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织圭:忠奸：威权之下的内讧 ——杨黎光博客

忠奸：威权之下的内讧 

2011-07-27 00:14: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忠奸：威权之下的内讧

---《血泪仕途，中国士人的理想与困境》之十四

    历史本来就是可悲的。到了宋神宗时代，王安石终于等来了机会，开始得势掌权了。

    客观地说，王安石肯定是个一心想为皇帝效力尽忠的臣子。他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替皇帝分忧，给国库增加财政收入。赏识他的神宗皇帝是个既好大喜功，又昏庸无能的君主，为了对北方蛮族用武以震国威，他非常需要资金支持。而王安石则自命财政奇才，以为仅仅通过改变纳税征兵制度就能使国库充盈，国家强盛。两人一拍即合，随即就有了备受争议的王安石变法。

    这次没有可能成功的变法，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许多元老重臣的集体抵制。司马光曾当面指责王安石：“你之所谓变法，只不过是从老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王安石辩白：“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司马光继续驳斥：“多么荒唐！总体来说，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是固定的。这笔财富不在百姓手里，就在朝廷手里。无论你实行什么新法儿，或者给这新法儿冠以什么名称，你所做的只是把百姓手里的钱拿过来转交给朝廷罢了。”

    客观地说，司马光的看法是正确的，是合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王安石的财政能力就是再强，他也不可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发出新的财源，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增加税收，巧立名目不断加重百姓负担。

    在重重阻力面前，王安石首先想到的不是自我反省，而是引经据典，与神宗皇帝谈起了“小人之阻挠”。过去苏洵曾经说他是奸臣、小人，现在轮到他说所有的反对派都是小人了。

    他对神宗说：“陛下如今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升平百年之久，全国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无贤德能臣佐陛下以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无明确之政策与用人不专耳。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一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阻挠，亦必弃职而罢。”

    王安石这番话显然是藏了许多心机。首先恭维神宗皇帝是个大国之君，然后含沙射影地贬低当朝高官“无贤德能臣”，同时以知心体贴的语气劝谏其“无明确政策与用人不专”，接着暗示自己是“非常之才”、只怕“受小人之阻”，最后又以“弃职”相威胁。总之，在想尽办法向皇帝表忠心的同时，也把对手统统预设成了“小人”。

    中国的士人文化是非忠即奸，神宗自然也认同他的“小人”说，马上回答：“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尧舜时代尚有四凶（共工、驩兜、三苗与鲧）。”

    王安石抓住机会，继续发挥，试图对“小人”一击毙命，为自己扫除一切障碍：“诚如陛下所说，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尧舜才能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去。”

    到了这个时候，王安石其实已经开始和神宗讲条件了，要么你除去当朝四凶（或叫四奸臣），否则，我这个“贤良”必将弃官而去，而你也就别想取得尧舜那样的丰功伟业了。

    当时神宗皇帝年方二十，涉世不深而雄心万丈，哪经得起王安石这么盅惑与威胁？不仅言听计从，而且一遇到那些老臣们进谏的时候，脑子里立刻就会浮现出“四凶”的影子来。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大规模党争，由此开始。

    几乎所有的名士重臣，都按照王安石的说法划分成了“流俗”与“通变”两派，双方互不相让，互相攻讦。凡是王安石不喜欢的，或是与王安石持异议者，都被他称之为“流俗”派，而支持他变法的追随者与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林语堂先生曾经将两派主要人物进行分类，归出纳这样的阵容：

    当权派（“通变”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　宗（雄心万丈的皇帝）

    曾　布（活跃的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后出卖王安石）

    李　定（母丧不奔，后弹劾苏东坡）

    王　雱（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王安石姻亲）

    蔡　卞（王安石女婿）

    章　悙（后为苏东坡敌人）

    吕嘉问（王安石手下的贸易霸主）

    反对派（“流俗”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大史学家）

    韩　琦（元老重臣）

    富　弼（老臣）

    吕　晦（第一个发动攻击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赵　抃

    文彦博（老好人）

    张方平（元老重臣，苏家“叔伯”辈好友）

    范　镇（元老重臣，苏家“叔伯”辈好友）

    欧阳修（元老重臣，苏家“叔伯”辈好友）

    苏东坡

    苏子由（东坡之弟）

    范仲淹（伟人）

    孙　觉（高俊，易怒，东坡密友）

    李　察（矮壮，东坡密友）

    刘　恕（性火爆，东坡密友）

    苏　颂（熙宁中三学士）

    宋敏求（熙宁中三学士）

    李大临（熙宁中三学士）

    其他御史

    郑　侠（负重任之宫廷门吏，王安石因他而败）（《苏东坡传》90－91页，林语堂著，张振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在王安石的追随者当中，除了他的亲属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无耻小人。他们惯于趋炎附势、投机钻营，其中以李定、吕惠卿为代表。李定为了保住官职，隐瞒母丧不报，这在倡儒重孝的社会，不仅属大逆不道，而且是欺君罔上。也就是这个李定，曾经说过一句因无耻而传世的名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毫无羞耻地向世人展示了他贪官恋权的丑陋嘴脸。至于那个吕惠卿则是个大奸臣恶的野心家，表面支持王安石，暗地里却一心想取而代之，竟在王安石与神宗皇帝之间玩起了离间计。王安石变法八年，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以致最终崩溃。对此，林语堂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一言以蔽之就是：“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出卖了人民。”

    这场轰轰烈烈，鸡犬不宁的变法终于结束了，平民百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士人阶层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变法期间，司马光、苏东坡等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遭罢官治罪；在变法之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也遭清算。神宗的强国梦彻底破灭了，只剩下满目疮痍。

    一场又一场“忠奸之辨”，最终没有一个胜利者，大家都是失败者，无论是两派士人还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都曾深受其害。可悲的是，比这更为残酷、荒唐、下流的“忠奸之辨”在此后的历史里反复上演，愈演愈烈，在一家独大的极权专制政体下，中国万劫不复。

    千百年来，中国的教育体系一直为维护形形色色的独裁者编织着各种各样的伪命题，制造着一个又一个谎言，其中，大概以“忠奸之辨”危害最广、流毒最深，它的目标绝不是提升人的品格，而是把所有人都贬低为愚忠的奴才，并使他们深深地陷入互相敌视，互相攻击，互相伤害的内斗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