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伦道:遥忆岱年先生

—— 范学德自选文集
遥忆岱年先生
张岱年先生，是我心中永远的师长。
上一次见到岱年先生是九七年夏，我从美国回国探亲。那时先生已经八十八岁了，但还像我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头脑非常清楚，胃口也很好，一边大口地吃着红烧牛肉和炒海参，一边还说很香、很香，只是听力差多了。他开玩笑说，现在得对我大声疾呼了。
与先生别后，心中总惦记着一件事，九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是先生九十大寿，愿上帝保佑先生平安。
我是在大学学习中国哲学史时，才知道了先生的大名，等到多次细读了先生的大作─〈中国哲学大纲〉之后，我不得不同意曹聚仁先生的评价，“宇同(即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其成就不在冯友兰先生之下。” 我那时以为，先生写这将近六十万字大部头时，一定是老先生了，后来才知道，先生完成这部立身之作时年仅二十八岁，尚不到而立之年，时为一九三七。
亲眼见到先生时，先生已经快八十岁了。那是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我在中央党校理论部读研究生，导师刘宏章邀请他的老师张岱年先生讲课。先生拄着拐杖走进了教室，穿的中山装已经洗旧了，是蓝色的，提着不知是哪一个会议发的一个布包包，白色蓝色相间。他说话有时有点口吃，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没有一点名流的派头。若不是刘老师介绍，我怎么也不会信这就是北大的名教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泰斗。
课后，按照刘老师的嘱托，我和范鹏同学负责整理张先生的讲课录音。
整理先生的讲课稿非常容易，记下来就是了。正如先生行文喜欢简练一样，他讲课也简练，没废话。当时我气盛，在整理的过程中，没有征求先生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在他的稿子上增添了几句话，当然也有根据，是他早年写的〈中国哲学大纲〉。
稿子整理好了以后，我和范鹏骑了二十多分钟的自行车，从颐和园后面的中央党校，到了先生的家。师母给我们开的门，并说请进，请进。
我们把稿子交给了张先生，他看后微笑着说了两句话，“加的好。加的好。谢谢。谢谢。”
我们告别时，先生站起来，要送我们俩。我们担当不起，忙说:先生不要送了。
先生重复地说：“要送。要送。”
先生送我们到了楼梯口，还举起右手连连跟我们说：“再见。再见。”
以后每次告别先生，先生都要送，都要说“再见、再见。”
这一声“再见”，使我成了张先生的私淑弟子。
已经过了十多年，我还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先生书房时的感受，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震惊。先生住在中观园四十八楼第二层，两个卧房一个小书房，此外在别处还有一间小平房，放书。先生的书房小到了转不开身的地步，他见我和范鹏来了，就先站起来，把椅子转过来，再坐下。我们两人一个坐在靠着墙的旧沙发上，一个坐到了书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后，谁也动不了了，因为腿根本就伸不开。我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位学术泰斗的居住环境如此寒酸，而这还是在北大，还是在文革已经结束了十多年。但先生似乎对此已经无所谓了，或者无可奈何了，他只想抓紧有限的时光，多写几本书、几篇文章。
与先生熟悉后，我曾问先生为什么不给这书房起个什么名号。
先生笑了，说，你看这能叫什么呢？想了想又说，叫蜗牛居吧。但紧接着又说：蜗牛居，不雅，不能这么叫。现在我想，先生大概还是有些怕，怕起了这么个名字，传出去了人家会说他发牢骚。
不久后我给先生送稿费，又进了他的“蜗牛居”。先生说这份稿费他不能收下，因为是我和范鹏整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收下。我们怎能收！但先生坚持必须收下，至少要收下一半。
我们别不过先生，只好全收下了。我握在手中的不是几十元钱，而是一个仁厚的长者对后生学子的一颗爱心。
先生淡泊于利，也淡泊于名。他的文集中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他担任主编、和别人合写的书，他一概不收入自己的文集。他的弟子按照他的思想和他一起写的文章，他也不收入自己的文集。他的看法很简单，“那不是我写的。”
在北京的两年很快就过去了。八七年夏，我要毕业了。有一天，先生突然打来电话，约我和范鹏去饭店吃饭，说是为我们俩人饯行。那时我正因为研究生班内的某些事情伤肝火，以为太不公道了。但就在此时听到了先生清清楚楚所说的那两个字：“饯行”，我很感动。心想，无论在京城的这两年遭遇了什么，遇到了先生这样的一个人，值得了；无论自己这一生学到了什么，有先生这样的一个仁者作我的老师，值得了。
一转眼，快十二年了，我一直忘不了先生。又一转眼，我在美国生活也快八年了。这八年多来，当我怀念我的祖国时，我的祖国的概念中包含了我的先生，正是在像岱年先生这样的一个个中国文人的生命中，我抚摸着祖国的心脏。
和先生接触几次后，我发现先生同许多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有很大的不同。这不同是什么呢？我仔细地阅读了先生的书籍和文章后我发现，原来先生是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来看中国哲学史的，先生首先是一个有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哲学家，然后才是一个有独特的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中国哲学史史家。
