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电视台:于会泳戏剧般的荣辱人生

于会泳戏剧般的荣辱人生

作者：顾保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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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会泳在自杀前用那枝曾谱写过不少动人乐章的笔，给家人写下了遗书。荣于“文化大革命”、也毁于“文化大革命”的他，给自己戏剧般的荣辱人生留下一抹悲剧色彩。
　　
　　1949年9月，穿着一身灰布军装的于会泳作为胶东文工团的音乐骨干，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教育专修班学习。入学不久，这个个头不高、国字脸、宽额头，一副浓眉下长着一双不大却透着机智眼睛的新学员，就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于会泳入学不久，就仿照着文工团常用的创作方法，创作了小歌剧《夸女婿》。这出由于会泳作词、作曲、导演并主演的小歌剧诙谐幽默，在1950年新年音乐会和下工厂的演出中，博得了一片欢声笑语，备受欢迎。于会泳满肚子的民歌，以及他对传统说唱、戏曲的丰富知识，包括他虽嗓音沙哑、唱来却韵味无穷的本领，也令贺绿汀赞赏不已。
　　1950年，以优异成绩结业的于会泳，经贺绿汀批准，留在上海音乐学院文工团工作；两年后，他又被分在民族音乐研究室专搞曲艺、说唱的教学和研究。
　　在音乐学院这个高档次的环境中，于会泳对西洋文化和音乐知识不足的弱点日渐显露。于是他又一次自学，系统地学习和声、复调、曲式和配器等作曲课程。同时，又积极主动参加了多项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先后出版了《山东大鼓》、《胶东民间歌曲选》、《陕北榆林小曲》、《单弦牌子曲分析》等专著。
　　然而，他为了在音乐学院站稳脚跟，太急于出名了。在同他人合作编写出版的多部作品中，封面上他蓄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重要位置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这种欺世盗名的行径引起了众多合作者的强烈不满。为此，学院党委召集党员会议，对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结合他平常只钻研业务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表现，也作为“白专典型”加以教育。
　　于会泳的歌曲大多旋律优美流畅，而且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别是他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表的《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女社员之歌》等，不仅在当时及之后的音乐刊物、歌曲集中一再被选载，而且还灌制成唱片大量发行。
　　于会泳因此却进入了一个怪圈。随着“突出政治”的空气日渐浓郁，他越是逃避政治学习怕挨批，在专业上发表的研究和成果越多，他就更加受人注目，愈加要对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白专道路”进行批评教育。
　　学术研究和歌曲创作引人注目的成果，反而日益加深了于会泳在政治生活上的危机。尽管1962年因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稍有宽松，在贺绿汀的大力推荐下，他被任命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但在党内他已成了一名“老运动员”，“党内民主人士”的绰号像一条尾巴一样紧跟着他了。只是偶尔的侥幸，他才没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1963年，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席卷了中国文艺界，次年规模空前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举行。就在这年，于会泳受此感染，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二万余字的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对京剧现代戏唱腔如何根据时代表现的实际需要，发展新的音乐程式和充分发挥唱腔的表现作用，提出自己系统的思索和考虑。鉴于他对京剧音乐确实内行，又深谙作曲之道，所以上海市文化局在准备进一步修改几部京剧现代戏时，将于会泳借调到了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
　　有人告诉于会泳，江青比较喜欢谭派唱腔，他在艺术处理上就讲究气势，注意京剧悠扬的板腔和逐步高扬的唱腔。于会泳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为什么不好好研究各个流派的特点，结合其优点，融合出一种新的流派来，用在现代京剧中或许会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不过，那时他被压抑的名利思想还没有膨胀，完全因为喜欢民族音乐而全身心地投入……
