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少女有孕了漫画:沈先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03:57:09
先生在《边城》的题记里说到:"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具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但因此一来,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处在当时文艺创作的边缘。在现代文学史上无疑先生是一个边缘作家,他的创作与中国"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大相异趣。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明显的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看不到人民抗争的愤激,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写这些,而是他很高明的让这些东西潜存在广阔的人性描写之下了。可以肯定的是先生不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他要写的是"更具人性,更近人情",他做的就是文学应该做的事,而且我认为只有人性充溢的作品才最具有最深广的接受效果,才会有丰富多采的接受效果史
先生用一支从容的笔为我们描绘了绚丽的湘西风情,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很鲜明的,是一片净土。何立伟说:"他(沈从文)用一支洞箫吹奏了这样一个微雨的夜",(何立伟《洞箫的悲悯与美》)这是何立伟对沈从文《柏子》的评价。不仅如此,我认为他对所有湘西风情的描绘都是"悲悯的洞箫吹奏了一个个微雨的夜。"在《边城》中,在这个微雨的夜里,洞箫吹出了情窦初开的翠翠,朴实而有点狡猾的老船夫,忠厚热情的船总顺顺,古道热肠的杨马兵,船总的两个儿子,他们是湘西众多人物中的一群,他们 又是众多湘西人物的影子,。清新的湘西民俗是他们活动的背景音乐,但这音乐不常变,而他们人世的东西却在随着白河的流水在流,随着先生的笔调在跌宕起伏。
《边城》的开篇,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绚丽的湘西的画面,它很让人心动。在他缓缓的笔下渐渐的流了出来,却很平淡,但那些是他生活了多年的土地,在他笔下孕育了激烈的情感,而这情感却始终笼罩在他特有的诗意的柔情下面。终于在接着的故事的叙述中奔泄了出来,他可能感觉不到,因为他的笔调笼罩了他对那些人和事的同情。而我们却没有把这些描绘仅仅的看作湘西的奇特的风景,而且我们也不会这样去做,我们在等待那潜存的力量的奔泄。这也许是沈先生对"不变"的迷惘的表达。但他对人物的的表达却是不迷惘的,他熟悉他们的生活,而更为伟大的是那人性,在质朴湘西山水陶冶下的人性,这人性会像那流不尽的白河一样,时时在变吗?这是不在他的表达中的。
《边城》里对爱情的叙述是悲挽的,爱情这种最人性的东西在湘西,在先生的笔下,却演绎的如此的鲜血淋漓:翠翠母亲和一个戍军的死亡悲剧,船总两个儿子对翠翠的爱情纠葛,还有杨马兵对翠翠母亲求不得的爱情,这些都染红了这片土地,但先生没有让我们直接的感到刺眼,因为他都给这些笼罩上了一层诗意的柔情,或者是湘西的水总能轻轻的把它抹去。
在文章的后面,"被大雨坍塌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修好了的仍旧是湘西素朴民俗的继续,它,不常变。而"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在这里,先生期待他回来吗,我们不知道,仅仅知道的是他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似乎有点微微的踌躇,在这踌躇中也有着他潜意识的期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他期待着明天白河的水把这"变与不变"完完全全的冲洗干净。或者还希望这河水也能冲亮世人的眼睛,使他的作品能获得一个新的评判,这也许是我的臆测,因为先生也许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我在作品的最后看到了他的迷然。
当然在今天先生获得了新的估价,终究人性充溢的作品会发出耀眼的光芒。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先生获得了本应属于他的价值评判,或许是那白河的水终究冲亮了世人的眼睛。

沈从文有一段名言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段话被刻在他的墓碑上,可以看成他的内心独白,解读他作品的钥匙。

沈从文的墓在凤凰县听涛山麓,墓碑是一块云菇状的天然五彩石,离此不远的树荫下,有黄永玉夫妇所立的五尺碑,上面镌刻着黄永玉刚健的手书:“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窄而霉斋闲话
 