我为这样的发现而兴奋不已。我不相信先生在从三七年到四八年的这十一年间，思想上是一片空白。
一次去山西，偶尔从山西出版社出的一套学者小传中，我看到了先生在清华园解放前曾写下了若干哲学手稿。在我的再三恳求下，先生拿出了他四十年前写下的哲学论稿的手抄本，让我读了。那些手抄本都是仔细装钉好的，有黄色的封面，文章是当年先生求人一字一字抄的，字很漂亮。把这些手抄本捧在怀里，我突然体会到了什么叫如获至宝。
这些论稿写于四十年代，还没有完成。四八年清华大学解放后，慢慢地，先生知道了自己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于是，五三年秋，先生求人把它们誊清后，就锁到了箱子里，这一锁，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年来，我是它们的第二个读者。后来先生告诉我，他没想到他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哲学论稿问世。我知道，不是他不想，乃是不敢想。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除了一个人的思想外，其他人有自己的思想，那是罪过。
再三地阅读了先生的手稿后，我兴奋不已，好像在精神的王国中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原来，从三十年代起，中国就有这么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批评当时“多数讲马克思主义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问内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抹杀。”主张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为一”，即将唯物论、唯心论和分析哲学综合起来。他提出了这个主张，并按照这个方向在中国哲学中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果的综合创造。先生的思想被锁在箱子里三十多年，这实在是思想贫乏的中国思想界之不幸。因为早在一九三六年，孙道声就著文将张的哲学思想概括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
八七年的那个春天，我一再劝说先生把他的手稿公诸于世，张先生听后犹豫了，说还是等待身后再发表吧。先生是不可能不想自己的思想公诸于世的，他几次和我说，你说他们会发表这些东西吗？又自嘲自己的思想是“奇谈怪论”。
我似乎明白但又不尽明白，先生已经是快八十的老人，还怕什么！是先生太谨慎了？还是太胆小了？是生来就如此，还是多年挨整被整怕了？反正情况就是那样，先生的确怕。后来，在我和刘鄂培等几个弟子的反复劝说下，先生终于下决心把书稿交齐鲁出版社出版。只是坚决拒绝使用原来的书名─〈天人五论〉，担心别人会说他太狂了。于是，为手稿取了个新名字，叫〈真与善的探索〉。
看到先生的过分小心和那么多的担心，我感到好笑更感到悲哀和愤怒：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真是太凄惨了。当清华大学在刘鄂培先生的主持下将张先生多年的著作和论文汇集出版时，先生坚持书名只能用〈张岱年文集〉，不能用〈张岱年选集〉，生怕用了选集会触犯圣讳。他明知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事。但还是坚持不能用选集，怕惹祸。我笑先生心有余悸，先生说，是啊。是啊。可有人老拿着鞭子啊，有什么办法。
得到了先生的哲学论稿后，我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藏身于图书馆中，查阅了先生从三十年代起发表的绝大多数哲学论文、著作，还有手稿，写出了─〈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一书。当我最初的几篇论文写出后，我曾请先生过目。先生总是说；“很好。很好。”除了个别的错字外，先生从不改动我的文稿，特别是在我对其学术成就和哲学思想的评价方面，先生从来不改一字。他只是反复叮嘱我，不要评价那么高，高了就名不符实了。
我想先生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高兴地感到“吾道不孤”，有人评析他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深知树大招风，担心别人会给他扣上一顶辩证唯物主义的“异端”的帽子。好在时代终究不同了，公开批判先生的哲学思想的文章没有了。但先生还是很谨慎，他坚持的唯一的修改意见就是：书的付标题不能叫论张岱年的哲学，要叫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
〈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一书出版后，我送了一些给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工作的著名学者庞朴来信说:“季同先生闻道(辩证唯物)最早，治学最勤，坎坷最大，生计最苦，在同辈人中，也最少为人知。今得足下悉心阐扬，非唯先生之福，亦读者之喜，学界之盛举也”。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张先生在总结他一生的经历和思想的“八十自述”这本小书中，说“近几年来，有几位及门学友对于我的哲学思想颇感兴趣，写了一些评述的文章，可以说是我的知音”，被先生视为知音的，首先就是他最得意的入门弟子程宜山君。紧接着先生就写到，“1986年我应刘宏章同志之邀，到中央党校为研究班讲课，听课的有范学德同志，对于我的议论很感兴趣，他借去我的全部存稿，写了许多篇论述我的见解的文章，进行深入的分析评述， 1988年集为一书，题目是(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是关于我的思想的专著，由刘鄂培同志写了序文。” 先生如此厚爱，令我十分感动，而我读到这个小书时，人已经去美国多年了。
