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将军电视剧第一集: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

　　《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

　　导言:中国、印度和世界新秩序

　　这本书的灵感，既不是来源于北京、上海、德里和孟买给我的奇思妙想，也不是凝视着经济水晶球产生的突发奇想，而是来源于一次讲演中一位听众的精彩提问。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伦敦给一群商人(主要是实业家)做一次演讲。我给他们简略地讲述了一些常见的话题，比如通货膨胀和利率会发生什么变化，英国财政大臣在酝酿什么计划，英国是否会加入欧洲的单一货币(这已经是不久前的事情了)以及诸如美元、油价这样的话题。他们虔敬地听着，不时会提出一些问题。其中一位听众问道:中国和印度会怎样?这一话题不在我演讲的计划之中，却引起了听众的共鸣，并激起了他们激烈的讨论。从交谈中，我发现大家普遍对中国和印度崛起带来的影响持悲观甚至有点宿命论的态度。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抢占了全球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印度也以类似的速度占领了全球的服务行业;前者正占据着全球制造业的最大份额，后者也在迅速地向服务行业扩张。这使得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参加我演讲会的先生和女士们所受到的影响比起他们的后代将要受到的根本算不了什么。中国和印度不仅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她们正在不断引进最新的技术，并且十分注意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在不远的将来，类似英国这样的国家将不能再与中国和印度竞争了。到那时，谁来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就业机会呢?当中国和印度能够生产一切人们所需的产品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或许如今像英国一样比较富裕的国家将在低迷中度过长期的经济衰退。不仅是伦敦会受到影响，多伦多、图卢兹、东京、芝加哥和科隆同样也难逃厄运。

　　当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发现不仅仅是这些商人们关心这个问题。《星期日时报》(sundaytimes)曾寄给我一个很大的邮包，里面装满了读者来信，全都是针对我的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的回应。每次我写一些有关外包工作流向印度的文章时，也会收到类似的来信。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机会都流向了中国和印度，二者成为全世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中国与美国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争执不断，因为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美国;同时，中国大力削减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扩大对原材料和原油的巨大需求，最终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中国对世界的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印度的影响又会如何?媒体用醒目的标题提醒公司的领导们:核心业务正被外包给印度次大陆。人们预测，终有一天，班加罗尔和孟买能够完成从股票经纪人研究到医疗检测和诊断在内的各项业务。除了中国和印度，还有哪个国家能够这么快地提升价值链?能够培养数百万的研究生?英国、美国和欧洲年轻人的前途何在?难道他们需要祈祷并开始学习汉语吗?

　　但印度和中国的崛起不可能一蹴而就。印度人很喜欢将自己的国家比作大象，虽然行动缓慢，但是稳健沉着，就像伊索寓言中的乌龟一样，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虽然近年来印度的表现更像她的国家象征--虎。不过，把她比喻成大象似乎更合适，至少避免与人们熟悉的亚洲四小龙相混淆。印度的成就是最近几年才显露出来的，而中国如今的奇迹则需追溯到20多年前。不过，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如今对于世界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20世纪90年代，当我们争相关注网络经济的繁荣以及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并没有给中国和印度应有的重视。或许直到那时，我们仍然不相信中国和印度能够创造奇迹。

　　1998年夏，我乘坐火车从香港到深圳。直到今天，我仍记得这列从九龙出发的火车似乎将我带到了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地方，一座座摩天大楼在那片曾经一无所有的土地上拔地而起。身后高耸的大厦不会让我感到奇怪，因为我知道那是闻名于世的香港的标志;可眼前在中国的土地上冒出的毫不逊色的楼群却让我无比惊诧。事实就在眼前，这是邓小平希望在共产主义中国边陲建立一座21世纪的现代化城市的雄伟蓝图的体现，这座毗邻香港的城市与资本主义的香港一样繁荣和引人注目。

