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玉器市场:悲剧才子——于会泳

悲剧才子——于会泳
　　
　　说于会泳是中国戏曲音乐界的大才子，真正肯说实话的人恐怕都能承认。
　　同样，说于会泳是毛泽东、江青安文革时期安插在文化艺术界中的“第一大棍子”，大概也是板上钉钉，是事实。
　　他是艺术家介入政治浊流从而走向覆灭的一个典型的悲情人物。
　　他的才华是事实，他的悲剧是罪有应得。
　　作为文革时期的江青文化艺术界心腹、中央委员、文化部长，特定的悲剧历史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于会泳是山东省乳山县人，生于1920年，死于1977年。
　　1946年9月，在乳山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小伙子于会泳受当时革命潮流影响，瞒着母亲约了两个伙伴，从家中偷跑了出来，整整步行了3天后，赶到莱阳县的胶东文工团驻地，加入了革命文艺队伍。那时候中共和国民党内战正烈，双方经常展开拉锯战，形势十分危险，因此队伍经常处于颠沛流动中。在1947年9月间，为了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共前敌指挥部决定：为了战略行动，给每个团员都分发了一大包东西。
　　于会泳是个很孝顺的人，这一点即便是在自己后来得志之时也还保留着这种本色。当他拿到这包东西后，不禁想到了远在家乡孤苦的母亲。因为分发的东西不便于行军携带，于会泳所在的那个小队决定：找个僻静干燥的地方，各人分头将自己的东西暂时埋藏起来，以便将来寻找。就在即将把这包东西埋入坑内的时候，于会泳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写上了自己老家的地址，又取出一张纸，按当时瓦解蒋军的标语口号中惯用的称呼写下了一张纸条：
　　“蒋军兄弟：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
　　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住址)。”
　　不凑巧的是，这张字条被指导员发现并没收了。因为当时战事紧张，指导员没有吭声。
　　但是，到了12月胶东战役胜利结束后，于会泳所写的那张字条就被送到了胶东文化协会领导面前。因此，于会泳的字条作为“是对敌人的仁慈幻想，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右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也是一种对敌人摇尾乞怜、带有明显变节投降性质的行为”结论，受到了严肃的批评。于会泳接受批评的态度是诚恳、认真的，而且后来表现的也比较好，逐渐重新赢得了文工团同事、领导的谅解。
　　转眼到了1949年6月份，胶东文工团决定保送于会泳和另外一名小提琴演奏员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进修。但是，尽管如此，他写的那张字条，仍然被留在他的档案袋里，由山东送到上海，这始终成为他难以清除的心病。进入正规艺术院校的于会泳痴心迷恋于华夏民族音乐的海洋中，学习上的刻苦钻研和才能逐渐显现，因而毕业后被留校任教。在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上，于会泳可以称之为出类拔萃，而其发表出版于1963年的《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专著，更是奠定了其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沉迷于音乐研究中的于会泳当时也想不到自己也会成为一个中国文化艺术界特定阶段中的一个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起因在于他参加后来成为“八个样板戏”之一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创作。
　　人所共知，样板戏是毛夫人江青起家、渗入中国政坛的重要资本之一，《智取威虎山》就是她开始相中的“样板”。江青的垂青使于会泳逐渐得到了重视，而深晓江青之意的张春桥等人自然也对于会泳高看一眼。1969年1月初，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楼上208室，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及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的头头，在拟定参加“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单时，为了讨好江青，整理“九大”代表材料时，特地隐瞒了于会泳那张小字条的情况，然后上报中央，从而使他顺利的当上了代表，参加中共“九大”会议。人要走运一是要有机会，更重要的是善于把握机会，应该说在这方面，外表木讷、不善言谈的于会泳还是非常敏锐的。“九大”期间，《智取威虎山》一剧作为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演出就要开始时，帷幕中间忽然拉开了一条缝隙，于会泳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他一反平常拙于辞令的常态，在开场白中肉麻地吹捧江青“……总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
　　江青自然需要“谦逊”一番，闻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装腔作势地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在这种公众场合，“伟大的旗手”江青对于会泳所表现出来的亲昵，自然使于会泳更为得意，他似乎是知道了自己的成功。因此，当“九大”结束、于会泳从北京载誉归来到上海作报告时，一些“造反派”竟设计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欢迎仪式”：他们让原校党委书记钟望阳在校门口跪迎于会泳，当于会泳下汽车时，他们又在钟望阳头上搁上“高升”炮仗，然后点燃，以示庆贺。
　　造反派的手段是卑鄙下流的，而此时的于会泳已非昔日，竟然能够心安理得的接受了这一切。可见此时的于会泳，从心态和处世为人态度上，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于会泳了。
　　权力对人灵魂的腐蚀是最可怕、最有效的。
　　易牙可以割肉，吴起可以杀妻，古往今来，展现出来的都是一幅幅血腥图。
　　从此开始，即1969年以后一个时期，深受伟大舵手妻子宠爱的于会泳自然成了无可怀疑的“正确文艺路线代表”，从而也导致上海音乐学院几乎成了人间地狱。那时候反对于会泳，就是反对样板戏，反对样板戏就是反对江青，而反对江青的最终结果就是反……算了，这个人不说都知道！
　　据文革后资料统计，此时上海音乐学院受迫害、冲击的师生达100多人，先后有3人被逼疯，一度精神失常的有4人，两人被关押入狱。
　　于会泳自此平步青云，在1973年8月“十大”会上，他又顺利地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走上了一个作曲家所能攀援上去的权力顶峰。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影片《创业》。江青审查完后很不高兴：“这是部什么东西？片子中的油田党委书记就是‘走资派’余秋里！歌颂他？还有，给石油工人送《矛盾论》、《实践论》的是谁你知道吗？是刘少奇！你们是不是要为他翻案？”最后她又说，“回去后他们文化部先讨论一下，这片子还有什么问题，叫他们赶快修改。你们也要好好检查一下！”