在研究张先生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佩服先生学术修养的深厚。自己过去一直以为先生的国学功底深厚，但接触后才知道先生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分析哲学有很深的了解。先生告诉我，在四九年前，他读英文的哲学原著比读中文的多。我在图书馆的旧报刊中也发现，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先生就向国人介绍过了维也纳的哲学。
先生告诉我，大学时代，当时西方分析哲学最新的哲学著作一出来后，他的哥哥申府先生就向他推荐，他就一本接一本地读了。
别看张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大学教授，但他当年上大学时，却不是循规守矩的好学生，他当时考上了清华大学，而那时清华大学的学校当局居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先生实在受不了了，读了几个月，就退学了。
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张先生不仅不喜欢听课，也常常不去听课，只是一个人钻进哲学书籍中苦读、深思、明辨，并为此而废寝，而忘时，就因为他老缺课，所以他还多念了一年。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张先生知道自己无法再按照他自己的思路讲授哲学理论了，从此后，他就不再接触英文哲学原著了。
文化大革命时，先生被命令搬到一个只有一间半大的小房子，他不敢抗命。为了搬家，他不得不卖掉四平板车的旧书。我猜，这些旧书中一定有许多英文书。不过，我还没问过先生，下一次回国得记着点。
在研究张先生思想中，先生告诉我，中文所翻译的罗素的“感觉材料”一语，不准确，应当翻译为“感相”，“唯物论”、“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应分别译为“物本论”、“心本论”和“理本论”，等等。从先生的学养中，我明白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为什么可能出现一次短暂的繁荣，因为那时的学人首先是个读书人，读线装书，也读西洋书。
不过先生也对我坦诚地谈到了自己在治学中的不足，他说，我对佛学没有深入的研究。这可能是受先生的情感所影响的。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就深深地看到了佛学的流弊，国民由于沉溺于谈佛之中而国民性懦弱。多年以来，先生一直弘扬一种刚健有为的人生观。他认为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精华的思想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为自己立下这样的座右铭：“直道而行”。
但天底下真的有正道吗？人若定意“直道而行”，他面临的是什么！
一九五七年那个萧瑟的凉秋，先生遭受了平生第一次大厄运，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只能说是“揪”出来的，因为张先生一生笃信辩证唯物主义，如何是右?但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了，你想不是都不行，因为上面已经把你紧紧抓住了，且不放，且穷追，且深挖，且组织群众群起而攻之，且往死里打，直到让你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承认自己是阶级敌人，被打得好，直到把你狠狠地扔到阶级敌人的行列中，再宣布你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被打成右派，此乃先生平生第一之奇耻大辱。先生对我说，我当时真诚地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笑先生的真诚其实是天真。先生点头称是。
先生虽然在思想的王国中可以纵横古今中外，但对政治却一窍不通。听到领导号召给党组织提意见，还很感动，觉得党这么信任群众，要是再不对党交心，就对不起党了。于是，他就真的就提了。
时间，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地点，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工会小组会。
他提了不到十五分钟的意见。
其实他真的不该提意见。因为不久前，当他去探望他的前辈熊十力老先生时，熊老先生就诚恳地告戒他千万不要说什么话，你要是一不注意，别人就会把屎盆子扣到你头上。
但张先生认为自己相信唯物论，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他的确被党组织那么诚挚的请提意见的恳求感动了，他就提了不到十五分钟的意见。
我就提了不到十五分钟的意见，先生几次一字一句的告诉我。
他的意见如下:
三反五反，我都积极参加了，但觉得有一些问题。清华搞三反运动，一些老教授，如冯友兰先生，潘光旦先生，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
肃反运动时，系里开了批判王锦第的批判会，后来又宣布，据调查，王锦第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交待了，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后讨论呢?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