　　第2节：导言：中国、印度和世界新秩序

　　可在我看来，闪闪发光的新建筑并不能证明那里的成功。我当时的反应，想起来有点像作家j·b·普里斯特利在看到伦敦大西街上新开的象征性艺术装饰小型工厂那样;也像20世纪30年代胡佛大厦被宣布用作工厂的情形一样。深圳的实际情况并不乐观，这些摩天大楼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它们大都被用做写字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部分楼群都处于待租状态。这就是大约10年前的深圳给我的印象:极力想成为一个大都市，既混乱又有些危险，既有边陲小镇的特点又有大城市建筑林立的风貌，还伴随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正在建筑中的摩天大楼是否比美国西部片中的建筑真实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建筑相当坚挺。今天，深圳已经成为拥有一千万人口的经济特区。这一切还得归功于中国经济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因为他，深圳才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城市，并吸引着来自全国农村和其他城镇的工人。即使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深圳仍然是一座拥挤的城市，它的人口密度位于中国城市的首位，这使得深圳的领导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管理好这座城市。这里有中国最繁忙的海港，有许多产量巨大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不少产品销往美国。世界最大的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它的成功与中国密不可分，沃尔玛全球的商品来自中国，这使得它不仅拥有海量的商品并且价格低廉。

　　中国的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中。乘飞机去上海的旅客，对这个金融之都的第一印象是它的磁悬浮列车，让人扫兴的是它只有从机场到市中心这样短短一段;第二印象可能就是它巨大的变迁了。国际建筑师和设计师帮助上海设计了2020年的城市规划，计划建成9个有80万人口的卫星城市，其中较近的东滩市将建成世界第一个生态城市。上海有巨大的产业园，包括大规模发动机生产商和生化工厂在内的各类工厂都可以在此落户。当上海的现代化地铁网建成之后，之前的磁悬浮列车会显得有些过时了。在2010年世博会开幕之前，上海的河流沿岸和周边地区将会得到进一步开发。上海甚至有比深圳更宏伟的规划:成为一座有曼哈顿特色的现代化都市，并以此来展示中国引人注目的高科技前景。上海犹如一剂清醒剂唤醒了那些视中国为血汗工厂的人们，面对中国20多年来一直保持9%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和整个民族的雄心壮志，人们还有必要怀疑中国吗?

　　与此相比，印度经济成就的标志就没有这么明显了。一直以来，印度就以全世界发展最快的民主国家自居，数据可以说明一切:印度近20年保持了6%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最近已经超过了9%。印度崛起较大地震动了西方还是最近的事，国际电讯服务费用的下降让人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印度廉价的劳动力和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上。当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时，印度也成为了包括软件开发、电讯中心和尖端研究在内的首选外包基地。华尔街和伦敦公司的高薪分析师们的研究报告被印度的工人们整理出来，而这些工人的工资只有分析师的十分之几。在印度的金融之都孟买，许多大厦和写字楼正在建设当中。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博士的话说，这些大楼最终会使上海被人遗忘，孟买将取而代之成为世人谈论的焦点。不过孟买暴露了印度的另一面:惨不忍睹的贫困。为了建设这些高楼大厦，孟买40万的贫民窟居民不得不漂泊街头、居无定所，到印度的游客无不被这个国家现代经济奇迹背后的极度贫穷所震撼，十分之一的孩子还未满五岁就早早夭折。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贫富差距较大和较明显的国家，或许印度将经历最终的经济滴入效应。印度拥有像中国一样庞大的缺乏教育的人口，只有让这些人口逐渐分享繁荣的成果并成为庞大的中产阶级，印度才能迎来真正的繁荣。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本世纪初几十年里世界所呈现的显著的变化，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世界经济的结构和全球地缘政治的平衡的基本问题。如果预测是正确的，那么到本世纪中叶，世界前三位经济大国将依次是:中国、美国和印度，北京、华盛顿和新德里将成为世界权力中心。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是惊人的，虽然目前二者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不到日本的一半，刚好是美国的五分之一，不过在下一个40～50年里，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将会让世人惊叹。二者的发展不仅给两国人民而且也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会持续发展还是逐渐衰退?她们还会继续扮演我们所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强劲动力的角色吗?这会不会是一场最终会以失望告终的国际商业淘金热?现在是不是那些经历了许多幻想破灭的企业最终可以在中国和印度赚钱的时期?如果我们不睁开眼睛看清中国的巨大成就，我们就难以想象20年前经济无望、民不聊生的印度会成为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民主国家。

　　第3节：导言：中国、印度和世界新秩序

　　此时的中国和印度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中国的转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印度则是在90年代末期(这一点仍存有争议)。美国伟大的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认为从经济起飞到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具备大量显著的投资以及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国和印度都具备了这两大条件，她们不可能再退回到农业经济的时代。二者在不远的将来会达到罗斯托所定义的经济发展的最终阶段，即大规模消费阶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没有其他的阻碍了，这两个国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现代历史上，还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如此强盛。然而，印度的人均gdp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小部分，就是与中国相比，也只占其一半。印度的崛起就像中国一样，不仅会改变世界权力结构的平衡，还会改变我们对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一贯的看法。2004年12月26日在印度洋发生的严重的海啸事件，导致20万人死亡，其中有1.2万印度人。印度政府宣布他们不需要外来援助，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曾经乞求外界援助的国家变成了经济竞争者，穷国变成了强国，成为了世界的经济发动机。目前，中国和印度分别有2亿和3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然而，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是这些国家最近20年贫困人口减少的最重要的因素。

