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丰电子产品不保费:马拉瓦尔：威权优越论的神话

马拉瓦尔：威权优越论的神话

发布时间:2011-09-15 09:25 作者:胡塞·马里亚·马拉瓦尔，李柏光/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35次

 　　本文摘自《民主化：转型与条件》，刘军宁编

  　　市场经济是民主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那么，民主是有效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吗？在现实生活中，第一种关联已得到广泛的承认；第二种关联却仍然有很大的争议。对民主政治的经济效能的怀疑引发出了三种相关的论点：（1）只有在威权政体下才能成功地引入市场化改革；（2）经济改革必须比政治改革先行；（3）只有当经济发展取得成功之后，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民主政治的条件才会出现。这些论点时常受到政客们以及政治学家们的拥护。最近又被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所阐述：   　　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主是与自由市场同步引进的。其后果是混乱不堪和不幸的加剧。不但国家解体了（主要是通过血腥的内战），而且人民所遭受的实际艰难困苦比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也许会纳闷：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在许多东亚国家，当民主还被拒之门外的时候，自由市场已获接受并且已经带来了繁荣。也许正是威权的稳定性才使得市场经济和繁荣成为可能。难道我们一定要把民主强加于那些还没有能力驾驭它的人民身上并让民主毁掉稳定吗？   　　与马哈蒂尔总评的看法不同的是，大多数人确实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然而，如果撇开这种认识不谈，那么，有什么理论和证据能真正表明民主的经济效能要低于任何其他政体下的经济效能呢？当公民们在新兴的民主政权下遭受经济上的困苦时（这些政权在推进必要的经济改革时常常得到国际组织的援助），他们是否就有理由认为在威权政权下他们会过得更好呢？难道我们必须接受阿图尔·科里（Atul Kohli）所称的在发展与民主之间“残忍的选择”吗？于或者说，能否基于民主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力来为民主进行有效的辩护呢？   　　赞成威权主义的命题起源于这样一种论点，即认为独裁政权比民主政权在应对特殊的需求方面具有更大的政治能力和更高的抗干扰能力。正如杰迪西·巴格瓦蒂（Jagdish Bahgwati）曾经指出的，这种观点最早出现在关注如何通过促进高投资来带动发展的分析之中。盂新兴民主政体在抵制大众眼前的、暂时的消费需求方面往往被视为软弱乏力，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它缺乏采取集权行为所需要的能力：在把经济政策转变成为一种注重分配的游戏规则方面，那些只关注短期利益的社会集团必将占上风，而这必将牺牲那些经过长期的相互妥协而积累起来的社会长远利益。这种软弱无能的经济后果表现为：收入分配的不公、消费的扩张、储蓄和投资相应的萎缩、扩大预算和财政赤字的增长。其政治后果就是社会的不稳定，进而很可能导致政权的崩溃。   　　人们争辩说，只有当一个政府免受各种特别苛刻的压力时，它才能像一个普遍利益的代表者一样行动，这样才能保证政府的有效经济成就。威权政体似乎能满足这个条件：因为它们更少来自民众支持的约束，也不必顾虑周期性的选举对民主支持的影响，它们有更大的能力去执行不受大众欢迎的政策。当然，如果改革的进程要想顺利成功的话，那么，这些政策就应当是正确的，并且独裁者们自身也应当有远见卓识才行。而只有当统治者对来自外界的、合理的压力（比如来自国际经济组织的压力）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时，他们的决策才有可能是正确的。   　　由此看来，成功的经济改革似乎需要一种不受国内压力的束缚、但对国际压力采取顺从态度的威权政体。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击中了赞成威权主义命题所包含的基本矛盾。一般说来，威权政体比民主政体对人的创造性潜力限制得更多，信息来源也更有限制。当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从关注投资数额的累积转向关注投资的产出效率时，那么，有关哪种政体更能发挥人的创造性潜力问题上的争论就会骤然而止。至于人们想象中的独裁政权是否具有更大的危机应对能力，亨廷顿早已令人信服地阐述过如下观点：“程序的”合法性和“成就的”合法性的相互交错，使得威权政体比民主政体在经济危机面前更显得回天乏力，特别是当政权的合法性求助于经济上的成就的时候，就更是如此。