    中国诗歌趣味,是带着一个类乎宗教的倾心,可以用海舶运输而流行的。故民
国十九年时代,中国虽一切还是古旧的中国,中国的新诗,便有了机械动力的声音。
这声音,遥遥来自远处,如一袭新衣样子,因其崭新,而装饰于诗人想象中,极其
流行。因此唯美的诗人,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太平洋另一端连云高楼,写着文明的
都市的赞美诗;普罗诗人,也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到西伯利亚荒原的尽头,写着锻
铁厂、船坞以及其他事物倾心的诗。瞩目远景,幻想天国,诗人的从容权利,古今
原无二致。然而数数稍前一时的式样,仅使人对那业已为人忘却的“人生文学”,
倍增感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
诗人以一个绅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宽泛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
私,一切现象使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
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来的老派头,所以老
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为诸诗人崇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
力宏伟,弃绝辞藻,力取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
这人生文学,式样古拙,旋即消灭,除了当时的多数学生,以及现时的少数中学教
员,能记忆某某名句出自某某外,在目前,已找不出什么痕迹存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结束在海派的浪漫文学兴起以后,一个谈近十年来文学之发展
的情况的人,是不至于有所否认的。人生文学的不能壮实耐久,一面是创造社的兴
起,也一面是由于人生文学提倡者同时即是“趣味主义”讲究者。趣味主义的拥护,
几乎成为文学见解的正宗,看看名人杂感集数量之多,以及稍前几个作家诙谐讽刺
作品的流行,即可明白。讽刺与诙谐,在原则上说来,当初原不悖于人生文学,但
这趣味使人生文学不能端重,失去严肃,琐碎小巧,转入泥里,从此这名词也渐惭
为人忘掉了。
    上面提及人生文学的没落,所据虽多在诗歌以外,然而诗歌的人生文学,却以
同一意义而“不”人生文学的。
    “京样”不能流行以后,海上趣味也使人厌倦,诗歌的方面,用最世俗的形容,
应当穿上“洋服”才美观的时代就到了。我要学上海商人的口吻,不避采用更富市
侩气的名词,“来路货”,在诗歌方面,有一种新的价值,这是我们全无力量去作
否认的。格律废弃既为当然的事实,商籁体的分行,我们若不明白,便不足欣赏新
诗,无资格评论新诗。在形式方面,自由诗人多数是那么守着新的法令才似乎配说
“写诗”的。
    在内含方面,一个诗人若不拘束他的情绪到前述两个极远的国度趣味里去,也
仿佛不能写出一首“好”诗。目前的新诗,标尺既悬于这两类作家手中,若不读诗,
那你还是一个自由的人,真可羡慕,若对于诗还不缺少兴味,你的兴味便不许你再
有自由了。这种现象我觉得并不是好现象。
    新的趣味除了用更新的趣味来代替以外,菲薄并不能动摇事实,所以我们只能
等待。看看过去,未来的也就应当可以知道了。不过一个正在学诗的人,若尽随波
逐流, 也就未免太苦。还有一个读者,处到这种情形下,为了习惯一年一 换的趣
味,他的头脑也一定如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在当年政治局面变动情形下,永远是
个糊涂的人,这现象真是很可怜的。
    有人说,“诗人”是特殊的一种人类,他可以想象世界比你们所见到的更“美”
或更“丑”,所以他的作品假若不超越一种卑俗的估价,他就不是一个有希望的诗
人。同时他今天可以想那样是对的,明天又想那样全不对,惟独诗人有这个权利。
“让这些天才存在,”我说,“就让他们这样存在吧。”
    我说,另外我们如果还有机会,让我们再来奖励那种平凡诗人的产生。这平凡
诗人不妨如一个商人,讲究他作品的“效率”,讲究他作品的“适用”,一种商品
常常也不免相伴到一个道德的努力,一首诗我们不妨也如此找寻他的结论。重新把
“人生文学”这个名字叫出来,却应忘记使人生文学软弱的诙谐刻薄趣味。莫严肃
到文字形体的规则里,却想法使文学是“用具”不是“玩具”。诗人扩大了他的情
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找寻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
    说到这里自然我有一点混乱了。因为一个古怪的诗人,也许就比一个平凡谐俗
的诗人,更适宜于在作品上保留一个最高道德的企图。不过我们已经见到过许多仿
佛很古怪的诗人,却不见到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所以我想象一个“不存在”的比
一个“已存在”的会好一点。其实已存在的比未产生的更值得我们注意和希望,那
也是当然的。他们都可以成功,伴着他们成功的,是他们的“诚实”。在他们自己
所选定的方向上,自己若先就缺少信心,他们“玩”着文学,文学也自然变成玩具,
出现“大家玩玩”的现象了。
    现在应当怎么样使大家不再“玩”文学,所以凡是与“白相文学态度”相反而
向前的,都值得我们十分注意。文学的功利主义已成为一句拖文学到卑俗里的言语,
不过,这功利若指得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健康,坏的变好,不美的变美,就让
我们从事文学的人,全在这样同清高相反的情形下努力,学用行商的眼注意这社会,
较之在迷胡里唱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还有些功利的好处。
    说到这里我仿佛看到我所熟识的诗人全笑了,因为他们要说:“对不起,你这
个外行,你懂十四行应当怎么分行押韵没有?你不是在另外一个时节,称赞过我们
的新诗了吗?你说我们很美,应当怎样更美,即或说得是外行话,也不会相差太远。
但你若希望我们美以外还有别的,你这外行纵说得十分动听,还是毫无用处的。”
    我想,那末,当真莫再分辩了,我们让这个希望由创作小说来实现吧。事实上
这里的责任,诗人原是不大适宜于担任的。一个唯美诗人,能懂得美就很不容易了。
一个进步的诗人,能使用简单的文字,画出一些欲望的轮廓,也就很费事了。我们
应当等候带着一点儿稚气或痴处的作家出来作这件事。上海目下的作家,虽然没有
了北京绅士自得其乐的味儿,却太富于上海商人沾沾自喜的习气,去呆头呆脑地干,
都相差很远。我想,从另外一方面去找寻,从另外一方面去期待,会有人愿意在那
个并不时髦的主张上努力,却同时能在那种较寂寞的工作上维持他的信心的。
    应当有那么一批人,注重文学的功利主义,却并不混合到商人市侩赚钱蚀本的
纠纷里去。
 
