定和中央的决策是吻合的。又比如,在“惩治腐败”和“预防腐败”两个手段的运用上,我们经历了从“侧重惩治遏制”到“逐步加大源头治理力度”再到“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调整过程,并已经逐步向“更加注重预防”的方向发展。十四大后,中央纪委提出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认真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任务,这种格局侧重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十五大以后,中央逐步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力度,反腐败斗争逐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轨道上来。这个过程,它实现了反腐倡廉在五个方面的转变:(1)实现了由“惩治是政绩”向“惩治和预防都是政绩”的观念转变;(2)实现了由“被动防御”向“主动应对”的格局转变;(3)实现了由“关注违纪个案”向“关注深层原因”的视觉转变;(4)实现了由“重视事后惩戒”向“重视事前事中预防”的途径转变;(5)实现了由“三项工作格局”单线治理向“六项基本任务”综合施策的方法转变。这“五个转变”,说明我们党对反腐倡廉工作规律的认识在逐步深化。再比如,在预防腐败工作方面,我们经历了由注重对深化改革、加强监督等预防方法的探究,逐步向注重研究“预防什么”、“怎么预防”、“由谁预防”等综合体系的构建转变,特别是在“预防什么”这个问题上,我省已经初步梳理出了“规范权力运行、健全市场机制、完善中介组织”这三项基本任务,可以说是找到了“射箭的靶心”、“下药的病灶”。现阶段腐败的表现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一些党员干部利用公共权力干预市场,搞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这是腐败的一个主要方面;还有一些中介机构通过公共权力,与市场主体结盟,搞不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这也是近年来日益突出的一个问题。可以说抓住了这“三项基本任务”,也就抓住了预防腐败的“牛鼻子”;解决了权力运行、市场运作、中介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划清政府、市场和中介的边界,也就解决了预防腐败工作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上述这些调整,就是反腐倡廉工作探求规律、适应规律、遵循规律的具体体现。这是从宏观方面而言。从微观方面看,我们的每一项工作也都要按规律办事,包括教育、制度、监督等方面的工作,也都有一个探究规律、遵循规律的问题。

(二)树立科学理念。近年来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我们一直在强调要转变观念,确立新的理念。特别是十七大以后,中央明确提出要在保持惩治腐败工作力度的同时,做到“三个更加”,并把反腐倡廉提升为党的五大建设之一。从“工作”到“建设”,内涵发生了重大转变,意味着反腐倡廉首先是一项建设性的任务,而不仅仅只是惩治腐败。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强调要牢固树立“查实问题是成绩、澄清问题也是成绩”,“惩治腐败是成绩、预防腐败也是成绩”、“惩治极少数、保护大多数”“惩治是手段、预防是目的”的理念,这是顺应形势发展变化的一种调整,也是落实“以人为本”要求的具体表现。有了这样的理念,我们才能更多地站在全局高度看待和考虑问题,才能妥善处理好规范与推动、监督与激励、惩处与保护的关系,从而赢得更多人对反腐败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让那些真正想干事创业的同志敢于放开手脚先行先试。比如在查办案件方面,我们一直强调要处理好质和量的关系。对量的要求就是要实事求是,“保持平稳”,不要求大家“争先冒进”,当然这不等于有案不查;而对“质”的要求,则是一直在反复强调,要注意抓典型案件、抓重点案件、抓有影响的案件,目的就是想通过极少数的腐败典型来教育、警示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比如今年我们在工作报告中要求,在处理涉及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的问题时,“一定要从有利于项目正常推进的角度出发,一定要从有利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出发,一定要从有利于维护企业职工合法权益出发,一定要从有利于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出发,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欺诈的界限,严格区分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严格区分工作失误与故意违纪违法的界限”,提出这“四个一定要”和“三个严格区分”,就是综合考虑当前的形势需要,总的原则是不能因为执法执纪不当给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比如在规范权力方面,我们一直强调要处理好“堵”与“疏”的关系。所有的公共权力,它都具备两种属性,一种是规范性和指导性,这可以成就事业,所以我们说要敬畏权力、尊重权力;另一种是扩张性和腐蚀性,这会导致违纪违法行为,所以对权力要加强监督和制约。