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铜陵环球家居怎么处理:于会泳的悲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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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会泳的悲剧人生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9月10日 23:10 中国经济时报■王万然无可否认，于会泳是中国戏曲音乐界的大才子，他是艺术家介入政治浊流从而走向覆灭的一个典型的悲情人物。于会泳是山东省乳山县人，生于1920年，死于1977年。他的一部“戏剧人生”也是“悲剧人生”。
1946年9月，小学教师于会泳瞒着母亲约了两个伙伴，整整步行了3天，赶到莱阳县的胶东文工团驻地，加入了革命文艺队伍。1947年9月间，敌我形成拉锯战，中共前敌指挥部决定：为了战略行动，给每个团员都分发了一大包东西。文工团决定疏散隐蔽到百姓家中，每人将随身物品就地埋藏。担心这包东西被敌军发现，于会泳写了张字条：“蒋军弟兄们：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性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不料被团教导员发现了，教导员批评了他一句“这不好”，就将纸条没收。这张字条后来成为他“叛徒、逃兵”的铁证。
幸好他发表于《文汇报》的《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一文博得文革“旗手”江青的青睐。不但不会受到冲击，而且还成了“四人帮”的红人和马前卒。1969年以后一个时期，于会泳自然成为无可怀疑的“正确文艺路线代表”，从而导致上海音乐学院几成人间地狱。反对于会泳，就是反对样板戏，反对样板戏就是反对江青……此时该院受迫害、冲击的师生达100多人，先后有3人被逼疯，4人一度精神失常，两人被关押。
于会泳自此平步青云，1973年8月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1月出任文化部部长，走上了一个作曲家的权力顶峰。
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戴嘉枋在《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中评价说：“艺术家陷入政治圈绝非意味着从此春风得意。于会泳无疑具有艺术家敏感而脆弱、富于想像却缺乏条理的气质。随着官运亨通，从搞戏转行为文化领导官员，面对‘文革’后期上层层出不穷的斗争和变幻莫测的风云，他迷惘、困惑，在无所适从中又深感恐惧。”（《同舟共进》2009年第8期）性格脆弱的于会泳搭上性格乖戾的江青这条贼船，注定是一场悲剧。江青性格反复无常且不愿负责任，有问题便推给了于会泳。于会泳从“旗手”的马前卒变成了“四人帮”的挡箭牌。
于会泳是个多愁善感和知恩图报的人。他在批斗恩师施光南时，虽赤膊上阵但心虚理亏，以失败告终，显示出对政治斗争的不成熟，多次令张春桥失望。而被江青、张春桥拖累且他们把责任推给他时，他一方面感到非常委屈和冤枉，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担起全部责任。没有江青就没有他于会泳，他不报恩等于是死路一条，这尾会泳的“鱼”在政治漩涡中无法自拔和作出选择的方向，这也是马前卒和挡箭牌的最终结局。
打倒“四人帮”后，怀着悔恨和惶恐，于会泳在被隔离审查的9个月间，写下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当时还是比较乐观的，似乎这时候才重新审视自己“音乐家、作曲家”的身份，这从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时，对妻子说的安慰话就能看出来：“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然而，仅隔一天，党的“十一大”将于会泳的侥幸心理击碎：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点了他的名！对于会泳来说，这无疑是政治上的终审判决，他顿时心灰意冷，完全绝望了！他看不到前途，更不知道女儿会成为影响一时的歌唱家，便于8月28日晚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了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 后将‘一死’改为‘长期’ 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改换……” ８点左右，他用１６０毫升左右的“来苏水”结束了自己“辉煌”、“悲情”的一生。他习惯了政治斗争的思维，解脱了，但却失去了重新做人的机会。
于会泳是个孝顺、感恩的人，其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性格的悲剧。他留给“蒋军弟兄”的纸条，使人不禁想起陈毅元帅生死关头写下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一个依靠革命信仰走上革命道路的将领和一个依赖感恩戴德登上政治舞台的马前卒，其人生观、世界观以及所产生的襟怀、气概当然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