论技巧
 
    几年来文学词典上有个名词极不走运,就是“技巧”。多数人说到技巧时,就
有一种鄙视意识。另外有一部分人却极害羞,在人面前深怕提这两个字。“技巧”
两个字似乎包含了纤细、琐碎、空洞等等意味,有时甚至于带点猥亵下流意味。
    对于小玩具小摆设,我们褒奖赞颂中,离不了“技巧”一词,批评一篇文章,
加上“技巧得很”时,就隐寓似褒实贬。说及一个人,若说他“为人有技巧”,这
人便俨然是个世故滑头样子。总而言之,“技巧”一字已被流行观念所限制,所拘
束,成为要不得的东西了。流行观念的成立,值得注意,流行观念的是非,值得讨
论。
    《诗经》上的诗,有些篇章读来觉得极美丽,《楚辞》上的文章,有些读来也
觉得极有热情,它们是靠技巧存在的。骈体文写得十分典雅,八股文章写得十分老
到,毫无可疑,也在技巧。前者具永久性,因为注重安排文字,达到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亲切,妥贴,近情,合理的目的。后者无永久性,因为除了玩弄文字以外毫无
好处,近于精力白费,空洞无物。
    同样是技巧,技巧的价值,是在看它如何使用而决定的。
    一件恋爱故事,赵五爷爱上了钱少奶奶,孙大娘原是赵五爷的宝贝,知道情形,
觉得失恋,气愤不过,便用小洋刀抹脖子自杀了。同样这么一件事,由一个新闻记
者笔下写来,至多不过是就原来的故事,加上死者胡同名称,门牌号数,再随意记
记屋中情形,附上几句公子多情,佳人命薄,……于是血染茵席,返魂无术,如此
如此而已。可是这件事若由冰心女士写下来,大致就不同了。记者用的是记者笔调,
可写成一篇社会新闻。冰心女士懂得文学技巧,又能运用文学技巧,也许写出来便
成一篇杰作了。从这一点说来,一个作品的成立,是从技巧上着眼的。
    同样这么一件事,冰心女士动手把它写成一篇小说,称为杰作;另外一个作家,
用同一方法,同一组织写成一个作品,结果却完全失败。在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到
一个作品的成败,是决定在技巧上的。
    就“技巧” 一词加以诠释, 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是“谨慎处置”,是
“求妥贴”,是“求恰当”。一个作者下笔时,关于运用文字铺排故事方面,能够
细心选择,能够谨慎处置,能够妥贴,能够恰当,不是坏事情。假定有一个人,在
同一 主题下连续写故事两篇, 一则马马虎虎,信手写下,杂凑而成;一则对于一
句话一个字,全部发展,整个组织,皆求其恰到好处,看去俨然不多不少。这两个
作品本身的优劣,以及留给读者的印象,明明白白,摆在眼前。一个懂得技巧在艺
术完成上的责任的人,对于技巧的态度,似乎应当看得客观一点的。
    也许有人会那么说:“一个作品的成功,有许多原因。其一是文字经济,不浪
费,自然,能亲切而近人情,有时虽有某些夸张,那好处仍然是能用人心来衡量,
用人事作比较。至于矫揉造作,雕琢刻画的技巧,没有它,不妨事。”请问阁下:
能经济,能不浪费,能亲切而近人情,不是技巧是什么?所谓矫揉造作,实在是技
巧不足;所谓雕琢刻画,实在是技巧过多。是“不足”与“过多”的过失,非技巧
本身过失。
    文章徒重技巧,于是不可免转入空洞,累赘,芜杂,猥琐的骈体文与应制文产
生。文章不重技巧而重思想,方可希望言之有物,不作枝枝节节描述,产生伟大作
品。所谓伟大作品,自然是有思想,有魄力,有内容,文字虽泥沙杂下,却具有一
泻千里的气势的作品。技巧被诅咒,被轻视,同时也近于被误解,便因为,一,技
巧在某种习气下已发展过多,转入空疏;二,新时代所需要,实在不在乎此。社会
需变革,必变革,方能进步。徒重技巧的文字,就文字本身言已成为进步阻碍,就
社会言更无多少帮助。技巧有害于新文学运动,自然不能否认。
    惟过犹不及。正由于数年来技巧二字被侮辱,被蔑视,许多所谓有思想的作品
企图刻画时代变动的一部分或全体,在时间面前,却站立不住,反而更容易被“时
代”淘汰忘却了。
    一面流行观念虽已把技巧二字抛入毛坑里,事实是,有思想的作家,若预备写
出一点有思想的作品,引起读者注意,推动社会产生变革,作家应当作的第一件事,
还是得把技巧学会。
    目前中国作者,若希望把本人作品成为光明的颂歌,未来世界的圣典,既不知
如何驾驭文字,尽文字本能,使其具有光辉,效力,更不知如何安排作品,使作品
产生魔力,这颂歌,这圣典,是无法产生的。
    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须先融解在文字里,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
无视文字的德性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作火炬,作炸药,皆为徒然妄想。
    因为艺术同技巧原本不可分开,莫轻视技巧,莫忽视技巧,莫滥用技巧。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作

 

 