有一句古话叫做: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纣为帝王,足以乱天下。意思是说像尧这样的贤明君主,假如他是个普通百姓、手中无权,那也管理不了几个人,难成恒基伟业,造福民众;但像商纣王这样品行不端之人,一旦黄袍加身,却能使天下大乱、祸国殃民。英国人阿克顿也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权力对人具有腐蚀性,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正因为权力具有扩张性和腐蚀性,是大部分腐败行为的源头,所以预防腐败的核心环节也在如何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对权力的监督,开始的时侯我们走的基本上是“限制”、“遏制”的路子,就像对待一条河流,哪个地方发生了洪涝灾害,我就在哪里筑一个堤坝,堵一堵;哪个单位、哪个系统出现了腐败问题,我们才去重视哪个单位、系统的制度建设。现在提“规范”,其实是吸取了“大禹治水”的经验,它既包含了“限制”的要求,更包含了“引导”的要求,“限制”是“堵”,“引导”是“疏”。没有堵,权力之河就会到处泛滥成灾;有堵没有疏,只能堵一时,长久下去还是要决堤的;只有既“堵”又“疏”,因势利导,才能让权力之河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泽披万民,惠及百姓。这也是遵循规律的一种体现。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纪检监察机关不断确立新的理念,特别是当前加快海西建设的新形势,更需要我们确立新的理念,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工作上更有成效。

(三)强化责任意识。我认为责任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的核心问题,也是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离开了责任,其他都是空谈。对这一点,卢展工书记在今年的省纪委全会上说了四句话: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负责、敢于问责。这四句话概括的很全面。首先是忠诚,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反腐倡廉事业忠诚,这是立场问题,是一切行动的“总开关”。电视剧《潜伏》里的主人公余则成体现的就是党的无限忠诚。一个人没有了忠诚支撑其行动,则可能就是私欲至上,最终甚至走向“背叛”。其次是尽心,就是全力以赴,用心工作,不得过且过,不马虎懈怠。我经常说纪检监察工作比较辛苦、比较清苦、比较难做,要求较高,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正确对待和把握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心态调整的问题。不能因为工作清苦,滋生“吃亏”情绪,觉得“入错了行”,“在职厌职”。客观一点讲,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岗位,还是比较优越的。这几年军转干部首选就是来纪委工作,至于纪检岗位招收公务员,也经常是几百人竞争一个岗位,这可见我们这个岗位在社会还是很热门的。如果真的把哪位同志调离纪检系统,我想乐意离开的同志不会太多。当然如果有哪位同志想调离,组织上会考虑和帮助协调解决。另一个是精力投入的问题。遇到困难和困难不能简单地说“没办法”,而是要想方设法去分析、去研究、去解决,不断去攻坚、去突破,这就是尽心。第三是担当,就是要勇于负责,敢于问责。我们这份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经常要和权力较量,对于不规范的权力,要经常去规范、去制约、去纠偏、去查处,防止权力私化、权力失控。权力背后往往连着利益,规范权力往往就连带着规范利益,那些通过违纪违法手段获取既得利益的个人、团伙,必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干扰,阻碍,有的甚至还会通过方方面面的途径施加压力。这就需要我们要坚定立场,敢于秉公执纪,敢于啃“硬骨头”,不为权力所屈,不为人情所扰,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如果我们的纪检监察干部都不想得罪人,都怕得罪人,都不敢得罪人,那我想最好不要端纪检监察这个饭碗。所以责任很重要,一个人没有了责任心,是不可能干好工作的。

(四)构建惩防体系。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既体现了我们党对反腐倡廉规律认识的深化,也体现了反腐倡廉工作对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具体运用。在体系建设方面,该做的事情千头万绪、很多很杂,怎样来把握?我觉得在坚持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硬”的同时,在任务和方法上关键要抓住两点:一方面,要注意从整体上推进工作。这个整体,概括起来就是三结合:在工作任务上,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项基本任务”相结合,这六项基本任务,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纪检监察工作的科学总结,也是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六大基本抓手。