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晚期威权主义及其全球化

（演讲节选，根据录音整理）

题目：中国的新社会运动与晚期威权主义
时间：2008年4月1日
地点：首师大
演讲人：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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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hmann在1998年就去世了，换句话说他没有看到计算机、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深刻影响。大家我们现在反过来看他当时非常抽象的社会理论，即使他去世得早，但是也已经预见到了这种网络、传播和行动的关系。他有一个重要的论断，事件是社会系统的构成单位。那么假设这个社会系统存在一个事件的网络，并且能够自我生产的话，这个系统实际上就是再生产的过程，我们说这个系统是一个自耦合的系统。

   
不过，我们今天关心的自耦合的系统出现在生活领域，出现在生活世界。传统上对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两分法，我们可以追溯到胡塞尔，胡塞尔之后哈贝马斯对这个概念的传播贡献很大，他把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划分，是他的基本的理论方法，一个两分法。但是，社会运动作为自耦合系统的结果，恰恰是出现在生活领域、生活系统，换句话说生活世界变成一个独立的系统，相对于更复杂的环境系统，它的核心就是抗争政治，通过网络、组织、个人，通过刚才说的很多社会运动组织的一种去制度化（相对环境系统）的一个过程。中国的社会组织去制度化有很多方面，比如说非政府组织，不是按一种非政府组织的方式来登记，反而很多是一种商业组织的形态存在。还包括我们说的互联网为基础的结社，都是一种非政府组织，都是一种去制度化的存在，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风险。

   
在这么一个外部结构，也就是结构化所谈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的相互作用之下，出现了一个以权利、以维权为认同标志的中心诉求的这么一个自组织的过程，而且这个自组织是因为它的网络，因为它的各种事件，自我再增强，这样的结果，或者说这样一个过程，就称其为一个自耦合的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来讨论，所谓社会政治对体制政治的影响，我们刚才讲到了两分法，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划分，同样这个两分法我们要记住，我们可以放在心里，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划分，传统意义上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分开的。政治社会指的是议会为代表的一个体制政治，而公民社会为代表的是一种，以经济自由为代表为基础的一个自我管理，传统上这两个世界、两个社会不发生关系。或者说每四年一次选举的时候才发生关系，那么这就是带有最明显的特征，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划分。公民社会在这个时候才有意义。这是传统的一个公民社会的概念，一个政治结构的一个东西。

   
但是社会运动我们说它是一种非体制政治，它就是说在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一种相互的穿透，打破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界限。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类型，我们在中国谈的不是市民社会，谈的只是中国的大众，这个时候我们要理解谈的就是大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看，这么一个社会政治的兴起，我们刚才说基于很多具体的权利，这种权利本来应该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基础，没有这些权利构不成一种市民社会，比如说基本的财产权，基本的人身权，公民社会才有可能。中国恰恰是在这些权利的追求基础上，形成了这么一个生成中的市民社会，这是用批判现实主义社会学的概念，市民社会具备的市民社会特征只是一种暂时性特征，并不具备市民社会的充分条件。我刚才说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本来是市民社会的前提，但中国在不具备的前提情况下，为了这种权利去追求或者说去维护的时候，它出现的是公民社会的暂时性的特征，这就是我们谈的社会运动的一个结果，它的网络、它的边界，认同的边界，以及它的组织的边界，最后它通过各种抗争的事件，完成了一种再生产，形成一种生成中的一个市民社会。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威权主义它是有弹性的，经济是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它是爱国主义，严格地讲不能说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爱国主义，换句话说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现在采取一种，从92年的报告，开始鼓励所谓这种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但是在这之后经历了很多反复，曾经在1998、1999年做过非常严厉的清洗和整顿，在1998年的二十万的社会团体在1999年变成了13万，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在这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这些自我组织，也是采取了弹性的态度，并不是一味地镇压，至少工商局也知道了这些组织的意义，所以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然后跟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存在相当多的官方的合作，这个时候合作的关系是非常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它是保持着弹性，甚至提出一种新合作主义来形容这样一种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发展。

   
其实这个威权主义它还是有灵活性和弹性的，这是我们理解晚期威权主义的两分法，二元论的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兴起的社会运动，它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传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强权的一种国家与普通的马铃薯式的大众，而不是与个人的一种联系，它以权利诉求的中心形成一种新的认同，就是公民的认同，我们说的一种趋附性的认同。

   
这样一种认同，一种新的认同，相对于原来依附性的认同，所谓依附性认同，指的是依附于政党、组织、宗族、任何传统的血缘的这样一种认同，但是公民意味着普遍的权利，脱离跟政党的联系，比如传统中国社会单位人的概念，形成一种抽象的认同。我们说威权运动最大的结果是形成一种新的公民意识，它一种趋附性认同。这个时候它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要求，是国家与个人的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和大众的关系。而且我们看各种运动，它的诉求的指向，以及它的历史的发展，它是对威权是一种反威权是一种性质，我们可以发现，光是这个发现也许就值得我再另外做一次讲座，甚至需要我们认定它这个社会运动的起源。