　　两年后，于会泳的才华终于受到了江青的重视。那是1965年5月初，江青在张春桥陪同下观看《海港》彩排时，忽然扭头问张春桥：“于会泳是什么人？”江青为什么会提到于会泳，是因为她不久前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他撰写的《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一文，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当时张春桥对于会泳一无所知，但因为江青注意到这个人，他必须尽快地搜集有关于会泳的材料，包括于会泳的《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和另一篇评《红灯记》音乐的《红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等文章，将它们送到了江青手中。看着这些文章，江青不由得喜从心来，并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不久后，她在锦江小礼堂召见《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创作人员时，事先专门点名要于会泳参加。
　　在这次召见中，当有人向江青介绍于会泳时，她握着他的手，喜悦地说：“啊!你的文章我看过，我们应该早就认识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们的想法还是一致的。”在得知于会泳是山东人时，江青更热情地称他为“老乡”。从此以后，凡江青到上海，总少不了要召见于会泳，倾听他对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的看法。对这个被自己称之为“名副其实的专家”，江青确实颇为器重。
　　1966年初，于会泳因忙于创作，劳累过度，导致嗓子失声。江青特地送给他两瓶自己专用的进口营养片剂。
　　江青的器重和呵护，使本来在单位受惯批评的于会泳受宠若惊。他不仅忘我地投入了《海港》的音乐设计，而且积极参与《智取威虎山》几个重点唱段的修改，使之更加臻于完美。于会泳不光在京剧音乐理论上显示出造诣，而且在音乐创作上也富有才华，这更加重了他在江青与张春桥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
　　1967年春，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和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于会泳，成了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而他也的确为《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的修改呕心沥血、百般操劳。
　　1968年春，一个棘手的难题摆到了于会泳面前。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早就是张春桥、姚文元的眼中钉、肉中剌。“文化大革命”风云初起，他们就将贺绿汀列为思想文化战线上重点批判的对象，之后又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头号“牛鬼蛇神”。于会泳“造反”后，一度想将自己的这位恩师也作为“资反路线受害者”解放出来，但他的“糊涂”观点当即遭到别人的反对。刚正不阿的贺绿汀虽在“牛棚”受尽虐待，却始终没有屈服，一再准备为自己申辩，他暗中搞的申诉材料被看守发现后，马上被作为“反革命翻案”的典型捅到了市革委会。当时的市革委会正为新发明的“电视斗争会”缺少高档次的对象发愁，见贺绿汀送上门来，当即决定对他进行全市性电视批斗。主持对自己恩师的批判大会，而且获知贺绿汀的爱女、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高材生贺晓秋因父亲被捕，前些日子开煤气自杀，于会泳实在于心不忍。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对张春桥的畏惧，远远超过了害怕同贺绿汀交锋的程度；他知道，电视大会举行之时，张春桥将在办公室里目不转睛地监看电视转播!
　　然而，于会泳硬着头皮，心中忐忑不安地主持的这次批斗大会，依然以失败告终。因贺绿汀在会场上不畏强暴的顽强抗争，于会泳还是没有办法制止，使得现场一片混乱。
　　张春桥不得不急令电视台立即停止转播!
　　于会泳缺乏阶级斗争的勇气，不会对“敌人”专政，令张春桥大失所望。但是于会泳在“文化革命”方面却异常灵敏，使江青、张春桥深感满意。他不仅为江青首创了“三突出”理论；还殚精竭虑地使“样板戏”运用了中西混合乐队，大大拓展了“样板戏”音乐的表现能力；也是于会泳主持了第二拨“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修改和排演，使这几出戏的艺术分量不但无逊于第一拨“样板戏”，而且在艺术风格上又各有不同的创新，尤其是全剧运用韵白对话最为成功，是难能可贵的。
　　进入“样板戏”创作后，不知是于会泳惧怕江青的权势，还是彻底抛弃了以前的名利思想，他从不居功，无论是“三突出”理论，还是其他“样板戏”的点滴成果，他都无偿地归功于江青!
　　1969年4月的一天，刚修改完的《智取威虎山》为“九大”代表汇报演出。演出前，不善当众讲话的于会泳走到了台上，向代表们介绍了江青在“京剧革命”中的“丰功伟绩”。他激动地说道：“总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这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江青站了起来，高声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说我可要离场了。”江青的谦虚不无做作，而于会泳的阿谀奉承却是发自内心——因为没有江青，就没有他的今天!