其中每一项任务都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一个子体系,是支撑反腐倡廉建设大厦的六大支柱。在工作布局上,要坚持战略性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相结合,从上面介绍的反腐倡廉工作重点的不断调整中大家可以发现,反腐倡廉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各个阶段的重点任务却有所侧重,比如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这就需要对工作重点适时作出调整。在工作力量上,要坚持齐抓共管和各负其责相结合,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除了查办案件是我们自身要独立完成好的任务外,我们的基本职责,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一句是协助党委抓党风,另一句是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协助协调”不能变成“大包大揽”,“纠风室”不能简单等同于“纠风办”,“效能办”不能变成“万能办”,“执法监察室”不能变成“行政执法室”,“宣教室”不能等同于“宣传部”,“信访室”不能等同于“信访局”,“派驻纪检组”不能变成部门的“纪检监察科”,等等,这些问题没有处理好,就会出现越位、缺位、失位等问题。另一方面,要注意从重点领域入手推动工作。中央的惩防体系建设《工作规划》,涉及的具体工作一共有23大项200多小项,都是需要在2008到2012年之间有所推进并见到成效的工作。那么我们日常开展工作,是不是要按照《规划》里面的这200多项,按部就班,逐项落实。很显然按照我们目前的人员编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以点带面、以重点带一般的方法要求,也就是平常强调的工作不能四面出击,不能平均用力,不能泛泛而抓。工作没有重点,就容易一般化,难于见到成效。怎样衡量是否重点,我感觉主要应该坚持两个标准。一个是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我们监督检查的重点。上面提到当前我市腐败现象比较集中的几个领域,就是当前反腐倡廉的重点和关键所在。这些领域,既要注意保持查处的力度,震慑腐败分子;又要注意加大预防的力度,从源头上加以治理。另一个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潮流的也是工作重点。比如办事公开工作,这是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建设公民社会,核心就是要让公民了解、参与、监督社会事务,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要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保证这“四权”,最关键的源头是信息要公开,让群众知情,只有知情才能参与、才能表达、才能监督。这项工作,2000年1月中央开始部署,要求当年内在全国范围的乡镇政权机关推行政务公开;同年12月,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提出在县级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2002年1月,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要求有条件的地(市)级政权机关也要推行政务公开;2003年2月,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提出,公用事业单位都要实行办事公开制度。前后只用了四年,就形成了包括政务、厂务、村务、院务以及公用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的基本框架和工作思路。这是因为办事公开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符合广大群众意愿,是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可以说是大势所趋。还比如政府职能转变,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界定了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2004年8月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又加了四句话:凡是老百姓自己能够做主的,凡是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解决的,凡是社会中介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凡是事后通过行政监督能够解决的,都可以不审批。近年来我们围绕提速增效这个目标,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包括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审批流程再造、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加强中介组织的规范管理,等等,都是在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像这一类工作,就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所在。