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丰生鲜配送快递费:马拉瓦尔：威权优越论的神话(2)

马拉瓦尔：威权优越论的神话(2)

发布时间:2011-09-15 09:25 作者:胡塞·马里亚·马拉瓦尔，李柏光/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33次   　　社会的公民身份   　　在南欧，伴随着民主政体建立的是，国家经济能力的增强而非减弱，在这个地区，公共支出增加了，税收也在上升，经济自由化的同时，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发展、卫生保健和教育服务等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东欧各国由于调整政策，它们就必须要执行新的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职能。欧共体是东欧各国希望加人的国际组织，它的成员国平均公共支出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48%，平均公共税收则是国民生产总值的44%。共产主义体制下，由于逃税以及逐渐增长的国营企业的纳税能力下降，公共税收体制崩溃了。在财政政策中实施新政是整体改革过程中的关键步骤。说财政改革会妨碍增长是没有道理的；与此相反，大量的证据表明，在教育、卫生保健、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国家提倡社会的公民身份理念并不会产生不利于经济的因素：最近的各种研究已表明，收入分配越公平，经济增长越快。   　　西班牙、中国台湾、韩国、葡萄牙等具体例子中的证据表明，确实不存在公平和经济自由化两者之间只有一者能够胜出的情况。在所有上述国家中，经济自由化成功实现的同时保证了收入的相对公平。在韩国和中国台湾，收入公平在转向出口导向的增长前后都得到了保证。在葡萄牙，民主化带来的是收入分配更加公平而且接近其它发达工业国家的水平。在西班牙，在实现民主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公逐步缩小。而巴西、秘鲁、墨西哥长期存在的极端的收入不公并没有刺激经济增长。只要我们跨越国别去研究一下民主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通过对90 个国家相关数据的回归分析就能发现，随着民主指数的上升，社会福利的水平和卫生保健、教育方面的支出也在提高。   　　经济平等有助于民主化进程和深化经济改革。如果民主认为改革成本的分摊是公平的，那么改革就更可能成功，民主制也就更易于生存下去。如果民主制保护那些地位卑下的人们免受惨不堪言的痛苦，那么它所表现出的人道就能够成为其合法性的基础。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强调指出，在战后德国，只有辅之以一揽子新经济政策，经济改革方才可能。民主制下的西班牙经历过一段痛苦的经济调整时期，当时失业率上升了17 个百分点。但是老百姓和他们的家庭仍然有所保障，他们可以依赖于失业津贴，广泛的、免费的卫生保健和教育以及政府为在劳动力市场中能够积极行动而采取的政策构成的复杂的保障体系。民主制下的南欧，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速度快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它们的经济增长也快些。   　　因为经济增长和社会政策之间存在一者出局的博弈，它们两者是相互联系的。经济竞争力、工资、就业、公共开支以及财政税收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而且，新的民主政体通常面对大大超过其所能支配的资源的社会需求。尽管共产主义体制下的社会保障范围广泛，但是它是建立在党和国家以及国有企业的垄断以及家长式的统治之上的。政治和经济压力积聚的结果是，“没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权利”体系的瓦解：80 年代末期，东欧国家的收入分配比西欧国家稍显公平，但是如果我们把1989 年的匈牙利和波兰与希腊和西班牙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在两个国家，预期寿命要短些，而婴儿死亡率高出两倍，中学以及大学的招生面的广泛度不足。所以和另外的两个新型民主制国家一样，这两个后共产主义的政体也被迫设计新的社会福利制度。   　　毫无疑问，就这些制度而言，一国和另一国的差别甚大。它们的特征各不相同。有的采取一视同仁的福利计划；有的则视个人经济状况而定；有的给付现金，有的则提供公共物品；有的提供免费服务，有的服务则要根据收入水平进行收费；有的对福利的公共管理集中程度高些，有的低些；个人主动和自愿团体的作用也是有的大些，有的小些。这些体制不可能套用以普遍社会福利保障为基础的某一模型。在西欧，这种模型的各种差异（它们后来被南欧的新民主政体所沿用）中，它力图实现物质保障并强化公民身份的理念，但实践也证明这种做法成本巨大，而再分配的影响也受到了限制。更多的目标性的经济政策成本低廉，但消灭贫困的效果也很明显。在智利，艾尔文（Patricio Aylwin）总统领导的民选政府使100 万人脱贫。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社会歧视；许多人会认为他们的“救济”标准不公平而加以拒绝；他们会遭到大量纳税却无任何回报的中产阶级的反对；他们的措施过分复杂。