   
对这么一种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威权要持续下去，但是它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晚期的威权主义，而且在相当长的未来将保持下去。这种表面对的一个现实以及发展，它的直接的后果，或者说我们理解这种持续性，它来自于另一方面，就是这种威权的持续性，它来自于全球化，换句话说这种威权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就像民主，在全球化过程当中能够输出民主。我们都明白全球化的受益者是所谓的民主的输出，但是同时全球化在后期，或者说在反恐，在9·11之后，我们看到它是威权主义的输出。这种输出可能是以原材料的交换和对威权体制的维持作为一个对价，那么在冷战结束，我们知道冷战的划分，有人对政权形态做过四个划分。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在全球化进行了十几年之后，特别是反恐战争打响之后，反恐战争的最大的受害者，消灭的是苏丹式的一种统治政权，留下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这两个政体按照卢曼的理论来讲，包括在座各位理解的马克思辩证法来讲，是互为依赖、互为存在的。这就像中国所输出的威权的对象，存在一种原材料、市场和威权体制的一种互相的交换和依赖的话，那么以中国晚期威权主义为核心的威权阵营跟所谓的民主阵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高度的互相依赖和互相的穿透，互相依赖体现在通过市场和技术交换进行福利国家维持和威权维持的交换，特别在反恐战争这种一致目标的协作方面，事实上在目前的阶段，协作大于对抗。

   
这种新的格局已经形成。具体的例子我相信大家看过很多，媒体当中也有所涉及，比如说中国对苏丹的这么一种经济关系，就被国际社会理解为一种威权主义的输出，类似的例子非常之多。同时我们来看，第三波民主化的结果，我们看民主转型的很多国家，他们恰恰出现了很多相反的趋势，也就是各种新威权主义的变种，这也是另外一个方向，另一方面在证明两元格局的形成。

   
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回到基本的政治学的概念，威权是什么？威权指的是很多的统治方式，以一种非制度化的形态存在，所以才称其为威权，表面上它可能有选举，有这些制度化的选举，但是在任何制度化的民主都无法持久，相反被很多非制度化的统治方式，比如说个人的威权，或者说军阀的统治所代替。像奥唐纳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委任民主，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方式。包括Merkel他研究发现民主的缺陷，还有选举威权的存在，选举威权普遍存在于南美、台湾，存在于很多地方。它有民主的选举的框架，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某一方可能会滥用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就像陈水扁所表现出来的选举威权，这实际上是对民主的一种伤害，一种对威权的偏好，或者是威权主义的遗留。

   
卡内基研究所1999年的一篇论文就提出，他们对俄罗斯、对白俄罗斯、对乌克兰，他们把它归类为一种半威权的一种形态，一种政权，而这种半威权政权，我们都知道在目前越来越得到强化，在1999年到现在十年，半威权实际上在朝威权的方向强化，尽管他们有表面上民主的架构。2005年凤凰城有一篇博士论文提出了一个结论，东南亚国家存在持久的威权主义，包括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一种十九世纪威权。像菲律宾尽管有亚洲历史上最久的民主的制度，但是它的民主却是相当的脆弱、相当的局限，相反它的威权相当持久，对生活的影响持续性更为强烈。

   
著名的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Dickson在2005年提出（他有一个概念叫做红色资本家）所谓的民粹威权主义，来形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出现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在丰富全球威权主义的部分，但是它的核心仍然是晚期威权主义。换句话说，以中国的例子为例，这种威权主义只是晚期威权主义一个局部的方式，更深层的，如果能对它的过去和未来做一个长期的定性的概括的话，晚期威权主义更为合适。晚期威权主义这个词我们借鉴于晚期资本主义，曼德尔和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都曾经有非常丰富的论述。他们假设马克思的交换理论，以及私有化与国家行政管理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一种社会革命的发生。但是新的时代这种革命的条件已经失去了，但是资本主义还能够持续下去，为什么呢？资本主义能够持续下去的另外一个方面，资本主义为改变了，被社会民主所改变了，被欧洲的社会民主给改变了，资本主义变得更温和，更消除阶级差别，它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一种资本主义，而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一种资本主义。恰恰是这种结果上的不平等，资本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建立在这种平等的权利基础上，这样子的一种不平等能够持续下去，通过各种的关系的再生产。

   
十九世纪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以一种生产关系，再生产来维持这么一个所谓的上层建筑。但是在二十世纪我们来看，曼德尔所说的一种晚期的资本主义，它恰恰不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社会关系上，在平等的基础上来再生产不平等。

   
去年以来有一些例证，看到晚期威权主义的一些变化，就是说人们和政府的关系的变化，以及这种威权的持续性。最近发生在拉萨的冲突，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拉萨的冲突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世界和威权世界两者相互的穿透，而且在拉萨事件当中，我们可以从不同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当中，来分辨出两个阵营的存在。恰恰是印证了我们所说的这种维权的持续性，在未来可预见的我们的有生之年，都可以预见到这种威权会继续下去，而不是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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