对这类工作,必须集中人力,集中精力,重点攻坚。再比如网络技术的运用,这也是大势所趋,有人预言,21世纪不会运用和发挥网络技术在工作上的作用,必将落后于时代,所以去年开始我们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下功夫建设“廉政网”,打造集教育、宣传、监督、服务以及工作于一体的平台。按照抓重点带一般的思路,从去年开始,我们成立了“重点工作研究宣传小组”,每年在纪委全会部署工作的基础上,确定几项重点工作,每项工作由一个小组负责推进,这是工作机制的一种创新。成立这个小组,一个是加强对重点工作的研究,负责的同志要去收集分析兄弟单位类似工作的主要做法、经验成效、主要问题,调查研究我市在本领域的基本情况、工作基础,提出推进工作的具体方案。另一个是负责对重点工作的宣传,这方面我们以前的理念是“多做少说甚至不说”,近年来宣传力度逐步有所加强,提倡“既做也说”。一方面是适应信息公开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反腐败工作向纵深推进的需要。《反腐败国际公约》认为,“公民社会的参与对于任何国家的反腐败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单靠政府的力量难于遏制腐败,需要也必须赢得一个行动积极而且地位独立的公民社会的支持和参与”,这里面的基本前提就是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公民了解进而理解、支持反腐败工作。

(五)加强队伍建设。对于队伍建设问题,我在很多场合已经提过要求,包括刚来莆田时提出的“执纪者先守纪、监督者受监督”,包括今天刚开始时提到的“四个提升”,等等,这都是纪检监察机关学习贯彻中央纪委提出的“四个对”要求、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些基本任务,也是承接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际行动。我们党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同机关、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可能有所区别,但衡量干部综合素质的基本要素是相同的,都包含德、能、勤、绩、廉这五个基本要件。其中“勤”和“绩”内涵比较简单,勤就是要勤于工作、投入工作、用心工作;绩就是要注重绩效、注重成效、注重结果,这两个不展开分析,这里着重就“德”、“能”、“廉”三方面谈谈我的一些体会。就“德”来说,德指人的道德、品德,对党员干部还包含了“党性”的要求。这是考察一名干部的核心要素。“德”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个是为政之德、一个是为人之德。“为政”因为总要和广大群众相联系,所以这种“德”更多表现为“公德”,大家看得见、摸得着,容易形成“公论”;“为人”更多的是一种私下的行为,涉及的对象比较少,所以这种“德”更多表现为“私德”,不容易为当事人之外的人所察觉,所以古人说要“慎独慎微慎初”。按照老子的观点,为政治国与为人立世,在道德修养上应该坚持“三宝”法则。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俭都容易理解,这里面的“不敢为天下先”,经常被人理解为消极避世。其实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原意与我们现在的理解大不相同,它的内涵可以用“两个以”和“三个不把”来概括。“两个以”:一指要以天下为公,而不是“以自己为天下”;二指要以天下苍生福祉为己任,而不是以一个家庭、一个小团体的福祉为己任;“三个不把”:一指不把一己私利居前,二指不把个人荣辱看得过重,三指不把个人的利益、价值和重要性置于整个宇宙人生的利益、价值和重要性之上,从而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境界。这些思想时至今日仍很值得我们汲取。就“能”来说,“能”指的是能力、才能。对能力的要求有很多种,我觉得如果简单一点,可以抓住三条:一是执行力、二是创新力、三是落实力。(1)执行力。这里面关键要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领导带头,二是制度规范,三是团队协作。领导带头,这是执行力的核心要素,领导的境界、人格、视野、作风、效率,会对下属产生深刻的影响;领导没有全身心投入工作,领导力、号召力和说服力就会大大削弱,这里说的“领导”,不单指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还包括单位内部的中层干部,在一定的场合,中层干部要带领一批人负责具体推进工作,也在扮演“领导”角色,从这个角度说,中层干部的执行力如何,对工作推进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制度规范,这是执行力的基础保障,也就是常说的“要用制度管人管事”,这首先要求对执行人的行为要有一个明确的程序、时效和纪律要求,保证各个环节运行顺畅;其次要求对执行力要有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保证能衡量出执行力的差距;第三要求对执行力高低有一套奖惩激励机制,保证执行与不执行不一样,执行好坏不一样。今年我们提出开展“办案制度规范建设年”活动,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我们想通过这么一个载体,把办案的各个环节规范起来、协调起来、联结起来,这样可以避免内部梗塞、内部泄密,使办案工作更加规范、更加规矩。