　　本书的目的是试图回答一些超出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关注范围的关键问题。其中一大重要问题是:当中国和印度似乎操办了一切时，我们还能做什么?当中国制造的产品占领了市场，印度工人占据了公司的支持服务机构时，商人们开始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了。其他的问题还有:这些新的经济大国将会给全球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经济会不会重蹈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覆辙?当中国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并有可能以此来影响美国经济时，我们是否应该对此保持警惕?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世界的威胁有多大?那么印度呢?她与巴基斯坦的冲突是不是动荡的先兆?印度经济是否会像美国一样最终赶上并超过她曾经的帝国主人--英国?

　　本书以试图回答一个困扰人们的问题开始:众所周知，中国和印度在19世纪初是强大的经济国家，她们如何成为经济大国?但又为什么会在随后的数十年里沦为经济病夫?第一章:历史回顾。这一章主要是追溯中国和印度从古到今的经济兴衰，从而理清她们当代崛起的背景。第二章:走进中国。这一章是讲述中国当代的崛起。中国人今天仍很尊重毛泽东。2006年9月举办了毛泽东去世30周年的纪念仪式，那时我正好在北京，我亲眼目睹了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走进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从经过处理后的毛泽东的躯体旁边走过。人们还购买了菊花，将它们放在纪念堂进口的毛泽东塑像下。当他们看到玻璃棺材和毛泽东的躯体时，年老者弯腰致敬，其他一些人甚至激动得直喘气，虽然他的身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第三章:印度的崛起。印度的崛起是以一个人的去世为标志的，即1991年遭到暗杀的印度前总理、国大党领袖拉吉夫·甘地。他去世时印度国内发生了经济危机，这唤醒了印度民众、商人和政治家改变现状的意识。第四章:中国在呐喊，世界在倾听。第五章:印度的网络经济。这两章描写中国和印度目前的发展以及对未来的潜在影响。她们的市场将会有多大?准入程度有多高?她们的国力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会因成功带来的问题而逐渐消失?第六章:中国和印度的较量。这一章分析两国领导人承诺不会做的事情，并对比二者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有人预测，虽然印度的起点较低，但是从长远看，由于有众多的人口和民主的政府，印度更可能取胜。但是，那些被人忽略的由于发展带来的政治、社会和环境矛盾该如何解决?中国(或者印度)是不是最应该处理这些潜在难题的国家?最后，我在第七章里提供了一些涉及面较广的结论:中国和印度将会(不会)改变世界的十种情形，我会在第七章列举出来。

　　第4节：第一章、历史回顾

　　有必要再用几句话将本书与写作的背景联系起来。有人说，要想了解中国需要一生的时间;而要想了解印度，如果可能的话，一生的时间仍然不够。从英国统治印度时就开始研究印度的学者们以及老一代的中国通写了许多伟大的著作。中国和印度的学者可能是讲述他们祖国变迁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有责任留下关于自己国家的精彩论述。我不能像前面提到的学者那样拥有关于中国和印度实况的知识。圣雄甘地曾说印度是居住在村落里的国家，我不能讲述这个国家崛起中村落里的奇闻异事。同样，我也只能以游客的视角观察中国。但是我认为以这种视角看中国和印度，是可以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本书的目的是:解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评价我们应该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提高警惕还是表示欢迎，评估这两大国家的领先地位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第一章、历史回顾

　　印度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人类语言的诞生地;它是历史知识的母亲，传说故事的祖母和传统习俗的曾祖母。人类历史上最珍贵和最有益的宝藏只在印度珍藏。

　　--马克·吐温

　　1896年访问印度时写

　　人类历史似乎忽略了中国，我们很快忘记了中国人曾经发明了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这些发明被冠之以欧洲发明家的名字。总之，我们视中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另类国家。