给志在写作者
 
    好朋友:这几年我因为个人工作与事务上的责任,常有机会接到你们的来信。
我们不拘相去如何远,人如何生疏,好象都能够在极短时期中成为异常亲密的好朋
友。即可以听取你们生活各方面的意见。昔人说,“人与人心原是可以沟通的”,
我相信在某种程度内,我们相互之间,在这种通信上真已得到毫无隔阂的友谊了。
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快乐。我和你们少数见面一次两次,多人尚未见面,以后可能永
无机会见面。还有些人是写了信来,要我答复,我无从答复;或把文章寄来,要我
登载,我给退回。我想在这刊物上,和大家随便谈一谈。
    我接到的一切信件,上面总那么写着:
    “先生:我是个对文学极有兴趣的人。”
    都说有“兴趣”,却很少有人说“信仰”。兴趣原是一种极不固定的东西,随
寒暑阴晴变更的东西。所凭借的原只是一点兴趣,一首自以为是杰作的短诗被压下,
兴趣也就完了。
    我听到有人说,写作不如打拳好,兴趣也就完了。或另外有个朋友相邀下一盘
棋,兴趣也就完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工作靠兴趣,不能持久,太容易变。失败,
那不用提;成功,也可以因小小的成功以后,看来不过如此如此,全部兴趣消灭无
余。前者不必例举,后者的例可以从十六年来新文学作家的几起几落的情景中明白。
十六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家好象那么多,真正从事于此支持十年以上的作家并不多。
多数人只是因缘时会,在喜事凑热闹的光景下捞着了作家的名位,玩票似的混下去。
一点儿成绩,也就是那么得来的。对文学有兴趣,无信仰,结果有所谓“新文学”,
在作者本身方面,就觉得有点滑稽,只是二十五岁以内的大学生玩的东西。多数人
呢,自然更不关心了。如果这些人对文学是信仰不是兴趣,一切会不同一点。
    对文学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宗教情绪。同时就是对文学有所希望(你说是荒
谬想象也成)。这希望,我们不妨借用一个旧俄作家说的话:我们的不幸,便是大
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痛苦,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几乎全无
所知。我们所以觉得文学可尊者,便因其最高的功能是试在消除一切的界限与距离。
    话说得不错,而且说得很老实。今古相去那么远,世界面积那么宽,人心与人
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以
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这单纯信仰是每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每个大作品
产生必有的东西。有了它,我们才可以在写作失败时不气馁,成功后不自骄。有了
它,我们才能够“伟大”!好朋友,你们在过去总说对文学有“兴趣”,我意见却
要让你们有“信仰”。是不是应该把“兴趣”变成“信仰”?请你们想想看。
    其次是你们来信,总表示对于生活极不满意。我很同情。
    我并不要你们知足,我还想鼓励一切朋友对生活有更大的要求,更多的不满。
活到当前这个乱糟糟的社会里,大多数负责者都那么因循与柔懦,各作得过且过的
打算。卖国贼,汉奸,流氓,贩运毒物者,营私舞弊者,以及多数苟且偷安的知识
分子,成为支持这个社会的柱石和墙壁,凡是稍稍有人性的青年人,哪能够生活满
意?那些生活显得很满意,在每个日子中能够陶然自得沾沾自喜的人,自己不是个
天生白痴,他们的父亲就一定是那种社会柱石,为儿女积下了一点血钱,可以供他
们读书或取乐。即使如此,这种环境里的人,只要稍有人性,也依然对当前不能满
意,会觉得所寄生的家庭如此可耻,所寄生的国家如此可哀!
    对现实不满,对空虚必有所倾心。社会改革家如此,思想家也如此,每个文学
作者不一定是社会改革者,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的理想,却常常与他们异途同归。
他必具有宗教的热忱,勇于进取,超乎习惯与俗见而向前。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
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一个
伟大作品的制作者,照例是需要一种博大精神,忽于人事小小得失,不灰心,不畏
难,在极端贫困艰辛中,还能支持下去,且能组织理想(对未来的美丽而光明的合
理社会理想)在篇章里,表现多数人在灾难中心与力的向上,使更大多数人浸润于
他想象和情感光辉里,能够向上。
    可是,好朋友,你们对生活不满意,与我说到的却稍稍不同。你们常常急于要
找“个人出路”。你们嗔恨家庭,埋怨社会,嘲笑知识,辱骂编辑,就只因为你们
要出路,要生活出路与情感出路。要谋事业,很不容易;要放荡,无从放荡;要出
名,要把作品急于发表,俨然做编辑的都有意与你们为难,不给机会发表。你们痛
苦似乎很多,要求却又实在极少。
    正因为要求少,便影响到你们的成就。第一,写作的态度,被你们自己把它弄
小弄窄。第二,态度一有问题,题材的选择,不是追随风气人云亦云,就是排泄个
人小小恩怨,不管为什么都浮光掠影,不深刻,不亲切。你们也许有天才,有志气,
可是这天才和志气,却从不会好好的消磨在工作上,只是被“杂感”和“小品”弄
完事,只是把自己本人变成杂感和小品完事。要出路,杂志一多,出路来了。要成
名,熟人一多,都成名了。要作品呢,没有作品。首都南京有个什么文艺俱乐部,
聚会时常常数百人列席,且有要人和名媛搀杂其间,这些人通常都称为“作家”。
大家无事,附庸风雅,吃茶谈天而已。假若你们真不满意生活,从事文学,先就应
当不满意如此成为一个作家。其次,再看看所谓伟大作品是个什么样子,来研究,
来理解,来学习,低头苦干个三年五载。忘了“作家”,关心“作品”。永远不在
作品上自满,不在希望上自卑。
    认定托尔斯泰或歌德,李白或杜甫,所有的成就,全是一个人的脑子同手弄出
来的。只要你有信心,有耐力,你也可以希望用脑子和那只手得到同样的成就。你
还不妨野心更大一 点, 希望你的心与力贴近当前这个民族的爱憎和哀乐,作出更
有影响的事业!好朋友,你说对生活不满意,你觉得还是应当为个人生活找出路,
还是另外一件事?请你们也想想看。
    我在这刊物上写这种信,这是末一次,以后恐无多机会了。我很希望我意见能
对你们有一点用处。我们必需明白我们的国家,当前实在一种极可悲哀的环境里,
被人逼迫堕落,自己也还有人甘心堕落。对外,毫无办法,对内,成天有万千人饿
死,成天有千万人在水边挣扎,……此外大多数人就做着噩梦,无以为生。但从一
方面看来,那个“明天”又总是很可乐观的。明天是否真的可以转好一点?一切希
望却在我们青年人手里。青年人中的文学作家,他不但应当生活得勇敢一点,还应
当生活得沉重一点。每个人都必须死,正因为一个人生命力用完了,活够了,挪开
一个地位,好让更年轻的人来继续活下去。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我们如今都
还年青,不用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谈活。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力活得更有意义,
活得更象个人。历史原是一种其长无尽的东西,我们能够在年青力壮时各自低头干
个十年八年, 活够了,死了,躺下来给蛆收拾了,也许生命还能在另外一 种意义
上活得很长久。徒然希望“不朽”,是个愚蠢的妄念;至于希望智慧与精力不朽,
那只看我们活着时会不会好好的活罢了。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如今活着,还象一个活
人?一面活下去一面实值得我们常常思索。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北平

