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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

包茂宏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第19卷第1辑2004年3月

        提  要    本文是对伊懋可教授就海内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访谈。主要话题有：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异同，外国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以及中外环境史研究的区别，如何理解“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和“高度平衡陷阱”论断，如何评价彭慕兰的《大分岔》，预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    中国环境史研究  伊懋可  访谈

    伊懋可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擅长中国经济史、文化史和环境史。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1968年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格拉斯各大学、剑桥大学，1972—1989年在牛津大学教授中国史并担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多年，从1990年起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任中国史和亚太区域史教授和召集人。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的模式》、《中国文化地图》、《另类历史：从欧洲视角看中国论文集》、《华人世界变动着的历史》、《帝制后期中国的城市》、《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70年代提出的“高度平衡陷阱理论”在西方中国研究领域影响很大。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环境史研究，成就斐然，即将出版专著《大象的退却：从环境角度看中国历史》。

伊懋可教授治学严谨，富有洞见，对中外环境史研究状况都很熟悉。在生活中热爱自然，乐观幽默。本人提出采访要求后，他愉快地接受并热情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现将访谈录   译出发表，以飨读者。相信会对我们的环境史研究有所借鉴和帮助。                                                                                                           

——包茂宏   

    包：您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史和文化史转向或扩展到环境史?

    伊：我研究历史的初始目的就是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了后来的那个样子。由于某种原因，这个问题似乎永远都对我有非常特殊的吸引力。所以，我对现代经济、现代科学、现代国家和民主的起源，以及既帮助产生所有这些同时又反过来受到这些因素的塑造的现代文化的性质这样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感兴趣。

    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之所以集中研究中国，是因为中国似乎为与欧洲就过去的一千年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最有趣的参照物。在宋代，它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有和欧洲至少在16世纪以前可以媲美的丰富的科技成就。刚开始研究这些问题时，我考察和分析这些问题的主要理论依据来源于马科斯·韦伯和李约瑟。虽然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李约瑟不久就成了我的一个莫逆之交。令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给他的、即将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第七卷第二册)的最后一卷写了前言。在这份前言中，我全面概括了他所做工作的重要性。

    我的博士论文(1968年)研究了中国第一个切实运转的民主机构——1905—1914年上海华人区(Chinese Part)的市委会。我的第一本书是研究前现代中国经济和技术史的《中国历史的模式》(1973年)，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帝制时期中国没有发生自己的工业革命。在我的《另类历史：从欧洲角度看中国论文集》(1996年)和探讨诸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人”问题之类的文化史研究中，您能看到我对前两本比较简明的著作中的许多思想的深化。

    从早年起，我也对环境感兴趣。大约在我十岁时，我家与另一家合住一栋房子。这一家的妈妈是“土壤学会”的早期会员，我从她那儿学会了怎样为我的菜园做积肥堆，大体上明白了什么是氮循环。再后来，当我还是格拉斯各大学经济史系的一员时(1968—1973年)，我去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研究。在哈佛，我研读了《地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和其他环境主义者的著作。返回格大后，我建议同事们应合开一门分析农业和工业革命在许多方面对人类是灾难的思想史课程。但他们都不理解我的想法，说我要做就自己做，他们不参与。应该补充说明我那时没有、现在也不认为“灾难”一词是对这两次革命的正确描述，但是这两次革命确实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象理解它们的积极作用一样来理解其负面影响。

    1983年，我与艺术史家卡若琳·布伦登合编了《中国文化地图》，在1998年的修订版中增加了环境史部分。为绘制五十多份地图所做的研究和成为一个历史地理学家让我迅速进入环境史研究领域。我对中国水利和水利机构史的长久兴趣和我与印度经济学家拉得哈·辛哈提出的、用于解释帝制晚期中国经济缺乏大幅度数量变化现象的“高度平衡陷阱”理论也让我体会到了自然资源在历史上起到的关键作用。我认识到还有一个可以解释我们生活的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这一问题的更重要的视角，那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

1993年，我在《东亚史》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重要的环境史文章《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从古到今的中国环境》。我有意起了这么一个容易引起争议和似是而非的题目。隐藏其后的想法是，我认为在环境主义者和传统经济学家的观点中有一些重要的真理；从广义来讲，我现在仍坚持这个观点。

    包：如您所说，您是从历史地理学家转变成环境史学家。就中国议题而言，这两个学科有什么区别?