　　--威廉·爱德华·布格哈特

　　古代经济的中流砥柱

　　要了解中国和印度的过去，人们常常会从哪个时期开始呢?答案显然是很早很早以前。有关中国和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论述都很简略。这两个拥有众多人口、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国似乎将恢复它们曾经作为全球经济核心的地位，从而再次主导世界经济。从这个角度看，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崛起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小插曲，让人惊讶的不是这些国家的崛起，而是中国和印度在这段时间里为什么落后了。在领先世界的那段历史时期，中国和印度的优势地位是相当惊人的。在近代以前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经济的两大砥柱，财富和进步是它们的代名词。在这段时期里可供参考的世界经济数据主要是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搜集的，他通过统计分析完成了对古代经济全貌的描述，在这方面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他经过精密的计算和推测完成了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①，这本书显示两千年前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的59%，其中印度占33%，中国占26%。这些数据的精确性虽然尚待商榷，但它勾画出的中国和印度的大体轮廓却是不容置疑的。在纪元开始的时候，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总量分别是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历史似乎总是偏袒中国和印度，二者现在的崛起只不过是回到它们应有的状态中去。

　　当然，历史不会就这么简单，否则所有显赫一时的古老帝国都应该重新崛起了。事实上，文明有崛起也会有衰落，曾经强盛的帝国注定要重新崛起的观点是错误的，更普遍的情况是盛极一时的帝国最终衰落了，比如古埃及、希腊和罗马。而且直到最近，中国和印度显赫的过去对两国发展的制约仍然大于推动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理清中国和印度的历史背景。

　　印度文明之源

　　两千多年前，印度和中国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在公元之初，印度已经是一片繁荣了。哈拉帕文明(或印度河谷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发达的文明之一。据考证，这一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700年达到顶峰。19世纪末，人们开始对哈拉帕文明遗址进行考古挖掘，在那里发现了全世界最早的城市。这座城市拥有设计科学的排水、灌溉和饮水供应系统，这些公共系统甚至比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一些城市的公共设施还要先进。印度河谷文明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一片生机，存在着动物崇拜和生殖崇拜的宗教仪式。河谷农民能够生产充足的粮食，发达的农业为城市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考古挖掘发现他们种植的作物有大麦、芝麻、芥菜、枣椰和棉花，其中棉花种植早于世界其他地区;饲养的动物有猫、狗、猪、牛，可能还有大象，印度河谷的雕刻和画像显示人们用大象运输木材和其他物品。印度河谷文明还有一套税收系统，政府征收农业税，农民需要向公共粮仓和其他储备设施上缴一部分粮食。

　　第5节：第一章、历史回顾

　　哈拉帕文明与当时的其他文明之间有商业往来。威斯康星大学的著名人类学家乔纳森·马克·克诺耶教授的研究显示:有证据表明哈拉帕文明与中亚、西亚和印度半岛等其他文明之间有贸易往来。②公元前1700年后，印度河谷文明逐渐衰落、瓦解了。衰落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环境方面的变化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时印度河流改道，人们受到了干旱和洪涝灾害的困扰。哈拉帕文明衰落的同时，其他文明特别是雅利安文明开始发展和兴盛起来。③这些紧接着哈拉帕文明发展起来的文明并不逊色，人们从事贸易、饲养牛和马、使用铜器和铁器，还会制作陶器。

　　雅利安文明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哈拉帕文明，它将古代印度和现代印度联系起来。这些雅利安人虽然由不同的部族组成，但却使用同一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语。雅利安人最初分布在从印度河到旁遮普和恒河三角洲的印度河-恒河平原上。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从放牧牲畜的半游牧民族逐渐演变成了定居的农民，并创建了等级制度，这一制度规定了印度次大陆的居民(现称为印度人)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循的社会规范。尽管北有野蛮部落的侵扰，南有近代海上的入侵，内有混乱、征服和经济衰退，但是等级制度在经历两千年的内忧外患后却顽强地保存下来，这一制度对我们理解印度的社会和政治极为重要。④这一时期的历史也是目前争论较多的话题，其中焦点是:雅利安人有没有从中亚入侵印度从而割断了印度与过去的联系?印度文明是否从吠陀时代开始、历经哈拉帕文明和雅利安文明直至现在都未曾中断过?如果后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么雅利安人的入侵就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殖民神话，印度文明的确是土生土长的文明，印度确实是人类文明真正的摇篮。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后，强烈要求修改教科书，命令将印度的历史是印度人自身延续下来的历史写进教材。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是:并不是雅利安人的入侵给印度带来了马匹，事实上早在哈拉帕文明时期印度就开始广泛使用马匹了。不过前面的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完全解答。