接下来，张先生又盛赞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的英明。
张先生讲话慢，若是稍微讲快点讲，那十五分钟的话不到十分钟就能讲完。为了这十五分钟的意见，先生戴上了右派帽子五年，被打入另册─不在人民的伟大行列之中达二十二年之久。按五年来算，那是每三分钟的话，要用一年的时间来赎罪！按二十二年来算，那是每一分钟的话，要用近一年半的时间来赎罪！
最使先生伤心的是，一些人深文周纳，给他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连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大纲〉都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荒谬绝顶的坏书”，他想安静地作研究成了企图在学术界“给旧王朝留一块蒋管区”。这些人中，有的是他昔日的同事，朋友，甚至是学生，过去见面这些人都口口声声地称他为先生，如今却给他带上了一顶顶置他于死地的大帽子。
这真像那本古老的圣书所断言的那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猜透呢？
许多过去见面打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招呼的熟人，现在见到先生的身影都远远避开了，好像逃避瘟疫一样。实在无法回避了，他们就好像没看见先生这个人似的，连白眼都不肯送一个。那已不是眼中无人能形容的了，简直就是眼中无物。此时的张岱年先生其实是连一个物也不如的。
幸喜堂堂的北大仍然还有那么几个堂堂正正的人，维系着北大学人的良心。金岳霖、朱谦之诸位先生与岱年先生相遇时，仍然以常礼相待，就是说还敢于打个招呼。先生的老朋友张恒寿、潘炳皋、王维诚、孙楷第还能与他保持友谊。而熊十力、周礼全先生知道他受诬告后竟敢来安慰岱年先生，那就已经不是冒天下之大而不讳所能形容的了。那是天地间、那是北大这个中国的学术殿堂所残留的一丝浩然正气！有了这一点正气，半个世纪后回首北大的学术良心，人才有了一声叹息：北大啊，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你毕竟没有天良丧尽！
三十年后，当我翻阅当年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哲学研究、新建设及其北大校内的一份通讯时，我震惊了。我为北大感到深深的耻辱。我发现，当年公开点名批判张岱年的反动言论的衮衮诸公，竟然是如今我仰慕的一个个大名鼎鼎的学者。北大，这个中国学术的圣殿，和当年其他的藏污纳垢之地一样，居然有这么多令人羞辱的灵魂。而这样的灵魂，竟还充当青年学子的导师。生而为人，他们何至如此地大义灭亲、灭长、灭友、灭师！不，他们灭的是道！他们灭的是师道！他们灭的是人道！
我知道，那是一个良心与真理同时泯灭的特殊时代，一些人失足，只是由于懦弱。自己若不去批判人，就会被人批判。当然也不乏那样的人，他们踏着弱小者的身体，用无辜者的鲜血来染红自己对在上者的红心、忠心。不过，我想知道的是，风息雨过后，这些人的良心苏醒了没有，就是说，他们是否忏悔了？至少，对自己深深地伤害过的人说一声道歉。
我问先生，有人跟你道歉了吗?
先生说有一个人。
也就只有这一个人。
在参入编辑〈张岱年文集〉时，我建议在汇集先生五十年代发表的那些论文时，仿照鲁迅先生，在文集的后面编一个附录，把当年批判他的那些文章包括对先生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汇集一起，立此存照。
先生不同意，说过去的事，算了。
我问先生当年他是怎么样熬过来的。先生说他曾想过以死抗争，但死也不容易。死了就成了“自绝于人民”，孩子还小，妻子又没有工作。活着不被当成人，死也成不了屈死的鬼，只有在患难中煎熬、忍耐，任人践踏。
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孟子，这时，他常常默诵孟子的话语。孟子高标的大丈夫之浩然正气，给了他在绝境中活下来的勇气。但是，痛苦与耻辱毕竟是真实的、实在的，深夜里，先生常不能入睡。独自一人，面对着弱妻幼子、长夜孤灯。斗室之内，他起而行，坐而思，却始终无法排不出心中的那一份孤独、愤慨和悲苍，只有一个人默默地背诵三国中的一句古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好一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先生的确有由“自知”而来的一份自信与傲骨。虽然他昔日的同事与学生写了那么多文章批判他，但是，他不仅一篇也不读，连看一眼都不屑。北大的小报已经送到门口了，老伴已经读了，但他还是不读，一个字也不读！
二十多年后，我把这些奇文收集在一起了，问先生有没有兴趣看一看，至少知道是谁写的。先生只说了两个字：“不看。”
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名言：最高的轻蔑是无言，甚至连瞧都不瞧他一眼。
从五七年到七七年，张岱年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是一片空白。我为此而感到痛苦和愤慨，不是为先生一人，而是为我们中华民族，为我们的中华文化。先生写中国哲学大纲时，年仅二十六岁，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写成了近六十万字的大作。而后的七八年间，又将其独特的哲学思想简要地写成〈天人五论〉。从而达到了他思想的最高峰。他从开始学术研究初始就弘扬唯物论，渴望创造一个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新唯物论，复兴中国哲学。
四九年以后，岱年先生虽然知道自己的“新唯物论”是要被看作“奇谈怪论”的，但他多少还抱了些幻想，以为自己可以传扬唯物论了，唯物论可以在新社会中有一个大的发展了。但现实很快地就把先生置于阿 Q 那样可悲的地位：研究唯物论，你配吗？
不配!