 

 

  谈写字一
 
    社会组织复杂时,所有事业就得“分工”。任何一种工作,必需要锲而不舍的
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兼有几种长处,所谓业
余嗜好成就胜过本行专业的,自然有人。但这种人到底是少数。特殊天才虽可以超
越那个限度,用极少精力,极少时间,作成发明创造的奇迹。然而这种奇迹期之于
一般人,无可希望。一般人对于某种专门事业,无具体了解难说创造;无较深认识,
决不能产生奇迹。不特严谨的科学是这样,便是看来自由方便的艺术,其实也是这
样。
 
    多数人若肯承认在艺术上分工的事实,那就好多了。不幸得很,中国多数人大
都忽略了这种事实。都以为一事精便百事精。尤其是艺术,社会上许多人到某一时
都欢喜附庸风雅,从事艺术。唯其倾心艺术,影响所及,恰好作成艺术进步的障碍,
这个人若在社会有地位又有势力,且会招致艺术的堕落。最显著的一例就是写字。
 
    写字算不算得是艺术,本来是一个问题。原因是它在人与人间少共通性,在时
间上又少固定性。但我们不妨从历史来考察一下,看看写字是不是有艺术价值。就
现存最古的甲骨文字看来,可知道当时文字制作者,在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
已经注重到它个别与群体的装饰美或图案美。到铜器文字,这种努力尤其显然(商
器文字如画,周器文字极重组织)。此后大小篆的雄秀,秦权量文字的整肃,汉碑
碣的繁复变化,从而节省为章草,整齐成今隶,它那变革原因,虽重在讲求便利,
切合实用,然而也就始终有一种造形美的意识存在,因为这种超实用的意识浸润流
注,方促进其发展。我们若有了这点认识,就权且承认写字是一种艺术,似乎算不
得如何冒失了。
 
    写字的艺术价值成为问题,倒恰好是文字被人承认为艺术一部门之时。史称熹
平时蔡邕写石经成功,立于太学门外,观看的和摹写的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到晋有王羲之作行草书,更奠定了字体在中国的艺术价值,不过同时也就凝固了文
字艺术创造的精神。从此写字重模仿,且渐重作者本人的事功,容易受人为风气所
支配,在社会上它的地位与图画、音乐、雕刻比较起来,虽见得更贴近生活,切于
应用,令人注意,但与纯艺术也就越远了。
 
    到近来因此有人否认字在艺术上的价值,以为它虽有社会地位,却无艺术价值。
郑振铎先生是否认它最力的一个人。
 
    艺术,是不是还许可它在给人愉快意义上证明它的价值?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艺
术下个简单界说,“艺术,它的作用就是能够给人一种正当无邪的愉快。”艺术的
价值自然很多,但据我个人看来,称引一种美丽的字体为艺术,大致是不会十分错
误的。
 
    字的艺术价值动摇浮泛而无固定性,令人怀疑写字是否艺术,另外有个原因,
不在它的本身,却在大多数人对于字的估价方法先有问题。一部分人把它和图画、
音乐、雕刻比较,便见得一切艺术都有所谓创造性,唯独写字拘束性大,无创造性
可言,并且单独无道德或情感教化启示力量,故轻视它。这种轻视无损于字的地位,
自然也无害于字的艺术真价值。轻视它,不注意它,那就罢了。到记日用账目或给
什么密友情人写信时,这轻视它的人总依然不肯十分疏忽它,明白一个文件看来顺
眼有助于目的的获得。家中的卧房或客厅里,还是愿意挂一副写得极好的对联,或
某种字体美丽的拓片,作为墙头上的装饰。轻视字的艺术价值的人,其实不过是对
于字的艺术效果要求太多而已。糟的倒是另外一种过分重视它而又莫名其妙的欣赏
者。这种人对于字的本身美恶照例毫无理解,正因其无理解,便把字附上另外人事
的媒介,间接给他一种价值观。把字当成一种人格的象征,一种权力的符咒;换言
之,欣赏它,只为的是崇拜它。前年中国运故宫古物往伦敦展览时,英国委员选画
的标准是见有乾隆皇帝题字的都一例带走。中国委员当时以为这种毛子精神十分可
笑。
 