　　中国的王朝发展

　　去过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亦称紫禁城)参观的人常常会惊叹于两件事情:一是这座宫殿不同寻常的面积(占地72万平方米)，任何人站在这些千姿百态的展览品和重峦叠嶂的宫殿前都会备感渺小;二是中国漫长的历史。这座宫殿在几百年里都绝对禁止普通百姓进入，因而被称之为紫禁城，里面收藏有包括做工精细的陶器在内的许多工艺品，有些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可以从故宫管窥中国漫长的历史，也可以领略明清两朝时期中国的繁盛。

　　中国经济的发展远远早于印度。中国最早的陶器可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前:中国南方出现了用陶土制成的罐、碗，还有制作原始、稍加装饰的石勺。公元前7000年以前，中国就有了最原始的农业。西北的半坡遗址是当时有代表性的农耕区，小麦的种植比较普遍，有储存谷物的地窖，人们还饲养狗和猪。公元前6000年以后，在长江三角洲的低洼地区出现了稻谷种植，这种作物已成为现代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农业的繁荣有助于发明和革新，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东部的龙山文化地区的农民发明了陶轮，他们甚至能够制作薄如蛋壳的精美陶器。人们学会了修建房屋，开始出现了社会阶层，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墓葬来判断墓主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不久后，农民开始养蚕缫丝，这是古代中国的又一项成就。

　　龙山文化孕育出了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夏朝的统治者精心修建了豪华的宫殿和坟墓，并开始制造青铜器皿。紧接夏朝的是商朝(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商朝时期人们开始在华北大平原上种植粟(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和豆。那些被征召来修建城墙、宫殿和纪念碑的农民及其他劳动者变成了奴隶，他们还必须准备随时去服兵役。商朝给考古学家留下了一种宝贝，即甲骨文:它们是刻写在牛的肩胛骨或龟甲上的文字。这些甲骨上的文字有的是对天气、农业收成和未来事件的预测，还有的是对预言的询问，它们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商朝的统治者是如何管理社会的。

　　第6节：第一章、历史回顾

　　周朝(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是中国古代的第三个王朝，分为早期的西周和晚期的东周，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持续发展。人们开始使用金属农具，在黄河河谷地区出现了铜器，后来铁器也得到应用。在公元前6世纪，原始的交易物让位于金属铸币，此时正是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生活的时期。孔子出生于当时的诸侯国鲁国，在他的有生之年里鲁国已经实行正式的税收制度。在农业方面采取了一种公社制度:每一块土地分为九份，其中八份由农民自己耕种，剩下的一份作为集体生产之用，集体生产的粮食交给政府。农业和商业为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时的中国社会按职业分成了四个阶层:士，他们的地位最高，后来被帝国官员取代;农，由于生产供社会食用的粮食，农民的地位较高;工;商。后两个阶层由于没有为国家财富贡献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受到统治阶层的轻视。事实上，按职业划分等级只是反应了一种政治理念，而非社会现实。现实往往是:成功的商人富可敌国，而广大的农民则艰难度日。⑤与印度的等级制度相似，中国古代也可以找到等级思想的渊源，只不过没有印度严重罢了。周朝不仅仅是一个革新和发展的朝代，也是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⑥到公元前6世纪时，人们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军队达到几十万人之多。孙武的《孙子兵法》是在这一时期(人们也常称为春秋时期)写成的，这本书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畅销书了。

　　人口和财富

　　中国和印度在2000多年前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当时两国的人口数量巨大，这一点与现在有些相似。以现在的标准衡量，两国当时的人口也是相当稠密的。麦迪逊估计当时中国的人口差不多有6000万，印度则有7500万;相比之下，西欧的人口还不到2500万;世界的重心显然是在亚洲，如果将日本的300万人算在内，全世界2?3亿人中有四分之三分布在亚洲。也许是中国和印度的成就来得太快了，它们似乎开始变得自满起来。这是迪帕克·拉尔的观点，他认为印度在公元前就已经很富裕了，他写道:如果希腊使者麦加斯梯尼对印度巨大的财富的描述没错的话，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前的时期里，印度的生活水平比其他任何文明都要高。⑦他还认为，正因为印度的成就来得太早，之后它就有些停滞不前了，出现了被他称为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状态，印度的人均收入从公元前300年一直到近代都没有什么变化。古代的印度是一个遥遥领先的富裕国，可到了近代它已经被其他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