痛苦地挣扎了几年后，张先生承认了这一点。于是，他就放弃了二十多年来对哲学理论的不倦探索，只研究中国哲学史了。再于是，他就连研究中国哲学史也不配了，被分配去注释中国哲学史资料，那还是为了在生活上给他一条出路。再再于是的年月中，他就只配写检讨了。整整三十年间，先生不再有也不敢有独创性的哲学思想研究。等到再有了学术研究的少许自由后，先生已经是七十岁的老翁了，垂垂老矣。
此后这二十多年来，先生一直在作最后的一搏，在他的研究中有许多思想的闪光，但是，他已经无力完成他未竟的天人新论了，这是先生平生最遗憾的一件事。有一次先生在书房中对我说：“〈天人新论〉完不成了，永远也完不成了。”先生说这番话时，语调平静，但那平静的语调后有多少悲哀和愤慨，只有天知道！
先生的弟子中，程宜山君好学深思，对先生的思想深知其意。程君立志承继先生的衣钵，发挥、扩充先生的思想。先生对程君也抱有厚望。不幸的是程君英年早逝，累死了，这使先生非常悲痛。
自先生视我为私淑弟子之后，对我多加指导，我虽然深知自己学养非常不够，但也渴望能阐发先生的思想，与先生合著一部(文化综合创造论)的提纲已经拟就，但风云突变，并且我又从此离开祖国，于是，这个梦想就实现不了了。深愧先生教悔之恩。
来美多年后，我信了耶稣，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先生，但又怕先生伤心。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先生来信说:“人总要有信仰，或有哲学信仰，或有宗教信仰，如果没有信仰，便会觉得生活无意义了。你信仰基督教，这也是由你的生活你的境遇决定的。有信仰就好。”
先生少年，英气勃发，我不得一见。及相见时，先生已是一仁慈厚道的长者、老先生了。其后阅读先生五十多年中写就的论文和著作，我渐渐地发现，先生变了，三、四十年代著书立论时的直抒己意，无所顾忌的狂放之气象已经不见了，他也不得不戴着锁链跳舞了，并且，渐渐地也习惯于戴着一、两根锁链在跳舞，自然，这也就很难在哲学思想上有大的突破性的建树了。
先生老了。
虽然先生老了，但张岱年毕竟是张岱年，他虽然不敢畅所欲言了，但仍执著着做人的那一份骨气，即使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依然挺直了脊梁骨。
先生本来是有条件“红”起来的。
五十年代初期，国内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运动一个接一个，只要抓住一个大家都痛打的“落水狗”，写几篇大批判的文章，先生就有可能凭借好风，直入青云。但是，先生不批胡适，不批梁漱溟，连冯友兰也不批。领导上已经向他提议了，但他保持沉默，就像没听到似的。如此这般，就不能被领导只看作是不识抬举了，而是在政治上没有与地主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冯友兰先生与岱年先生是亲戚，多年交往甚密，但哲学思想却相距甚远。先生二十四岁那年(一九三三年)就著文批评了冯先生“理在事先”的唯心论。但他在解放后却不肯批冯，也从没有把冯的唯心论同国民党、同地主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先生既然不去痛击所谓的国民党的帮凶、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就只能被当作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而被人痛击，这是那个时代的情与理。
在“批林批孔”这场政治运动中，先生被派去为“工农兵学员”讲解孔子的思想资料。先生虽不敢对于一些有意曲解孔子思想的观点提出反驳，但绝不曲学阿世，只是老老实实地讲解他所了解的孔子思想资料，仍然是一个不识时务。
有一次，我和张先生聊天，有感于先生的学术生命被糟踏了二十多年，我问先生，他是否后悔。又问，一九四八年，先生明明知道自己的思想不会容于当世，为什么没有离开大陆？去台湾，或欧美？先生没有直接回答，他讲了金岳霖老先生的一个故事，七二年金先生听到美国总统访华的消息时说，我们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这就是先生心中挥不去的对中国人民的深情。
八七年离开北京之前，我请先生给我写几个字，作为我人生的座右铭，先生于是写了两句话相赠：一句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另一句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我想到张先生这么多年来走过的人生之路时，我突然明白了，这不就是先生的心灵写照吗?
写于1998年深秋，芝加哥北郊
修改于2002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