    其实中国艺术鉴赏者,何尝不是同样可笑。近年来南北美术展览会里,常常可
以发现吴佩孚先生画的竹子,冯玉祥先生写的白话诗,注意的人可真不少。假石涛
假八大的字画,定价相当的高,还是容易找到买主。几个比较风雅稍明绘事能涂抹
两下的朝野要人, 把鬻画作画当成副业收入, 居然十分可观。凡此种种,就证明
“毛子精神”原来在中国更普遍的存在。几年来“艺术”两个字在社会上走了点运,
被人常常提起,便正好仰赖到一群艺术欣赏者的糊涂势利精神,那点对于艺术隔膜,
批判不苛刻,对于名公巨卿又特别容易油然发生景仰情绪作成的嗜好。山东督办张
宗昌虽不识字,某艺术杂志上还刊载过他一笔写成的虎字!多数人这么爱好艺术,
无形中自然就奖励到庸俗与平凡。标准越低,充行家也越多。
 
    书画并列,尤其是写字,仿佛更容易玩票,无怪乎游山玩水时,每到一处名胜
地方,当眼处总碰到一些名人题壁刻石。若无世俗对于这些名人的盲目崇拜,这些
人一定羞于题壁刻石,把上好的一堵墙壁一块石头脏毁,来虐待游人的眼目了。
 
    所以说, “分工”应当是挽救这种艺术堕落可能办法之一 种。本来人人都有
对于业余兴趣选择的自由,艺术玩票实在还值得加以提倡。因为与其要做官的兼营
公债买卖,教书的玩麻雀牌,办党的唱京戏,倒还是让他们写写字画点画好些。
 
    然而必需认识分工的事实,真的专家行家方有抬头机会,这一门艺术也方有进
步希望。这点认识不特当前的名人需要,当前几个名画家同样需要。画家欢喜写美
术字,这种字给人视觉上的痛苦,是大家都知道的。又譬如林风眠先生,可说是近
代中国画家态度诚实用力勤苦的一个模范,他那有创造性的中国画,虽近于一种试
验,成就尚有待于他的努力,至少他的试验我们得承认它是一条可能的新路。不幸
他还想把那点创造性转用在题画的文字上,因此一来,一幅好画也弄成不三不四了。
记得他那绘画展览时,还有个批评家,特别称赞他题在画上的字,以为一部分用水
冲淡,能给人一种新的印象。很显然,这种称赞是荒谬可笑的。先生所写的字,
所用的冲淡方法,都因为他对于写字并不当行。先生若还有一个诤友,就应当劝
他把那些美丽画上的文字尽可能的去掉。
 
    话说回来,在中国,一切专业者似乎都有机会抬头,唯独写字,它的希望真渺
茫的很!每个认字的人,照例都被动或自动临过几种字帖,刘石庵、邓石如、九成
宫、多宝塔、张黑女、董美人……是一串熟习的名字。有人欢喜玩它,谁能说这不
是你的当行,不必玩?正因为是一种谁也知道一两手的玩意儿,因此在任何艺术展
览会里,我们的眼福就只是看俗书劣书,别无希望了。专家何尝不多,但所谓专家,
也不过是会写写字, 多学几种帖,能模仿某种名迹的形似那么一 种人吧。欣赏者
不懂字,专家也不怎么懂字。必明白字的艺术,应有的限度,折衷古人,综合其长
处,方能给人一点新的惊讶,新的启示。欲独辟蹊径,必理解它在点线疏密分布间,
如何一来方可以得到一种官感上的愉快,一种从视觉上给人雕塑、图画兼音乐的效
果。这种专家当然不多。另一种专家,就是有继往开来的野心,却无继往开来的能
力,终日胡乱涂抹,自得其乐,批评鉴赏者不外僚属朋辈以及强充风雅的市侩,各
以糊涂而兼阿谀口吻行为赞叹爱好,因此这人便成专家。这种专家在目前情形下,
当然越来越多。这种专家一多,结果促成一种风气,便是以庸俗恶劣代替美丽的风
气。专家不抬头,倒是“塞翁失马”,不至于使字的艺术十分堕落,专家抬头,也
许更要不得了。
 
    我们若在这方面还存下一点希望,似乎还有两种办法可以努力,一是把写字重
新加以提倡,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玩票的无由插手;二是索性把它看成一种
一般的行业,让各种字体同工匠书记发生密切关系,以至于玩票的不屑于从事此道。
如此一来,从装饰言,将来必可以看到许多点线悦目的字,从应用言,也可望多数
人都写出一种便利流动的字。
 
    这种提倡值得大家关心,因为它若有了点效果,名流的俗字,艺术家的美术字,
不至于到处散播,我们的眼目,就不必再忍受这两种虐待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

 

 

 