　　本章不打算对中国和印度从古到今的历史做详细的描述，不过集中论述二者突出的经济成就是有必要的。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虽然庞大，但发展并不明显，倒是非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麦迪逊的研究显示，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的52%，印度以29%的比重保持了领先地位，中国的比重是23%，从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所占的比重就可以理解如今中国的领先地位是多么遭人嫉妒了。在接下来的500年(1000～1500年)里，西欧开始崛起，它所占的比重从9%增长到18%。中国开始赶上并超过了印度。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之和已不到全球的一半了。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中国的人口一直是6000万左右，可到了1500年时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

　　数字虽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在这一时段里到底取得了多大发展?在回答这一问题前，有必要提一下经济学家梅格纳德·德赛对中国和印度基本差别的描述。他指出，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起，中国就开始寻求民族和国家的统一，而在印度却没发生这样的情况。虽然中国和印度都有漫长的历史，但是它们发展的轨迹却迥然不同:

　　中国除了短暂的混乱和分裂外，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稳定国家。而印度的历史恰好截然相反，有唯一的国王或政治权威统治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时期屈指可数……从来没有一个单一权威统治过整个印度地区……印度虽然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它的疆界直到19世纪晚期英国放弃阿富汗并划定了杜兰线后才得以确定。⑧

　　第7节：第一章、历史回顾

　　中国的伟大发明

　　很多人对近代以前中国的了解大都是它杰出的发明。中国发明历史久远，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所以不利于技术的传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技术领先了西方(欧洲)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中国人民过去发明了铁犁、弓箭、油漆、风筝(有的能载人飞行)、指南针、纸、铁等，他们还把油气用作燃料，把马匹作为交通工具，用手推车来运送货物，还挖掘了第一条用于运输和航行的运河。中国层出不穷的发明和革新的推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需求，特别是农业方面需要提高效率，以便提供更多的粮食;二是好奇，这反映在中国人对自然界的兴趣上。历史学家彼得·戈拉斯写道:

　　中国人对科学和技术的划分是不清楚的。西方人理解的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在传统的中国思想里并不存在。因而不难理解，中国并不科学的观念却引发了各种技术发明。比如，人们通过天文和占卜来探寻宇宙奥秘的强烈愿望，促进了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中国许多发明的产生。通过这种方式，最终推动了11世纪苏颂的水运仪象台的诞生，这代表了古代中国机械方面的最高成就。水运仪象台的运行原理是:滴漏设备通过水力冲击固定在水轮外围的连续叶片，带动水轮转动，从而推动与水轮相连的浑仪、浑象和报时系统的匀速缓慢运转。⑨

　　同样，中国人对磁力的兴趣推动了指南针的发明。古代中国人在炼丹过程中对各种原料的组成物质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由此又促进了火药的发明，二者都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

　　在食物供给方面，中国农业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农业耕作方法的创新更是层出不穷。在汉朝灭亡后，中国农业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主要粮食作物由粟麦变成了稻米。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期间，中国有大量居民迁移到长江地区，拉尔写道，那里的土地原来因火灾或洪灾的破坏处于荒芜状态，由于移民的到来，这些土地变成了水稻耕作区。后来人们开始使用新的农具、推广新的轮作方法并种植新的作物，南方水稻种植的技术与北方的旱地耕作是完全不同的。⑩随着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的激增，农业生产力也得到很大提高。农业经济学家埃斯特尔·博色拉普在她的大作《农业增长的条件》(1965)中指出，中国的农业发展遵循一种独特的模式(被人们称为博色拉普式增长)，在比较中国和印度时这种模式会比较明显，中国农民比印度农民更勤劳，生产能力也更强。和马尔萨斯主义者认为的人口增长会使粮食生产达到极限的观点不同，博色拉普式增长的观点认为即使有人口增长，农业产出也可以满足需求。拉尔解释道:由于采用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每亩的粮食增产可以满足每亩土地上所增加的人口对食物的需求。

　　古代中国在航海技术方面也领先于西方，这成就了它11～15世纪海上强国的地位。中国早就有专业海军部队。中国不仅发明了指南针，而且还制造了人力操纵的备有涡轮的航船以及安置在船尾的船舵，可以根据水的深浅利用船舵来调节船的高低。有些中国航船还配备了防水箱，不仅坚固无比，而且在部分受损的情况下仍能正常航行。在中国航海的鼎盛时期(15世纪初)，它的海船探险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中国的船队跨过印度洋到达了红海和非洲东海岸。体现中国航海水平的大宝船的体积是欧洲航船的5倍。15世纪中国的永乐皇帝组织了多次远洋航行，其中有一次还从非洲带回了长颈鹿和斑马等动物，不过这些航行多是向其他国家表达善意，并非为了贸易。