　　于会泳听后心惊胆颤，急忙起草了一份书面检查，并经文化部核心组讨论，对《创业》作出了“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不出国，电视台电台停止转播”等决定。然而，仅过了半年，因《创业》作者张天民写信、委托有权利北京的干部子弟转呈邓小平，最后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前。为了平息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聪明的毛泽东于7月25日专门就《创业》作了重要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不管怎么说，这毕竟让江青感到了没面子，于是，江青和张春桥又把于会泳叫了去。江青愤然地说：“张天民告我的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的头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说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张春桥也阴笃笃地说：“看来文化部就这事需要向主席作检讨，检讨中牵涉面不要大，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主席的用字是很严谨的，此片无大错，错还是有的嘛。”
　　于会泳明白，此时自己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了”。但出于对江青的感恩，他也心甘情愿的来做这面“挡箭牌”，因此，他在硬着头皮给毛泽东的检讨中，将“十条意见”全揽在了自己身上，并在文化部机关传达毛泽东有关《创业》批示时，向公众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检查。这时的于会泳在江青面前已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而在公众面前，他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主子。
　　客观的说，于会泳还是爱才的。但他所爱的才，必须是能够和自己站在一条线上的人，最起码是不反对自己的人。譬如说他对北京京剧团的才子作家汪曾祺就相当关照，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的话。这一点汪曾祺也承认过。当然，他并不是于会泳“线上”的人，至于当时的名诗人张永枚、浩然等，他都是很看重的。然而，对其不恭是绝然不可以的。1975年，因为工作需要，我受单位之托，去天津歌舞团约请作曲家施光南参与戏剧创作。当时的施光南虽然在社会上名声还不大，但在音乐界的才华是人所共知的。同样作为音乐家出身的于会泳，当然知道、了解施光南。大约是“同行相嫉”之故，于会泳曾经对施光南的某一部作品提出了“非议”，说在旋律运用上有某些方面的毛病。施光南恃才傲物，很有些书生气，不肯买帐，竟然直接引用于会泳的某个作品的旋律结构特点，论证了自己的正确，还来了句“许他那样用，我用就不可以了？”
　　于会泳当然不会不知道施光南的态度，那时候巴结于部长的人多多，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当时似乎是没说什么，但是，老毛的亲戚、嫡系、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的王曼恬曾数次斥责施光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能不说有于会泳“背后文章”的嫌疑，否则的话，王曼恬怎么会知道此事。艺术上的争执无所谓对错，当后来施光南参与完某部戏的音乐唱腔及配器设计后，于会泳来看戏审查时，露出了内心中的令人不快之处：尽管很含蓄，但实际上是竭力贬低这部戏的音乐和唱腔设计，搞得大伙很不明白，施光南涨红着脸什么都没有说。
　　忿然的施光南终于忍不住，在一次私下聊天中，道出了于会泳“挟此报复一下”的真情。这可以看出，于的心胸还是比较狭窄的，容不得丝毫的犯颜。
　　但是，即便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从来也没有否认过于会泳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上的造诣和成就。但就艺术创作而言，施光南对于会泳还是钦佩的。
　　 然而，于会泳万万没有想到：江青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随着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他也随之被隔离审查。
　　在被隔离审查的半年多时间里，于会泳在里头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当时对自己还是比较乐观的，似乎是这时候才开始重视了自己本来是个“音乐家、作曲家”的身份，这从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时，对妻子说的安慰话就能看出来：“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然而，仅隔一天，华国锋在“十一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将于会泳的侥幸心理击了个粉碎：直接在党的政治报告中点了他的名！
　　对于会泳来说，这无疑是政治上的终生判决，他顿时心灰意冷，知道自己这下子是彻底完了！8月28日，于会泳在去屋外散步时，发现了朝向院子的厕所窗边有一瓶来苏水，那是清洁工人用它涮洗完便池尿碱后遗留在那里的。趁着管理人员不注意，他把它挪到了从厕所伸手可及的位置上。晚上6点半钟，在隔壁房间的看管人员见于会泳在写东西，以为他在写材料，并未在意，殊不知他在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后又将‘一死’涂改成了‘长期’———作者注)才能赎罪……
　　“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改换……”
　　8点左右，于会泳将160毫升左右的“来苏水”，仰头灌入了自己的口中，结束了自己“辉煌”、凄然的一生。
　　或许于会泳认为这是他最好的选择，但我认为他的选择又错了。
　　紧跟江青、毛泽东和特有时代的思维方式，造成了他对自己最后命运的错误选择。
　　毛泽东时代对待犯错误干部们表面上“给出路”、实际上终生政治上打死的处理方式，使于会泳对未来产生了绝望，他哪里知道：未来的变革促使我们的社会、政治环境越来越轻松，相对来说宽容多了。“一个能够悔过、认识自己错误的于会泳”在适当的时候，完全能够做他喜欢做的事，从事他喜欢研究的工作。
　　从其后来一度成为有影响歌星女儿的命运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可惜于会泳看不到了。错误的政治道路选择，导致了一个极具才能音乐家的毁灭。
　　对未来意识的不明智，促使了一个极具才能音乐家的自杀。
　　于会泳的悲剧不仅仅是艺术家参与政治、权力漩涡中所导致的悲剧，更重要的也是个人性格的悲剧。
　　然而，当权力和荣耀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有几人能够抗拒这种诱惑呢？
　　在中国特有国情面前，我是向来不相信“清高者”们的慷慨话语的，我只重结果和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