谈写字二
 
    一、宋四家
 
    书画到宋代后,有了极大变化,说坏处是去传统标准日远,说特色是敢自我作
古。试用代表这个时代的苏黄米蔡作例,就可知道这几个人的成就,若律以晋唐法
度规模,便见得结体用笔无不带点权谲霸气,少端丽庄雅,能奔放而不能蕴藉。就
中蔡襄楷书虽努力学古,也并不成功。米书称从兰亭出,去兰亭从容和婉可多远!
若遇游山玩水,探胜访奇,兴会来时,攘袖挥毫,摩崖题壁,草草数行,尚有些动
人处。函简往还,叙述家常琐事,跋赞法书名画,间或记点小小掌故,也留下些妙
墨佳书。至若一本正经的碑志文字,四家实少佳作。苏书《罗池庙碑》,蔡书《荔
子谱》,《万安桥记》,都笔不称名。理学大儒,馆阁词臣,元勋武将,词人骚客,
也留下许多作品,如朱熹、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韩绛、吴琚、范成大、陆游,
大多数可说是字以人传,无多特别精彩处。其中倒还是范成大和陆游较好。即以四
大家而论,米称俊爽豪放,苏称妩媚温润,黄号秀挺老成,蔡号独得大王草法;其
实则多以巧取势,实学不足,去本日远。即以对于艺术兴趣特别浓厚赏鉴力又极高
之徽宗皇帝而言,题跋前人名迹时,来三两行瘦金体书,笔墨秀挺自成一格,还可
给人一 种洒落印象。 写字一到二十行,就不免因结体少变化而见出俗气,难称佳
制。《墨庄漫录》称:海嶎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数人。海嶎各以其人
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少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
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倪思评及宋贤书时,也有相似意见。大米虽有痴名,人实不痴,对于自己一笔
字,平时倒看得极重。其实论到宋代几个有名书家笔墨长短时,这种应对可谓相当
准确,并非完全戏谑。说宋人已不能如虞欧褚颜认真写字,并不为过。
 
    宋人虽不长于认真写字,可是后世人作园林别墅匾对,用宋人字体写来,却还
不俗气,照例可保留一种潇洒散逸情趣,容易与自然景物相衬。比仿颜柳字体少市
侩气,呆仿六朝碑少做作气。就中米苏字体,在卷轴上作一寸以内题识时,笔墨尽
管极力求脱俗,结果或者反而难免俗气。若把字体放大到一尺以后,不多不少来个
三五字,却雅韵欲流,面目一新。
 
    然放大米书容易,放大苏书似不容易。因此能作大字颜黄体的有人,作苏书的
不多见。
 
    二、近代笔墨
 
    康南海先生喜谈书法,谈及近百年笔墨优劣时,有所抑扬,常举例不示例,不
足以证是非。至于南海先生个人用笔结体,虽努力在点画间求苍莽雄奇效果,无如
笔不从心,手不逮意,终不免给人一芜杂印象。一生到处题名,写字无数,且最欢
喜写“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却始终不及在云南昆明黑龙潭相传为陈抟
那十个字来得秀雅奇逸!昔人说,鲜于伯机、康里子山笔下有河朔气。南海先生实
代表“广东作风”,启近代“伟人派”一格。反不如梁任公、胡展堂同样是广东人,
却能谨守一家法度,不失古人步骤,转而耐看。
 
    其实欲明白清代书法优劣,为南海先生议论取证,不如向故都琉璃厂走走,即
可从南纸店和古董铺匾额得到满意答复。因为照习惯,这百十家商店的市招,多近
两百年国内名流达宦手笔。虽匾额字数不多,难尽各人所长,然在同一限度中却多
少可见出一点各自不同的风格或性格。北平商店最有名市招,自然应数宣武门外骡
马市大街“西鹤年堂”一面金字招牌,传为严分宜手书,字体从小欧《道因碑》出,
加峻紧险迫,筋骨开张,二百年来还仿佛可从笔画转折间见出执笔者性情。至于琉
璃厂匾额,实美不胜收。二十六年最摩登的应数梅兰芳为“伦池斋”写的三个字。
乾嘉时代多宰臣执政名公巨卿手笔,刘墉、翁方纲可作代表。咸同之季多儒将手笔,
曾左可作代表。晚清多诗人名士手笔,……入民国以后,情形又随政体而变,总统
如黎元洪、袁世凯,军阀如吴佩孚、段祺瑞,此外如水竹村人(徐世昌)的大草书,
逊清太傅陈宝琛的欧体书,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山谷体行书,诗人词客议员记者学者
名伶如樊增祥、姚茫父、罗瘿公、罗振玉、林长民、邵飘萍等等各有千秋的笔墨,
都各据一家屋檐下,俯视过路人,也尽过路人瞻仰。到民八以后,则新社会露头角
的名流,与旧社会身分日高的戏剧演员,及在新旧社会之间两不可少的印人画家,
如蔡元培、胡适之、梅兰芳、程砚秋、齐白石、寿石工诸人写的大小招牌,又各自
补了若干屋檐下空缺。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不仅可以见出近两百年来有象征性的
大人物名姓墨迹,还可从执笔的身分地位见出时代风气的变迁。先是名公宰臣的题
署,与宏奖风雅大有关系,极为商人所尊重。其次是官爵与艺术分道扬镳,名士未
必即是名臣,商人倒乐意用名士作号召。再其次是遗老与军阀,艺员与画家,在商
人心中眼中已给予平等重视,这些人本身也必然承认了这个平等观。“民主”二字
倒真象快要来到了。再其次是玩古董字画卖文房四宝,已得用新的一群作象征,也
可知事实上这个新的一群,在时代新陈代谢中,已成为风雅的支持者了。
 
