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电视台主持人 吴颖:喝来苏水自杀死亡的于会泳

1977年9月的一个深夜，北京城的大街上已是一片沉寂。突然，一辆救护车从街上直驶过来，划破夜幕，呼啸着奔向医院。车上躺着一个不寻常的病人，他服用了大量的来苏水，试图自杀。

很快，某一中央机关桌上的电话铃响起。电话里传来：“正在接受审查的原文化部长于会泳，今晚喝来苏水自杀身亡。”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分析于会泳的一生，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考察的意义。于会泳其实只是一个典型，是那个时代许多人人生的缩影，他的经历昭示了特定环境下很多“艺术家”的命运。

显露天赋

从年轻时代起，于会泳就显露出自身艺术方面的天赋。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血气方刚的于会泳从胶东乡下参军来到部队。在新兵联欢会上，他为在座的首长和战友们唱了一段家乡小调《夸女婿》。他扭胯摆腰，尖腔细嗓，把一个小媳妇演得维妙维肖。他的表演把战友们逗得乐不可支，哄堂大笑。他也由此得到一位首长的赏识，入伍伊始，他就被调到胶东军区文工团。

1949年9月，上海举办“第一期音乐教育干部训练班”，面向华东地区招生。当时，于会泳已经转业到烟台文工团工作。在文工团的几年经历，使他对各种民族乐器都很精通，随便拉个笛子、二胡什么的，他都能弄出像样的曲调来，他还能谱曲，编排一些简单的曲目。于是，他做为骨干被选拔到上海学习。一年之后，他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这座极富文化气味的城市里，于会泳才深深体会到自己知识的浅薄。据当时熟识他的人讲，整个50年代，于会泳学习、工作刻苦用功，经常熬到深夜，苦练揣摸民歌、曲艺以及西方音乐的精义所在。他迷恋于音乐的蓝色海洋，如痴如醉，魂不守舍。逐渐地，他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见解，音乐感受力越摸越精细。

1964年，全国举行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为了迎接这次戏剧界的盛会，各个京剧艺术团体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上海也不甘落后，同时排练《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部戏。为演好这个剧目，上海文艺界的一些内行被邀请来参与创作。这样，于会泳做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民族音乐工作者，被调来为《海港》的一部分女声唱腔作曲。他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从人生一个台阶到另一个台阶的跳跃。

扶摇直升

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前后，江青从北京京剧团那里夺走《智取威虎山》的剧本，让上海排演。她的想法与当时在上海的张春桥一拍即合，于会泳也就在半梦半醒之间加入了他们的阵营。

1965年3月28日，于会泳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据说，江青看了这篇文章后，曾情不自禁地像看到京剧精彩场面时一样叫了声“好”，并把作者的名字记了下来。

6月，细雨霏霏。江青在上海观看《海港》。她专心致志地看演出，对其中的几段音乐很感兴趣，摇头晃脑地哼了起来。突然，她转过头问坐在身边的张春桥：

“于会泳是什么人？”

上海市委书记一时目瞪口呆。

“找一找，我要见他。”

张春桥赶快回去查找，最后才得知，江青要找的，只是音乐学院的一个中年教师。他于是给上海音乐学院打电话，要于会泳晚上到锦江饭店，江青要见他。

于会泳受宠若惊。在上海锦江饭店两个人谈得很投机，几乎把张春桥给撇在一边。长谈之后，江青回过头来对张春桥说：“小于很懂艺术，我看以后京剧的事应该让他多管管嘛！”

张春桥已看出江青对于会泳的重视，当即答应了。此后，于会泳负责“样板戏”的工作，陆续搞出了《海港》、《智取威虎山》、《杜鹃山》、《平原作战》等等剧目。

“文革”开始以后，于会泳才开始正式跳到政坛上来。不过事情的起因却是一件“偶发”事件。当时，全国范围内开展揭发、批斗运动，于会泳也未能幸免，20年前他写信给“蒋军官兵弟兄”的事件被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和群众查出，把他从“样板团”里揪出，关进“牛棚”。10月4日，上海京剧院赴京演出《海港》、《智取威虎山》。在北京，张春桥、姚文元到剧团所在地来看望。张春桥问到于会泳，剧团负责人答道他还在上海接受审查。张春桥立时火冒三丈：“什么审查？你马上打电话给学校，说江青同志要见于会泳同志，叫他们立即放人。”

第二天早上，从“牛棚”钻出的于会泳又钻进了开往北京的飞机。

一到北京，他立即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规格如此之高，是他心中所没有想过的。

年底，于会泳重回上海音乐学院“视察”。他趾高气扬，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据说，他曾喝令整过他的学校党委领导和群众跪在学校门口，迎接他“衣锦还乡”。他大摇大摆地穿行于跪着的人群中，好像在品味得到权力的快感。

但是，于会泳仍然继续扶摇直升，他从一个普通教师很快升到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九大、十大代表，中共中央委员，最后升到文化部长。

事实上，于会泳也没有使他们失望。自从他接任文化部长以来，文化部成了“四人帮”一伙不折不扣的“打手”。“四人帮”要打倒谁，批倒什么，总是首先在文化部透露其暗示。于会泳这时也就会调动自己全部的艺术细胞和政治神经，从所要批倒的艺术当中嗅出“首长”们所要的东西来。

1975年初，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大庆油田为背景，制作了电影《创业》。影片后期制作结束后，送到文化部审查。于会泳和其他负责人看过以后，认为这部电影“不错，是部好片子”，并立即写了报告推荐，准备在春节期间向全国发行放映。没想到，江青看了这部电影后，以为是为余秋里、康世恩等以前主管石油部门的老同志翻案，不同意它在全国放映。“聪明一世”的于会泳没料到江青不同意，慌忙收回了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决定对这部电影“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评论，电视、电台禁止播放”，把它打入冷宫。这还不算完，他又顺着江青的意见在《创业》里找错误，最后提出10条意见。4月，他还把负责《创业》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叫到北京，勒令其写出检查。愤懑之下，7月18日，《创业》编剧张天民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这些情况。7月25日，毛泽东给他回信。信中写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于调整党内文艺政策。”毛泽东的信把江青和于会泳的意见完全否定了。

消息传播开来，广大艺术工作者和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8月2日和4日，青年作曲家李春光在一次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的讨论会上，先后3次发言批评文化部。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这是江青一伙回光返照的短暂时期。于会泳又疯狂起来。他首先想起了李春光。3月，他迫使音乐学院对李春光“批斗教育”。6月，他又下令手下“采取果断措施”，“组织强有力班子”，对李春光进行审查和批判。

自杀身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于会泳也被隔离审查。许多天，他神情恍惚，其心情与走上街头热烈庆祝的人们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历史和人民抛弃了。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到继续揭批“四人帮”及其亲信，并点了于会泳的名。这下，于会泳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在9月的一天，乘看守人员不注意，偷了刷厕所用的来苏水，到晚上，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摘自《“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温乐群 郝瑞庭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