    伊：从原则上讲，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唯一的区分就是由不同的学术文化产生的界限。例如在法国几乎就没有分别，历史学家必须把学习地理学作为自己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写出了初版于1949年的、关于十六世纪地中海历史的煌煌巨著。他是历史学家，但似乎更象一个地理学家。这一点可以从第一卷中关于景观和海路的分析中看出来。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部现代欧洲环境史的开拓性著作。

    同样，格罗夫和拉科哈姆的、引起轰动的新著《地中海欧洲的自然：一部生态史》(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年)是历史地理学家和森林与林地史学家合作的结晶。这完全是一次自然而然的联合。

    在中国，陈桥驿虽然是地理学家，但在浙江环境史研究中做了精彩的工作。我不知道史念海正式属于哪个科系，但他在实地考察和历史记载相结合的基础上也作出了精致的研究。他们都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前辈学者中的巨匠。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在同一人身上这两个学科能多么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在一般情况下，历史分析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另类历史》关于义和团的研究中，我对义和团运动的模式在时空上进行的准确定位彻底改变了对运动起因的常规分析。这说明了时空对于历史研究是何等重要。

    因此，在学术上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应该把中国环境史和历史地理学看成是两个不同学科。当然，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行政惯例和传统，这不是外人应该详细评论的事。   

环境史也和许多其它学科有关联，例如经济史、思想和价值史(塑造了政府政策和公众的态度)以及水文学、孢粉学、流行病学、人口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在有些地方，学术中引入了行政界限。但要紧的是不同学科间要有好的平等横向交流和合作的可能性。在环境史领域，我们可能比在其它领域更明白万事最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包：请您给中国读者谈谈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环境史的状况。

    伊：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环境史是这个新领域中的新事物。有关这方面的书目也相应地比较少，我能说的也只是零散的印象。

    或许，最好的开头还是从我和刘翠溶教授主编的199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积渐所止：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谈起。之所以这么做有三个原因。该书包括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西方和中国的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者；它涵盖了广泛的议题，唯一重要的遗漏是长期的气候变迁和人口史；它还出了个两卷的中文本，与英文本稍有不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内容更为丰富。中文本的题目是《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主编的排名顺序做了前后调换。1995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后来重印，但现在已不象英文本那样容易得到。

    翻开此书，跃然纸上的是许多西方学者的名字。首先值得介绍的或许就是巴黎法兰西学院的魏丕信，他是欧洲研究中国水利系统史的顶尖学者。他论证了陕西长期维持水利系统的努力和自然力最终击败人类的努力的历史。孟泽思是西方研究中国森林史的主要权威，也是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六卷第三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森林部分的撰稿人。孟泽思既是汉学家，也是多年来帮助中国政府进行植树造林的专业林务员。荷兰莱顿大学的费每尔既自己从事对中国某个地区的研究，也号召和组织对许多地区的研究，尤其是福建。他还是著名的当前中国环境状况的评论家。美国的安·奥思本精于分析清代浙江、江西和安徽南部三省交界地区的环境退化。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汉语教授邓海伦既可能是西方清代政府档案的最好解读者，也集中研究帝制后期国家的经济和环境政策形成的学者。她还曾经编辑双语的《中国环境史通讯》，后来因为其它工作的压力而中断。这是这一领域的巨大损失，因为在好多年她是这里的焦点人物。还有我后面要提及的美国的马立博和彼得·普度。正是这些学者构成了西方研究中国环境史的核心。

    《积渐所止》中考察的主要议题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研究它的方法、人类聚落的发展过程、边疆地区的特点——尤其是土壤侵蚀、水利系统的管理、特定时期和地方气候变化的影响、流行病的影响、官方思维和大众想象中的环境形象、森林滥伐以及与近世初期日本的比较。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它的时间跨度止于帝制时期。在西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环境的成果，如朱迪·莎皮若的《人定胜天》(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和R．L．艾德蒙兹的《管理中国环境》(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前，对人民共和国环境史的研究仍是空白。

    也有为数不多的优秀专著。早期的一个例子是普度的《耗尽土地：1500—1850年湖南的政府和农民》(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最近的例子是马立博的《老虎、水稻、丝绸和淤泥：帝制后期华南的环境和经济》(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马立博提出了许多让人着迷的观点：如晚近形成的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实际上是内地大量砍树的结果；水运的改善如何在l8世纪末把大米的价格与天气对收成的影响截然分开。这两部书也为进一步了解有用的学术文章和著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说到大众化的、易于得到和阅读的中国环境史概论一类的著作，英文中还真没有可以与上田信的相媲美的著作。他的《森林与绿色中国史：对历史的生态学考察》(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非常有个性，但也有可读性，在日本广为人知。