　　于会泳为江青的“文艺革命”尽忠尽力，江青也对这个有才华的音乐家还之以厚报。转眼之间，各种头衔和官职令于会泳应接不暇：“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成员、副组长、“十大”代表、十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艺术家陷入政治圈，绝非可以春风得意。于会泳无疑具有艺术家敏感而脆弱、富于想象却缺乏条理的天赋和气质，随着官运亨通，从搞戏转行为文化领导官员，面对“文化大革命”后期上层政治领导层出不穷的斗争和变幻莫测的风云，他迷惘、困惑，在无所适从中深感恐惧。何况他调到北京后，进入国务院文化组与江青有了更频繁的接触后，原先在于会泳眼中“第一夫人”头上神圣的光环，不久就由于她喜怒无常、暴戾无情，乃至出尔反尔、嫁祸于人的思想性格暴露无遗而逐渐被剥蚀了。
　　兴许是1974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后，对江青、张春桥颇为冷落，对起用邓小平倾注了热情，江青心情极为抑郁，于是于会泳等常常成了她的出气筒。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为外宾演出《杜鹃山》，休息时喜好文艺的叶剑英元帅在于会泳身边坐了一会儿，对《杜鹃山》称赞不已。在另一边正同外宾讲话的江青见状，忽然尖声喊道：“叶帅，请过来坐嘛!”同时一阵阴霾从她脸上掠过。当演出结束，江青上台与主要演员一一握手，轮到于会泳时，鼻中冷哼一声，就是不跟他握手。
　　几天后，于会泳等在钓鱼台向江青汇报工作时，江青莫名其妙对《杜鹃山》发起火来：“有些问题我对你提过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我的话，不肯修改!”说着说着她嗓门越来越高：“于会泳，我看你将来总有一天非和我闹翻不可!但是，我不怕!”说完，怒不可遏地摔门而出。
　　江青这番火自然是冲着那天叶帅与他交谈而来的，可是那天于会泳没有错啊，是叶帅自己主动走过来的呀!一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委屈和害怕，不由得呜咽起来……在一边的刘庆棠怕江青看见了火上浇油，便也跟着大声嚷嚷：“江青同志批评你也是为你好，你回去写份检查，请首长原谅。”
　　之后，于会泳只能就《杜鹃山》写了一份沉痛的检查，托人呈交给江青。江青这才稍稍解了气。但是于会泳心里对江青更加惧怕，做事更加小心翼翼。
　　这时，于会泳感到肝区隐隐作痛，到医院诊断为长期营养不良形成的代谢性肝火，如今由于工作劳累已转化为肝硬化，必须卧床休息，不然有可能变成肝癌。
　　正好，他被电影《创业》、《海霞》搞得晕头转向，沮丧至极，如今有了医生证明，心灰意懒的于会泳干脆称病不出了。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在7、8日两天里，消息对外是封锁的，于会泳他们不知道，几次打电话给江青，回话都是说江青不在，有什么事情可以留言。于会泳很纳闷，以前江青外出，总是事前叫秘书打招呼，回来后也告诉一声，这次是怎么啦？外出也不讲一下，有什么情况也无法汇报。
　　毛泽东去世后，于会泳非常盼望江青能掌大权，在江青一伙表现出蠢蠢欲动的夺权野心时，他又有些担心：如果不成功，他们这些靠攀藤上去的亲信也就完了。所以，有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和江青单线联系，打听情况。江青当然很乐观，到处抛头露面，发表演讲，就像外国竞选总统那样，满世界地拉选票。她毕竟是女人，有她的预测缺陷。他们四个人，除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外，张春桥、姚文元虽掌握大权，但不是要害之权，再说王洪文也没有实质性的军权。这种情况下想夺权，岂不是痴心妄想!这种力量对比，于会泳心里早就盘算过了，估计不是一下可以实现的，说不定还会惨败的。但他说什么也没有想到，江青他们会被绳之以法，并且如此神速!
　　怀着悔恨和惶恐，于会泳在隔离审查的九个月间，整整写了多达十七万字的交代材料，终于取得组织上的宽大处理。这种不无侥幸的心理，在于他觉得自己是奉命办理，跟着江青不办也不行，有错误而没大罪；何况自己多少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至少他搞的几个戏，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是喜欢、肯定的。他期待隔离审查结束后，即使不当部长——这部长他本来就不想当了，也不能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搞搞戏总还是可以的吧!
　　然而，他所怀的侥幸和憧憬，不久就彻底破灭了!在1977年8月22日广播的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华国锋公开点了于会泳的名。
　　听到报告中点了自己的名字，于会泳的精神完全崩溃了。那夜他一宿没合过眼，第二天在向专案组表示认罪服罪的同时，乞求能与华山谈一次话，期望这位驻文化部的最高领导能挽救自己。但是，正值这几天部领导无暇顾及，对看守人员发现于会泳神志恍惚不想活的动态报告，也仅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望眼欲穿等华山召见的于会泳彻底绝望了。28日上午，他在院子里散步时，瞟见厕所窗外一只盛放“来苏水”的瓶子，趁看守人员短暂离开的片刻，将它挪到了从厕所伸手可及的位置。下午，借午睡起来去厕所洗脸刷牙之机，于会泳将“来苏水”倒入了自己杯中，并用湿毛巾捂得严严实实地偷偷捎回了自己房间。
　　晚6点多，他用那枝曾谱写过不少动人乐章的笔，给家人写下了一封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希望你们永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到底!”
　　晚8点，于会泳缓缓揭开覆盖在杯子上的毛巾，然后走向了毁灭。
　　于会泳，荣于“文化大革命”，也毁于“文化大革命”。这戏剧性的荣辱人生，充满着别样的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