榆   　　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有强有力的事实可以证明：经济改革在一个民主政治的环境里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政治多元化可以产生更多的和更好的可用于经济决策的信息；而且，民主制度可以降低经济改革的交易成本，同样也可以充分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一个自由的新闻界和政治反对派可以发挥重要的“预警系统”的作用，通过这种途径，政策上的错误会得到纠正。民主的政治市场所蕴含的竞争形成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奖惩机制：政客们因其错误的决策招致惩罚，这种惩罚的表现形式是人们对该政客的支持率大大降低，因此，政客们将会乐此不疲地尽量避免犯决策上的错误。同样，为了在选举中获得选民对自己的支持和为了在选民中建立个人的良好声誉，当政者不敢采取投机取巧和损人利己的行为。当改革过程中需要人民忍受一些经济上的艰难困苦的时候，民主政体下的领导人拥有的更大的合法性将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公众对改革的支持与合作，这时人民大众会感到对自己所在的社会具有了更大程度的责任感。多数人的统治可以限制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家们的影响力，而政党和商会组织经常被说服接受权衡利弊的方案和缓和它们的要求，因为这些组织的合法性不太受制于它们的经济成就，因为它们有助于促进权力和责任的分散，这样，民主政体在经济危机期间就具有更大的抗震复苏力和稳定性（对独裁专制下的痛苦回忆也有助于避免不负责任的破坏稳定的行为）。因此，民主政体所拥有的更多的政治动力、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合法性使它比威权政体更能取得较好的经济绩效。   　　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有关政体类型与经济绩效的相互关系的论据，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说服力的。主张威权优势论的倡导者们依据的事实是拉丁美洲、东亚和南欧的例子。然而，从一个更广泛的范围来看，赞成威权统治的结论其实是缘于一个独特时期内的某些现象而已。回顾1980 年到1987 年期间，82 个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和这些国家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表明：民主政体确实对经济发展有积极正面的效果（虽然这种效果不是很大）。虞正如亚当·普热沃斯基和费南多·莱蒙基已观察到的，自1987 年以来，大多数定量研究的报告都表明民主政体比威权政体具有更好的经济表现。愚在20 世纪80 年代的严峻经济环境下，民主政体在经济上的功效比预想的要大，在经济危机面前比预料的要脆弱得多。而独裁专制在抗震复苏力、免于利益集团的压力和整体的经济成就等方面的表现比预期的要差得多。惊人的金融危机、空前的外债、通货膨胀率等现象时常更多地伴随独裁国家经济发展的努力，而不是新兴民主政体。威权政体下的灾难性经济现象俯拾皆是：阿根廷、秘鲁、巴西、尼加拉瓜、海地、菲律宾、缅甸、中非共和国、乌干达、赞比亚、扎伊尔等。而且，东亚改革计划的成功似乎更应归因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外向型出口产业的战略及其居民的高识字率，而不应归因于威权政体的性质。   　　在欧洲，威权政治制度似乎早已显示出它在公共政策上的消极负面后果。在南欧，在1973年的经济危机中，威权政体的快速反应能力迟迟得不到发挥，那是因为当政者害怕新的举措有可能损害稳定，也是因为主政者在信息方面把握不足，更是由于缺乏采取改革措施的政治动力以及对政策的特殊压力。更为常见的是，通过巨额的公共预算的补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豫）来维持低廉的油价。而政府则随时接受公用事业领域中已经破产的那些私人企业，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国库资金的巨额流失。而且，工资上涨速度快于生产力发展：从1961年到1973 年，在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实际的工资增长超过整个欧洲的增长速度。舆更有甚者，作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方面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获得欧共体成员的资格，只要威权政权在台上多呆一天，那么，这些国家就无法获得这一资格。   　　在东欧，漫长而痛苦的经济上的管理混乱只有在独裁专制条件下才存在：这些社会代价在民主条件下早已令人无法忍受。