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先生

    我得识章先生是在1959年。那年，蒋天枢先生为我们讲授先秦文学史，章先生正从蒋先生学习，所以有些章节由他讲授。不料他第一堂课便被我们弄得下不来台。原因也很可笑。那天，章先生走上讲台，显得很是拘谨，眼睛只是盯着讲桌上的讲义，声音不大地说了一声“诸位”。没想“诸位”二字刚出口，一位学兄便站了起来，大声说“不要诸位诸位咧，这样叫不好听咧”。手足无措的章先生略略抬起头来，喃喃地问道：“那么，应该怎么称呼？”那位学 兄 答 道 ：“ 叫 同 志 、同 学 都 可 以嘛。”于是，章先生说：“那么，同学们———”总算重新开始了讲课。

    其实，那位学兄也不是有意与章先生为难，只不过时值跃进高潮之际，人的思想被鼓动得飞扬浮躁，希望重塑一个全新的世界，同过去彻底告别。老爷、太太、小姐、少爷，乃至先生、女士、诸位、诸君，这些称谓都该扫除，只有“同志”，才是最“骄傲的称呼”。所以一听“诸位”，便觉陈腐，以为同时代格格不入。

    而章先生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事不止一桩。那年，章先生慈母见背，他的父亲去世很早，由母亲辛苦抚育成人。他对母亲也孝敬有加。格于时世，他不能庐墓三年，也不能披麻戴孝，只是在颈下系了一根细细的麻绳，头发胡须也多时未理，看起来形销骨立。这在当时也为学生所诟议，何况他的出身还是“剥削阶级”。这些事积攒起来，便有了课堂那一幕。这些，在今天听来已如天方夜谭，而当时在章先生，却是沉重的枷锁。至于章先生何以终于只是以“同学”相呼而没有称“同志”，我后来才悟出了些缘由。

    当学生的，总有打听老师来历的习惯，而且总是可以有办法探听出些究竟。我们很快就知道，章先生解放前夕已是共产党员，属政治可靠、学业优秀那一类。因此，1954年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留校任教，还担任党支部书记。没料到由于胡风一案，处境一落千丈。那时，贾植芳先生是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章先生从贾先生学习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师生关系相当融洽。党内传达胡风问题后，章先生同贾先生也曾谈及。谁知胡风案成了“反革命集团案”，贾先生为人耿直，早年同胡风有过交往，知道胡风为人，因此在叫他揭发交代与胡风的往来时，他反理直气壮为胡风辩护，结果被划入胡风集团，缧绁加身。

    这样，章先生同贾先生谈论胡风问题，也变成了泄漏党的机密、向胡风分子通风报信，捉将官里，严加审查。最后虽然没有定为“胡风分子”，回到了学校，但党籍似乎是丢了，也无法在中文系继续任教。在我考入复旦大学时，他已在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期。直到他回到系里授课，我一直不知有章培恒其人。这时虽已恢复助教的工作，但似乎仍为“待罪之身”。他之所以不以“同志”相称而选择了“同学”取代“诸位”，我猜也是为了避免麻烦，若有人再站起来说“谁是你的同志”，“你也配？”将何以堪？

    在学术道路上“小步快走”

    人的经历变幻莫测，是福是祸，有时也难料定。章先生因胡风案陷于网罗，似是大祸，但因此摆脱了许多繁琐的活动，得以专心读书，又焉知非福？只不过这“福”并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罢了。现在许多人都讲到章先生学识渊博，积累深厚，眼光独到，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但很少有人谈到他是如何耐受着政治的、精神的高压，在痛苦中从不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要知道，那样的经历是完全可以摧毁一个人的信念与追求的。章先生的学术道路充满荆棘。

    1964年，我们同在奉贤县参加“四清”，农村水渠边的田埂路，是工作队员开会、下队的必经之路。下雨之后，上面是一层稀泥，下面却仍坚硬，走在上面如履冰场，常常滑倒，弄得泥泞满身。章先生戏言他发明的“小步快走法”颇为有效。步子不要大，太大后脚跟不上；速度不能慢，慢则前脚滑出，势成劈叉。一定要前脚小步跨出，后脚立即跟上。试行一下，虽则碎步前行颇为滑稽，惹得走惯泥路的老乡笑弯了腰，但确然有效。

    我忽然觉得，胡风案后，章先生的学术生涯，似乎也是“小步快走”。他必须时时防备看似稀软表面下的坚滑，谨言慎行，时时设防，做那些看似细碎，终有大成的学术工作。他的《洪昇年谱》，早在“文革”前就已完成，但直到“文革”之后才得以出版。这固然是他不苟且、求完美的学术理念，但也还因为形格势禁，不但在“厚今薄古”的形势下避免了落人口实，也省去了很多无聊的嫉妒与麻烦。