　　李约瑟之谜

　　有关中国发明的论述少不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约瑟夫·尼达姆)教授的贡献，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科学和技术史的研究。他对中国的兴趣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与剑桥大学华裔科学家共事的经历，1942年他受命去中国工作，这让他无比兴奋。他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促使七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诞生，其中第一卷在他的同伴和学生的帮助下于1954年出版。李约瑟的另一贡献是创建了剑桥大学的李约瑟研究所，他是当时西方久负盛名的汉学家，被称为20世纪的伊斯拉谟。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由于谴责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并支持中国和朝鲜，在西方世界备受批评。然而，他提出的李约瑟之谜却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他。李约瑟之迷的问题是: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产生于曾经在科技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正如戴维·兰德斯指出的那样，中国在更早的时候(约11世纪)就已经具有每年12?5万吨生铁的生产能力，而英国在700年后才达到同样的水平。

　　第8节：第一章、历史回顾

　　第一种解释着眼于中国技术进步的特征。中国很早就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但之后就少有进步了。例如:中国的滴漏钟在当时非常先进，它本可以进一步发展成机械钟，但是却是由欧洲发明了比滴漏钟更精确、更耐用的机械钟，并且西方将这种技术垄断了三百多年。由于中世纪的技术传播速度很慢，当时的中国不能像现在这样很快地模仿西方的技术。兰德斯进一步指出:中国对这些技术没有迫切的需要，虽然朝廷官员和大富人家希望拥有这样的机器，但是他们并不愿承认西方技术先进的现实，这些机器最后只被当做普通的玩具。这是当时中国犯下的一大错误。将火药用来制造武器本可以使中国成为军事强国，但后来又是由欧洲而非中国发展了这项技术。中国发明的火药杀伤力很弱，只有像欧洲那样将火药压制成球状或卵状才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而遗憾的是中国仅仅把火药用于制造爆竹。

　　第二种解释认为当中国本应该进一步发展技术时却突然止步了。中国大宝船远洋航行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向世界炫耀国威，从而赢得更多的附属国。这样的航行持续了很多年，由于每次远航开销太大，结果造成了财政危机，于是它就逐渐被取消了，15世纪时一个开放的中国突然封闭起来。本来就很蔑视商人的统治者明令禁止同国外进行贸易。贸易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因而中国停止与外界贸易的做法最终导致了自身发展的停滞，并且中国自恃技术先进，既不向外界学习也不继续改进。与此相反，欧洲从不以向中国学习技术为耻，直到15世纪，欧洲在很多方面的进步都依赖于亚洲和非洲的技术，麦迪逊写道，在1405～1433年，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体现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上。中国的航船比葡萄牙的大得多，由于有先进的防水设备，中国的航船更坚固，也更舒适，它们甚至能远洋航行到非洲。但是，从那以后，中国就从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撤回到东亚一隅，远洋航行技术也日渐衰落。

　　最让人信服的解释是中国文化方面的原因。500～600年前，中国就停止了探索和尝试。包括马克·埃尔文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强调新儒学的影响，因为新儒学排斥科学，强调反省、感悟以及主观感受。在埃尔文看来，这种哲学对中国科学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的很多观点和解释是没有依据并缺乏理性的……这就是当时中国为什么没有像以前那样发展现代科学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在17世纪以后强烈抵制西方科学精神的深层次原因。

　　与这一问题部分相关的另一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统治特点，这一因素甚至影响至今。德赛指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中央集权制。中央的权力越大，个人的主动性就越小。在那时，中国政府的封建管制使得他们不能在国内发挥这种才能，因为商人的活动不利于政府的有效控制。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老百姓仍处于政府的近乎于极权的统治之下。兰德斯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引用艾蒂安·巴拉日的《中华文明及其官僚政体》中的一段话:

　　中国政府没有对民众进行极端控制的时候，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以及发明精神得到极大的发挥，他们向人类贡献了丝绸、茶叶、陶器、印刷术、造纸术等等，这无疑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并几乎将中国推进了现代工业的门槛……然而政府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国家不仅不允许违反和损害政府利益的事情发生，而且强制灌输存在即合理的思想。墨守成规、传统至上和不求进取的氛围扼杀了革新创造，由于没有自由环境，也没人提倡和支持主动精神。