这些问题到现在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经济改革的讨论中，“社会保障”的概念在内容上常常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似乎和公民身份的理念也毫无关系。但是，俄罗斯和墨西哥的经验表明，这些问题与对经济改革的社会和政治认可的关系十分密切。   　　合法性和信任度   　　为了获得推进改革所必须的共识，民主政府必须得到民众的信任。特定国家经济改革成功的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体的合法性。普遍存在的政治猜疑会削弱对经济改革的支持。如果人们认为政客们腐化堕落，他们就不能够保证令行禁止。科拉尔（Fernando Collar de Mello）总统统治下的巴西和卡洛斯·安德鲁斯·佩雷斯（Carlos Andres Perez）总统统治下的委内瑞拉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民众对腐败的猜疑达到顶点必然会极大损害政府推进改革的能力。政治不信任和猜忌在新兴民主国家中普遍存在。布鲁斯特（Laszlo Bruszt）和西蒙（JanosSimon）告诉我们，在匈牙利和波兰，四分之三的民众认为政客们不可信。马尔塔·拉戈斯（Marta Lagos）则认为，在智利，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政客们最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輥輵訛在南欧，相同比例的民众持有这种观点。回归分析显示，在西班牙民主制重建15 年之后，对经济政策的支持逐渐下降，不仅是因为民众对国家经济境况的估计，还由于他们对腐败的疑虑和对政客们不再关心民生的确信。   　　这种观点在一个长期经受独裁统治、政治动荡、选举操纵以及政府腐败的国家中根深蒂固。然而，有人会说，随时间的消逝和对民主制的适应、熟悉，人们原来的态度会逐渐改变，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时间消逝本身能够从实质上改变政治文化，除非是在很长的时段里或者突然发生了政治剧变。而且，民主统治的真实经验既能被看成强化了现存的观点，也不可被认为否定了现存的观点：民主制下的政客们可能和他们的前任一样贪污腐败，贪得无厌。新兴民主制下，政治中有更多的道德成分。糟糕的经济运行和对其他更具象征性问题的期望的受挫都极易招致对政治不满。即使在老牌民主国家中，道德丑闻也经常会使政府瘫痪、机构混乱。在新兴民主制国家中，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联手更加势不可挡。这些文化问题更有可能影响的是民主的建制，而不是民主制度的实际生存和巩固；而且，在经济危机期间，他们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削弱政客们在经济转型时期带领他的国家穿越“泪水峡谷”的能力。   　　因此，民主是促成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的理论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的。当然，民主政体也各不相同：“第三波”中的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迥异于早些时候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如果我们对非洲、亚洲以及中东的民主化经验也加以考察，那么可能的差异度还会急剧增加。尽管人们在他们无法选择的社会条件下生活，毫无疑问他们仍然会对历史事件的进程产生一些影响。许多改革家正开始走向民主化的改革，心怀这样的希望：他们能够免于在发展和民主之间作出“残忍的选择”。如果他们能够娴熟地保证政令畅通，充分抓住改革的机遇，坚持不懈地促成社会共识，那么失败的风险就会减小。但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成功实现不仅需要对国家进行谨慎的再设计和推行新的社会政策，还需要依靠政治家们的道德行为体现出来的政府合法性来维持和延续。   　　（本文注释已略去）   　　原编者按： 本文译自Jose Maria Maravall，“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Advantage”，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援Plattner eds援，Economic Reform andDemocrac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p援358—364。胡塞·马里亚·马拉瓦尔（Jose Maria Maravall）是西班牙马德里胡安·马奇学院社会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教授，马德里普鲁拉滕斯大学（Complutense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和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荣誉研究员。他曾任西班牙的国会议员（1986—1989 年），并在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中担任教育和科学部部长（1982—1998 年）
来源: 《民主化：转型与条件》，刘军宁编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