    他的命运略有改善，得益于一位大人物的称赞。那位大人物把握着思想界无上的威权，得到他的称赞，无异平步青云。上个世纪50年代的李希凡、姚文元勿论，60年代，我记得的就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批判李秀成的戚本禹，批判形象思维说的郑季翘，批判让步政策说的孙达人，此外便是复旦大学论古典戏曲教育作用的胡锡涛和研究晚清谴责小说的章培恒。上述几位，有的本是官场人物，有的虽为学界人物，但一登龙门，身不由己，大都卷进过政治漩涡，遭际各不相同，而章培恒先生却能低调坚守在学界。

    后来的事变越来越令人明白，当年这些文章之所以受到称赞，不管作者是有意迎合还是偶合上心，但同正在酝酿中的“文革”都大有关联。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是“文革”的理论基础，这在大人物最后的系列指示中表述得十分明白。章先生论清末谴责小说的文章，立论在革命思想勃兴之后，仍寄望改良的谴责小说已不再代表进步思潮，大约在某一侧面暗合了大人物不断革命的思想吧。在那个时代氛围下，一个学者，尤其是曾受眷顾的学者，要不沾政治的漩涡恐怕很难生存，能够不“干进而务入”，已是难能可贵了。

    大约1965年下半年吧，文艺界、理论界批判接连不断，批苏联的“修正主义”文艺，如《第四十一》、《士兵的颂歌》、《雁南飞》等等；批国内的一批影片，如《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批“合二而一”；批“时代精神会合论”，批“让步政策”，山雨欲来，所以，仿效上海市的写作组，高等院校也成立“写作组”成风。时任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长的徐震，原是中文系总支书记，便在中文系找了几位教师，搭了一个班子，要写大批判文章，叫做“投入战斗”。章培恒先生和我都在其中。那时我便发现，他对此事并不热心，偶尔分配一个题目，写成发表，就把稿费买些他以为有价值的书送给大家。我手头至今保存的一部《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便是那时承他所赠。这个写作组为时甚短，“文革”风起，徐震便被校党委抛出，成了“牛鬼蛇神”，写作组自然也就星散了。

    “文革”中，上海市写作组及其外围写作班子网罗各高校教师甚多。鲍正鹄先生在世时曾问我，如果还在上海，会不会也卷到“石一歌”之类的写作组里去？那时正好一位名人矢口否认他曾是上海市写作组成员，闹得沸沸扬扬。我说，除非他们不找我，若要找，以当时的认知，恐怕难于拒绝。我只是因为离开了上海，脱离了那一统的舆论环境，才能听到对上海帮的种种指责与对“文革”的各种不同舆论。有了比较，才有了新的思考。鲍先生以为我说的是实话。而章先生身在上海，好像也没有听说他曾参加到哪个写作组去，同是受过大人物称赞的胡锡涛君，就由上海写作组到《红旗》杂志，一路升迁去了。

    章先生最愉快的时期，应当是在“文革”之后，虽然仍有许多情感的煎熬，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使他能够较为自由地、完整地表达自己在古典文学领域的学术观点。这时的他，有一种“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的紧迫，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很多，而做事的时间甚少。

    他尘封了20来年的《洪昇年谱》终于出版了，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大家还在讨论要“重写文学史”的时候，由他和骆玉明教授主编的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已经出版。这部文学史也得到了学界普遍好评。他曾问及我的看法，我不曾隐讳，觉得导论部分提出的看法极有价值，但全书未能一以贯之，而且这种“大兵团”修史的办法并非上策，因为作者既夥，难免参差，还是为独断之学，成一家之言的好。后来听说他要再修文学史，心里非常高兴。再后来听说他身罹恶疾，又不免为他担心。大前年到沪，去看望他，说是全书已经完成，但看他的身体却已羸弱难支，一直是靠药物维持。他是在以生命与死神相搏，终于完成了文学史新著。如果没有那20余年的耽搁，他的成果将会更为丰硕的吧。这几乎成为几代学者共有的遗憾———1949年前后已经著述颇丰的，因历次运动而辍笔不作；1949年以后正当年者，又因种种原因无法专注于学问；70年代中期得以进入大学的，因十年耽搁成了老学生，及至略露头角，又已人过中年。章先生完成这部新著时，已近耄耋之年。

    我以为既然心愿已了，应当可以专心调养，若天佑斯人，总会渐渐康复。不料积劳难复，在医院的时间更多于在家的时间。

    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放在案头，时时翻阅，许多材料，许多看法都是先前文学史著作所无。从书后每个章节执笔者的简介看，这部文学史虽是章先生领导下复旦大学古籍所同仁的集体成果，参与者大多是章门弟子，但章先生不但提出了整体思路，而且亲自撰写和修改了绝大部分章节，应当是他毕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最终的总结。

    还是陶渊明那两句诗：“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一个人一生，能有章先生这样的成就，已是十分幸福了。虽然我从心底希望他能有更长的生命，摆脱那些冗繁的工作，倘佯于家乡浙东那美丽的山水之间，享受一些他此生少有的清闲。但我知道，对于一个以学术研究为生命的学者，这样的悠闲或许只能在他身后才会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