威权政治连完成某些必要的经济改革的可能性也不存在：最温和的变革也会遭到党政官僚的阻挠反对，而更雄心勃勃的变革则会遭到大家庭其他成员的阻挠或苏联的反对。这种阻挠改革的现象———诸如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勾结，四处漫延的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良好经济信息的缺乏等———不仅会漫延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之中，也会漫延到威权政治的制度之中。在匈牙利和波兰，政府对1973 年危机所作出的反应导致在公共和私人两个消费领域对外债的大肆运用，因为政府没有提高物价和实施财政紧缩或实行工资控制。例如在1971 年到1980 年期间，货币工资年平均增长率在匈牙利达到了6郾5%，而在波兰竞达到了9郾5%，相应的，这两个国家的人均产值的增长率只有2郾3%和2郾6%。在1981 年至1989 年期间，当以货币计算的（名义）工资的年增长率在匈牙利达到8郾1%，在波兰达到60郾8%，而在匈牙利的人均年产值增长率只有0郾9%，在波兰只有0郾4%的时候，局势急剧地恶化了。余这些国家在稳定经济方面的努力的失败为以下的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没有民主化，有效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完成。最后，民主选举提供了一个充满机遇的窗口：在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民选政府被证明拥有发动改革所需的合法性。   　　克服民主的不利因素   　　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无论政权是民主的还是威权的，政权内部的各种因素对成功的经济改革来说更为重要。显而易见，民主政治不能确保改革的起步、设计以及成功。而且民主政治也不能保证能够令人满意地解决伴随着改革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紧张和代价。同时，一般的威权主义的药方也无法在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辩护。证据反而表明，有待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威权主义常常是妨碍经济稳定和经济自由化的。   　　在已经完成这种政治转型的国家，促成经济改革成功、维持民主制度的条件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民主政府最有可能克服它主要的不利因素，即“能力”问题？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有力的政府干预的联姻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境组合。在经济陷于这种状况以致于不存在调整的空间时，特别是当危机不能归因于国内政策无能为力的外部环境时，原先企图拖延决策的政府这时就被迫采取行动。选民授权的力度足以使他们这样做，就像被得·古雷维奇（Peter Gourevitch）所说的那样，“强大的国家由于政治的支持才成其为强大”俞。然而，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有力的政府干预的结合既不是发起改革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多数派政府依然逃避做出必要的经济决策方面的选择，而少数派政府则可能会有足够的勇气弥补其能力的不足：在南欧，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Constantine Karamanlis）和安德雷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领导下的两届希腊政府就是前者的榜样，1985 年到1987 年的葡萄牙席尔瓦（Anibal Cavaco Silva）政府就是后者的典范。   　　事实是，经济改革的政治学太复杂，无法归纳出任何简单的公式。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有力的政府干预都可能促使一个政府更乐于采取某种行动，但它们并不能决定具体的政策选择。这种政策选择不仅受各国国内特定条件的影响，还受制于国家的压力和限制。许多考察此类条件影响的研究着重于政府的意识形态和盟友的利益。但政客们对过去经济经验的解释和对各种替代的经济政策的了解，也会严重影响政策的选择。   　　从80 年代的内容范围各不相同的经济改革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些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市场改革方面逐渐加强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限制了可供选择的不同政策组合的范围。