 
    三、市招与社会
 
    若说从故都一个小街上的市招字体,可看出中国近百年书法的变,和中国历史
文化的新陈代谢及社会风气的转移,那从此外各地都会市招上,也一定可以明白一
点东西。凡较热闹的省会,我们一定会感觉到一件事,即新的马路和新的店铺,多
用新的市招。虽间或可从药店和糕饼店、南纸店,发现一二旧式匾额,比较上已不
多。可知这三样旧社会的商业,或因牌号旧,或因社会需要,在新的都会中尚勉强
能存在。但试想想,旧药房已不能不卖阿司匹灵,糕饼店也安上玻璃柜兼售牛奶面
包,南纸店更照例得准备洋墨水和练习簿,就可知大都会这些旧牌号,虽存在实勉
强存在,过不久恐都得取消了。(最后剩下的将是中医与财神庙的匾额,这是中国
人五 十年内少不了的。 )虽然新式理发馆或大银行门面,依然常常有个伟人题字
点缀,一看也就知道所需要的正如办丧事人家题铭旌,只是题字人的功名,字体好
坏实已不再为任何方面注意。
 
    不过从执笔方面也可以看出一点代表地方的象征。譬如说,南京多革命要人,
市招上题名也大多数是这种要人。民十八以后,南京的旅馆、饭馆以及什么公司,
都可发现谭于诸老的墨迹,多少也可象征一点民国权要的气度。山东究竟是文化礼
义之邦,济南市面虽日益变新,旧招牌尚多好好保存。较新的牌号,大多数还是一
个胶东状元王摝所包办,《醴泉铭》作底子的馆阁体欧书,虽平板些尚不失典型。
长沙是个也爱名人也重伟人的地方(未焚烧前),各业匾额便多谭延闿先生争座位
颜体大字,和书家杨仲子六朝体榜书,两人秋色平分。杭州是个也有名流也要书家
的地方,所以商店中到处可见周承德先生宽博大方的郑文公碑体写在朱红漆金字大
匾上。至若西湖沿湖私人别墅园亭,却多国内近三十年名流达官的题署。上海是个
商业都会,并且是个五方杂处英雄豪杰活动地方,所以凡用得着署名市招的,就常
有上海闻人虞洽卿、王一亭、杜月笙的题字。近代社会要人与闻人关系既相当密切,
因之凡闻人的大小企业,却又多要人题字。
 
    大凡欢喜写写字,且乐意到一个新地方从当地招牌上认识那地方文化程度或象
征人物的,都可能有个相差不多的印象或感想,即招牌字体有越来越不高明趋势。
或者因为新式商店门面宽窄无定,或者因为油漆匠技术与所用材料恶劣,居多招牌
字体比例就不大与匾额相称,匾额又照例难与门面装饰相调合。至于请求名人动笔
的商人呢,似乎已到不明好坏不问好坏情形,只是执笔的官位越大或为人越富于商
标性就越好。至于写字的名人伟人呢,若还想把它当成一件事作,好坏之间还有点
荣辱感,肯老老实实找个人代笔,还不失为得计。不幸常常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
有些人或者还特别欢喜当众挥毫,表示洒脱。不是用写径寸字体的结构方法放大成
对径二尺三尺的大字, 就是用不知什么东西作成的笔,三 涂五抹而成。真应了火
正后人米颠说的,不是“勒”字就是“排”字,不是“描”字就是“刷”字。可是
论成就,却与古人成就相去多远!虽说这种连扫带刷的字体,有时倒也和照相馆西
药房这些商号本身性质相称,可是这一来,在街上散步时,我们从市招上享受字体
愉快的权利,可完全被剥夺了。
 
    权利去掉后自然多了一种义务,那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可碰头的伟人字和美术字。
这两者合流,正象征一种新的形成,原来是奠基于“莫名其妙”和“七拼八凑”。
从写字看文化,使我们感觉到象上月朱自清先生对于政府十年前迫学生用毛笔的复
古担忧为不必要,也为梁思成先生主持北平文整会的修理工作的意见,同意以外觉
得茫然。因为党国要人中虽还有个吴稚老,欢喜写写篆字。至于另外一位于右任,
本精六 朝书, 老年手不得用,写的字就已经象是用大型特制原子笔画成的蔬菜条
笔锋了。
 
    从写字也可让我们明白,社会在变,字体在变,可是字的存在为人民继续当作
一种传达意见情感的工具来运用,至少在中国,总还有个百十年寿命。字本来是让
人认识的,如象北伐以后,近二十年来政工人员写的美术字标语,使我觉得即此一
事,提出向“传统学习”的口号,也就还有其必要!
 
    但是向一个现代从事政工人员说“标语明白简单醒目而有效果,宜于从传统学
习”,当然象是完全胡说!因为他正在打倒“传统”,而学的却是有现代性的“美
术字”,辩论结果,只会大家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