    许多著作表面上并非环境史，但也包含与环境有关的重要思想和信息，例如拉尔夫·斯密斯从俄文翻译成英文的L．N．古米列夫的《探寻想象中的普列斯特·约翰王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本书有大量的关于气候变化可能对蒙古崛起产生影响的相互矛盾的记载，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我们知之甚少的、关于中亚的俄文学术文献的窗户。另外，彭慕兰的《大分岔：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虽然是一部比较经济史的著作，但其讨论的部分內容转向了比较帝制后期中国和西欧的环境条件。很遗憾，我不能同意他认为欧洲在本时期比中国面临更大环境压力的结论，但他是一个其观点永远值得认真考虑的优秀学者。同样，像邓海伦对明末瘟疫的研究(《清史问题》，第三卷第三期，1975年11月)或卡罗尔·本尼迪克特的《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这样的中国疾病史研究也构成了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细菌仍是对人类占上风的唯一致命的威胁。

    我们还须特别关注上两代日本学者对中国水利机构史研究作出的贡献。尽管只是处于环境史的边缘，但已为我们理解中国环境史开辟了一个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领域，让我们置身于新资料的宝藏中。我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作出了初步回应。我和三个同事在1994年出版了日本学者研究这一问题的书目分析。在这一领域，中西学者都要加紧工作才能赶上日本同行。

最后一点，西方和日本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大体上是重视的和友好的，但在感情上相当冷静。(唯一的例外是上田信，他的研究让人感到融入了个人感情。)这与西方学者，不论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澳大利亚人，在研究他们自己的环境史时注入强烈感情形成了对比。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几乎都不是从环境行动主义者开始研究的，不像诸如《自然和东方：南亚和东南亚的环境史》(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1998年)的主编理查德·格罗夫那样曾经为“地球之友”工作。我觉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在研究工作中，这个题目的重要性把我们引向了环境史研究。不管有什么样的原因，调子不同这一点是肯定的。

    包：您对中国学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也很熟悉，中外学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有何不同?

    伊：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原因有三：第一，它取决于如何定义“环境史”；第二，中国与环境史相关的领域的学术著作数量非常多，增长也很快，一个外国学者不可能知道和阅读全部；第三，中国的历史思维风格变化非常迅速，一个适合二十年前的回答很可能现在就不对了。

    让我从两部非常著名的但相当古老的著作开始来说明概念问题。

    第一部是冀朝鼎的《从公共水利工程的发展看中国历史上的关键经济区》。此书1936年用英文出版。尽管可能是错的，但我还是认为现在仍没有中文版。但它确实被看成是“中国人”的著作，而且更多地被认为是“环境史”而非“经济史”。我倾向于把它看成是用“现代”风格写成的最早的中国环境史的重要著作。

    第二部是由竺可桢和宛敏渭合著的、1975年出版的《物候学》。从严格意义上看，它不是“环境史”，但它是以竺教授重建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的开创性工作为基础的一部重要的科学著作。气候史是环境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竺的著作在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者的书架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很难准确说出“中国环境史”研究开始于何时何地。

    即使回到现在，仍然很难弄清楚环境史应该包括什么、不应该包括什么。例如，饮食是否是“环境史”的一部分?我个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把象王利华的《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这一类的著作看成是环境史的一部分。在我关于清代遵化的大量未公开发表的论著中，我发现了这里的、特别有益于人体健康的食品和甘美饮水与对生活产生非常高的期望值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参看伊懋可“洪水与统计”的提要(1999年)，载于H．祖尔多佛编的《中华帝国历史上的妇女》)。

    人是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的中心，这与以自然为中心、仅仅把人作为偶然的参考的“环境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不同。(后一种历史著作的例子是吴忱的《华北平原四万年来自然演变》(1992年))。因此历史人口学——人口数量、人口分布、迁徙、生育率和生育模式、结婚率和死亡率——也是环境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这方面的近著数量很多，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内容也很广泛，从搜集和整理资料——我熟悉的一个杰出范例就是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中国人口史》由葛剑雄主编)——到李中清的开拓性的方法论研究。李中清尽管有时用中文写作，但他当然被划入美籍华人的范畴。方法论研究的范例是李中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郭松义合编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两国学者共同合作研究撰书也说明了，把中国人的学术研究和外国人的分割开来的明显界限尽管仍未消失，或许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这个界限已经开始变得模糊。

