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冬和高晓松:怀念章培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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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章培恒先生

  □黄仕忠[中山大学古文献所所长]

  6月8日,正在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忽然得到章培恒先生去世的消息。一时心中感慨,往事涌上心头。

  章先生是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小同乡,他年轻时特别喜欢鲁迅的作品,颇以鲁迅的铮铮铁骨为自己的楷模。又因年轻而气盛,在复旦毕业留校不久,就被划为右派,发配在资料室十余年,长期担任“反面教员”的角色。然而“文革”刚结束,他就出版了《洪升年谱》这部艰难岁月中写就的著作,此书以其引证丰富、资料翔实而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

  章先生治学长于实证,不尚空论,实承乾嘉朴学风范,又不欲为考证而考证,而是善于从具体问题中发现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问题。这些方面大约有着其乡前辈、清代著名史学理论家章学诚的影响。章先生的另一部实证性的代表作《献疑集》,实是以疑古的精神,用翔实证据,对古代文学史上一系列重大的问题,提出商榷意见,如论《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施耐庵墓志辨伪、《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年代考等,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晚年在病中,他仍撰《〈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关于〈大招〉的写作时代和背景》、《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等一系列论文。不盲信权威,不盲从旧说,一切以文献实证为据,可称是章先生最为显著的风格。

  如果说,上面所举的工作,确立了章先生在专业领域的地位,那么,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为他赢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声誉,同时也给他带来过不少的困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学界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颇感不满,“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盛,但未见成功之例。直到1996年,章先生与骆玉明教授合作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主张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一部真正在观念上有所突破的文学史著作,并且很快成为教育部推荐教材,一时洛阳纸贵。

  章先生以文学史家身份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只是这种赞誉反而使得章先生深觉不安,在他自己看来,“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未能贯穿全书”,“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分析太薄弱”,因而是不完善的,他提出要尽快地修改,以完成一部真正贯彻这一观念的文学史著作。不意,他的想法甫一披露,就遭到质疑,以为既然是不完善的著作,又为什么还要问世?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全面地阐释自己的观点,章先生最后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完成出版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这项工作,是在1999年章先生被查出罹患癌症的情况下,艰难地完成的。除统编全书外,有170余万字完全属于他个人的撰写。此书虽然不像旧编那么具有轰动的效应,但无疑它将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章先生之为学,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但对学界后辈,却又是异常的宽厚。我曾有一篇论文,得到章先生的肯定,刊载在他主持的一个文学史实证研究的专栏里,但为了其中一句古文的标点,他不仅专门给我打了电话,客气地指出似乎这样标点更好,又请人发了传真,让我加以确认。从这个细节,可以感受到章先生治学的认真态度,以及对后辈的关爱与尊重。这种长者之风,令我铭刻在心,永难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