另一方面，很明显，由于一种特有的政治学习过程的存在，许多政府更乐意听取的是某一类特殊的政策建议。在70 年代，发生在拉美和东欧的改革极为有限。在智利，还有其他地方，民主制度被推翻；葡萄牙“康乃馨革命”（revolution of carnations）后经济持续衰退。80 年代则有更深刻的经验教训需要汲取，例如加西亚（Alan Garcia）统治下的秘鲁。与威权体制相比，民主体制能够从下面的经验中汲取更多的教训：为了稳定经济、维护民主，左派和右派的政府逐渐放弃了民粹主义、义务劳动制以及计划实验。这种教训主要是“反面的”，结果就是对以往做法的逐步抛弃，而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的确，许多政府转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只是因为它们似乎与政府时下所采取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新的“拜物教”出现了：人们普遍渴望新政策能够发放这些社会长期忽略了的物品。这种过高道德渴望经常导致失望和沮丧。政治学习内容的不同和由此导致的结果差异需要解释。比如，为什么希腊总理帕潘德利欧比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更愿意尝试新的经济政策？他们都面临相似的经济困难，赞同贴以同一标签的意识形态和采取同样有力的政府干预措施，并且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他们对过去的政治和经济经验的解释不同，因而他们采取的经济政策也不相同。与希腊相比，西班牙在实行民主之前的独裁统治时间更长，而且冈萨雷斯本身也愿意与西欧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可能都影响了西班牙政府，使其采用更为谨慎和实用主义的方法。   　　政治制度的性质在决定民主政体发起和进行改革的能力方面显然有重要作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宪政主义还是多数至上，以及选举制度的不同类型和利益代表的不同机制，所有这些都对制定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权力比较分散的体制可能会使政府瘫痪因而妨碍改革的实行；与此相反，总统制及其他强调政府权威的制度会孤立决策者，阻碍信息流动，侵蚀政治激励因素，并且使政治行动者两极分化。即使这种机制有助于作出经济决策，作出的决策也会是错误的；而且，如果失去了公众的支持，结果就是经济改革无法付诸实施。   　　要进行成功的经济改革，民主政府就要倾听、协商以及说服。就像尼尔森所说的那样“经济改革无法长期与政治绝缘，而且……政治并不总是经济改革的敌人”逾。的确，经济政策上的共识甚至可以替代来自选举人的强烈要求而成为改革的铺路石。如果各个层次的政客们都一致认为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如果工会同意接受新法团主义（Neocorporist）的安排，如果民众认为改革是必需的，而且政府必须尽职尽责、合理地推进它，那么改革的机遇就会骤然涌现。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机遇，迅速行动就很重要。新政府掌权以后，趁着执政党还很团结，公众信任度很高，以及国家里弥漫着希望的情绪进行改革是最恰当的。激进的、早期发动的改革，而不是渐进的、迟迟发动的改革是最有可能成功的（除非在有些情况下，有必要对社会进行政治教育以使其接受改革），虽然代价高昂，也势在必行。在其统治早期，他们的命令仍然强大有力，政府倾向于选择一种政策治国的战略，认为这种战略既使改革难以逆转，又能削弱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阻力，但在这种战略下，结果却可能是对改革和民主的长期损害。如果民主制度被忽略和被抛在一边，它们的声誉就会受到损害，它们的未来影响力就会减弱。如果政府四面树敌，那么，一旦它的权威不再有效，要进行妥协就难乎其难了，虽然这种妥协，在稍后的阶段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政策治国”必须和民主程序、协商以及政治教育等方面一致。   　　抵制改革现象的出现，与其说是因为它要付出社会成本，不如说是因为它带来的危机的严重性和政府干预。在南欧，当经济危机十分严重而民主制度刚刚建立起来时，工会更乐于限制罢工，以达成协议。在西班牙，在经济复苏和政府干预变弱时，罢工更容易发生：从1982 年到1987 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由每年280 万个增加到480 万个。在希腊，在同样的经济、政治情况下，同一时期的罢工事件增长了五倍。在葡萄牙，席尔瓦所得到的支持，以及社会承认有必要矫正十年来经济管理的不当从80 年代中期开始就限制了冲突的产生。