    所以，人们越考虑这个问题，它就变得越复杂。

    如果要我综合一下的话，我会说，从总体上看，在我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中，中国在与环境史有关的领域的学术研究强项在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在水利史研究中，我们可以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在1979年编成的《中国水利史稿》中看到极好的技术分析。例如它研究了清代大运河如何在地势较高河段保持水量充足，却没有对大运河赖以为基础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做任何类似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向诸如星斌(Hoshi Ayao)的日本学者学习。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气氛产生了重要的抑制作用，在那时研究自然科学更安全。

    一个有趣的局部的例外是文焕然及其合作者在1995年出版的、关于中国植物和动物史的优秀论文集《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例如他描述了历史上鲜为人知但延续很长时间的农民最终获胜的农民与大象的冲突，但没有对其社会层面进行深入分析。

    在自然科学导向的环境史领域涌现出许多优秀著作。我熟悉的一个例子是陈吉余的《中国海岸发育过程和演变规律》(1989年)。任何研究人类活动影响中国海岸的方式——这种影响是巨大的——的环境史学家都能从这一研究中汲取丰富的有价值的信息。进而言之，政治家和经济计划家也能从这种环境史中吸取有用的教训。例如，林承坤在《长江三峡与葛洲坝的泥沙与环境》一书中写道，当长江峡谷中游可能因受泥沙在不稳定岩石层堆积的影响而在公元377年崩溃时，据史料记载当时大浪冲起的泡沫高达数丈，湍急水流回流五十多公里。这种灾害在某个时候肯定容易再次发生。

    按我的个人意见，尚未发生但应该发生的是，自然科学家要向历史学家学习怎样评估他们的资料。有许多收集诸如降水、气温和“自然灾害”这种自然现象的历史资料的大大小小的项目，但都没有考察写作和保存这些资料的社会、政治、知识和经验环境，也没有考察它们怎样影响了报告所用的术语和范围的选择。例如，当某地人口增长并迁入环境不太稳定的地方时，就会出现一种可能，即不管是否发生气候变化，都会经历和记载更多的“灾害”。当记载所依赖的社会结构改善或暂时崩溃了，它自然会影响记载。人们感知的“干旱”也依赖于环境的特点(例如是否有好的树木覆盖物)和经济(是农耕还是畜牧)，反过来，干旱如何影响它们也不仅仅取决于降雨量。人们对天气的意识形态化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把自然现象看成是“吉兆”或“恶兆”并加以记载时，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更微妙的看法。但上述例子足以使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即如果向历史学家学习，以前接受自然科学训练的学者在处理历史档案时会比他们往常做的更客观，如此一来，也会导致新的发现。这会对一些古旧记载作出令人惊诧的准确界定和分析。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把中国中古地图中的海岸线与现代遥感成像进行比较。在遥感图象中，红外中频有时能把隐藏在普通图像背后的古老海岸线给凸现出来；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显现出一系列图像。   

    但是历史学家也需要有更多的批判性。部分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者看到了中国古代文化中有自然保护的强烈倾向，但至少在我看来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带着良好愿望阅读文献的基础上的，在这些文献里，自然保护的观点(例如道家经典或月令)被描绘成似乎是主导的态度和有效的法则。其实，全面的看法是这些观点或者是对逝去的往昔的哀叹(如《淮南子》中一段著名的描述)，或者是过时的和限制自然剥削过程的不很有效的努力。剥削自然的行为已经根深蒂固并在很长时间仍然延续着。例如，如果对许多重要文献进行不带偏见的阅读——如《诗经》中的赋《皇矣》——就会发现周文明是建立在毁坏森林的基础上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中国环境史研究中更注重自然科学的那一部分。在过去二十年从总体来看在中国更成功一些，但有必要让这一部分与注重文献的更传统的历史部分进行持久的相互交流和融合。这方面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王苏民和窦鸿身编的《中国湖泊志》(1998年)。任何研究中国湖泊环境史的学者都不能绕开这本基础著作，但至少对我来说，令人吃惊的是它给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有时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的人之影响以很少篇幅。一句话，今后要做的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要更多协调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