团队协作,这是执行力的决定因素,市纪委与县区纪委之间、派驻机构与机关之间、机关科室之间,以及各室每一位同志之间,其实都是“一家人”,只是因为职责的不同做了相应的分工,但工作上还是保持密切联系的。没有分工,容易责任不清、职责不明,结果是谁都负责谁也没去负责;没有联系,容易各自为政,造成中梗阻,导致内耗,降低效能。团队协作就是要妥善处理好分工与协作的关系,分开去是“五个指头”,合拢来变成“一个拳头”,这样的团队才是优秀的团队,这样的团队才能“战无不胜”。比如在县区和派驻机构之间,从去年开始探索联合办案、协作办案、交叉办案的工作机制,这样既弥补了各自力量的不足,也减少了人情等方面的压力,还大大增强了工作实效;比如在机关的纠风、效能、信访之间,党风、纠风之间,四个行政监察室之间,工作职责都还有一些交叉的地方,彼此间要注意加强协作配合。(2)创新力。纪检监察工作有它的特殊性,干部系统外交流比例很小,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在干纪检监察工作。老是做一项工作,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做久了经验丰富,长袖善舞,游刃有余,俗话说“久病都可成医”;坏处在于做久了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容易形成惯性、惰性,容易用旧思路、老办法去看待分析新情况、新问题,工作不够开拓,流于一般化。是好是坏,就全靠个人的主观努力。上周看了一篇《人民论坛》的文章,推荐给机关的同志一起学习,题目叫《 “一碗米”的价值》,说同样一碗米,家庭妇女做成米饭,是一块钱的价值;小商人把它加工成粽子,是四五块钱的价值;大商人把它酿造成一瓶酒,可能就是一二十块的价值。我们每个人最初的价值都只是“一碗米”,到后来拉开了差距,根本的原因在于后天的努力和开发的思路不同。有些人不愿艰苦的付出,不愿面对挫折和失败,不愿转变观念去开拓求变,只能原地踏步,米还是原来的“米”,人还是原来的人,没有实现价值的提升;有的人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熏蒸”,受得住考验,最终由“米”变“酒”,价值大大提升。(3)落实力。一个单位、一个地方,单有科学的政策、策略、决策还不够,关键的还要有落实力。决策形成之后,承办的单位就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能一味强调客观条件的限制。美国有本很著名的书叫《致加西亚的信》,讲述美西战争期间(1898年4月至12月美国与西班牙之间发生的争夺古巴殖民地的战争),美国总统麦金莱(美国第25任总统)急需一名合适的特使给加西亚将军送信,告诉他关于古巴的情况。当时,加西亚隐藏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偏僻山林中,无法收到任何邮件和电报。军事情报局推荐了一位名叫安德鲁·罗文的年轻中尉去送信,罗文在没有任何护卫的情况下,穿越西班牙在古巴的占领区,把信送到加西亚的手中,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故事在全世界广为流传,主人公罗文已经成为落实力的一个经典教材。相比之下,一些工作我们总是强调各种客观因素,比如人手少、任务重、工作多等等,但我们能否扪心自问:你是否尽力了?你是否想方设法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罗文那样创造奇迹,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再说“廉”的问题。“廉”就是廉洁,它的基本要义有三:一是正直正派;二是不义不取;三是生活俭约。正直正派,要求我们做到:第一是要嫉“腐”如“仇”,勇于担当,敢于斗争,不能因为工作容易得罪人而退缩,不能让歪风邪气畅行无阻;第二是要公平公正。《庄子》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也就是说党员干部出现腐败问题,能挽救的要尽量挽救;需要处理的要依纪依法处理,不能把私情、私怨掺杂在里头,对不同对象或畸轻或畸重,更不能假公济私,扯着纪检机关的旗去办自己的事,谋取自己的私利,强调依纪依法,这不仅仅是工作纪律的要求,更是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操守要求。不义不取,孔子有两句话,一句叫“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意思是说有钱又有地位,这是人人都向往的;另一句叫“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说如果通过不仁道的手段获取富贵,那么不如不要它。孔子对名与利的看法,我觉得今天看来还没有过时。生活简约,如果简单理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多做一些加减法。对物,如衣、食、住、行,尽量少一些讲究,少一些攀比,少一些排场,少一些奢华。对人对事,多一些谦让,少一些争执;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计较;多一些付出,少一些索取;多一些朴素的感情,少一些世俗的考虑;多一些“动心忍性”的磨炼,少一些“一夜成名”的浮躁。如果长期这样积累下去,我想每一名干部都会有创业成事的机会,都会有施展才华抱负的舞台,都会闯出一番天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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