剧烈变化的经济环境以及可替代性政策建议的匮乏能够解释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组织化的抵制改革事件为何极少发生。但是民众对改革的反对不只是表现在街头，还可以表现在投票箱里、表现在弃权票的不断增长，以及对煽动家的支持等方面。不过，即使组织化的抵制在一段时期里不成气候，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改革已经获得民众强有力的支持。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一旦正确的经济蓝图已经绘出，实现它就只是一个“政治意愿”（political will）问题。实际上，令人畏惧的政治挑战依然存在。   　　国家能力的必要性   　　对东欧转型（和南欧转型不同）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经济上。改革以一种怎样的次序进行，才最能够保证经济改革方案总体上的一致？不同的政治因素会造成什么影响？两个问题中我们对前者知道得更多一些。   　　但政治常常会来个回马枪，进行报复。经济改革所处的政治环境常常是决定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即使对那些希望削弱国家作用的改革者来说，国家的效力本身也是第一重要的问题，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都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就像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所说的那样，市场改革的悖论在于它需要国家能够有所作为。   　　“旧制度”的性质可能已经使得国家不可能有所作为。在苏丹式君主制和威权政权之下，公共官僚机构是个人派系和政治化机构的结合，其中的职业遴选和提升与功绩无关。指导政治行为的是个别的和意识形态的考虑，而不是中立的、非人格化的规则。向民主制的转型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于公共机构内部产生分歧；而在每种情况下，由于体制的改变促成了国家职能的变化，这种国家职能或许能满足原先独裁体制的需求，却不能应付民主政体的要求。新政体下的国家或许需要更多的教师、更少的警察；它或许会增加公共福利和支出，减少对私人企业的补贴；它或许通过不同的办法征税。经济条件也会影响到国家的能力，财政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会妨碍国家实现那些对民主和经济增长都很重要的职能。最后，伴随着民主化的形成，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种族冲突的爆发也削弱了国家的能力，使得其权威丧失，对领土的控制松动。   　　由于政治环境千差万别，民主化也就千姿百态，但民主化的形式的重要后果是它决定着新体制发动的改革能否成功。西班牙的公共官僚机构在佛朗哥统治的最后十年大体上已经现代化了，已变得更加职业化和中立。如有必要，甚至随时可以为“敌人”工作。所以，民主制的新政府无须白手起家，而只需分散权力，重建官僚机构，实施正义，重整税收即可。在希腊，保守的社会主义政府下的官僚机构的持续政治化在经济改革的推进方面产生了政治危机。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相比，卡达尔（Janos Kadar） 领导的匈牙利和哥穆尔卡（WladyslawGomulka）领导的波兰政府机构的效率可能更高。从总体上看，经济越自由的国家，政府机构就越职业化，这两个条件都有助于民主政府实施经济改革。   　　1989 年以前，属于“第三波”，即经历了少数民族主义反抗国家的诉求的唯一一次转型发生在西班牙，这种诉求具有包括三次内战和第二共和国灭亡在内的深厚历史根源。从漫长历史中汲取政治经验教训的结果是，西班牙的新型民主制被设计成能够容忍巴斯克（Basque）和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它是通过广泛的政治分权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依此，这种新型的自治共同体“能够选举自己的政府和议会，同时不损害西班牙国家的统一”。当地方政府控制的所有公共支出的比例从1981 年的3%增加到1991 年的24%时，马德里的中央政府依然具有对经济、货币政策、大部分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把地方自治规定在新民主宪法中和在地方选举前进行大选的决定有助于防止离心倾向和为中央政府早早地提供一种民主合法性”。西班牙对国家的重组和少数民族的容纳绝非完美无缺，但是制度的设置和政治策略的有效性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危及经济改革的国家危机。
来源: 《民主化：转型与条件》，刘军宁编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