　　印度的高水平均衡

　　人们没有对印度提出类似李约瑟之迷的问题。尽管印度曾经在数学和科技方面取得了大量突破性的成果，其中包括创造了负数等一系列现代数学概念，但是与中国相比，当时的印度更不可能成为像英国一样的工业革命起源国。不过印度经济在很早以前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00多年前它的农业就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古印度种植了很多农作物，直到19世纪其他国家的人们才慢慢认识了它们，这些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麦、粟麦、豆类、葫芦、甘蔗、油籽、槟榔、大蒜、胡椒、生姜、香料、棉花、丝麻和黄麻。不仅如此，印度还发明了多种耕作方式来种植它们。印度是劳动密集型农业，因此并不需要像中国那样的农业技术创新，当然也很少得益于这种创新。正如历史学家迪特马尔·罗特蒙德指出的那样:

　　第9节：第一章、历史回顾

　　印度农业拥有适度的技术，印度的传统经济适合农民和工匠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规模生产。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土地和劳动力都很丰富，因而经济三要素中的另一要素--资本，无论前两种要素是否缺乏，都不能替代它们。虽然通过贸易、挖掘水井和修建灌溉用的蓄水池能够得到一些资金，但是很难形成一种能够对生产资料进行集中管理的资本积累。农业方面的工具和设备都很简陋，它们大都能在当地生产或廉价买到，政府资助的武器或奢侈品的生产商家也非常少。财富多集中在那些成功的商人或获得战功的军人手中，但是他们大多挥霍无度，花钱的速度远比聚财的速度快。

　　小规模经营的农民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向地方首领上缴贡品或税赋。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季风的影响使粮食歉收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带来的风险却需要由这些可怜的农民来承担。

　　虽然农民很少有富余的钱财，但在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经济体中，财富肯定是存在的。彼得·罗布引述了早期的证据:

　　一些规模较大的个体企业从事诸如陶器、棉花，特别是丝织品的生产和流通。在印度及其周边地区，存在许多陆路、河流和海上贸易活动。虽然难以衡量当时的贸易规模，但是贸易范围比较清楚:这一贸易网从印度西北的甘德拉(中国称犍陀罗)延伸到东边的孟加拉湾，从北边的比哈尔到印度南部海岸。贸易商品有:西北的马匹，阿萨姆的大象，南边的珊瑚、珍珠和檀香，南比哈尔的金银等等。印度西海岸与罗马帝国的香料贸易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于西印度洋和非洲之间。

　　拉尔前不久在他的印度的均衡或称之为高水平均衡陷阱中，提到了印度的经济在几百年里停滞不前的情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印度的经济发展不明显，但它也并非一成不变。1000年以后，印度遭到来自土耳其和阿富汗地区的骑兵的频繁骚扰。在德里苏丹统治印度北部地区的时期(1192～1526年)里，穆斯林入侵者与印度帝国展开了权力斗争，这进一步破坏了印度的经济。道路遭到破坏，大部分地区之间的道路连牛车都难以通过。根据罗特蒙德的研究，国家的四分五裂意味着:虽然存在着发达的贸易和成熟的货币、信贷交易，但是这一切活动都未制度化，同时也缺乏政府保障。信贷活动多基于个人关系，没有合法的正式制度。因而，虽然已有的贸易渠道都比较畅通，但新兴的企业和投资却难以找到必要的信贷支持。大多数发展较好的贸易都是出口型贸易。

　　我们如何估算曾经深深吸引了欧洲人眼球的莫卧儿王朝(1526～1858年)时期印度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一时期，穆斯林帝王们给印度留下了宏伟的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泰姬陵。位于阿格拉的泰姬陵修建于17世纪30年代，相传是莫卧儿王朝的帝王沙贾汗为他的爱妃墨姆塔兹·马哈尔修建的陵墓。这是不是印度经济进步的体现?回答是:我们不能否定印度当时的财富以及它不寻常的社会结构。15世纪(巴赫马尼苏丹时期)的俄国商人阿法纳西·尼柯丁在中亚待了四年，他描写了印度当时的贫富差距:大量的穷人极度贫困，而少量的贵族却富可敌国。即使是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的欧洲人，看到印度贫富差距如此悬殊时也不禁哑然失惊。莫卧儿王朝时期的朝廷显贵、大量官员以及高利贷商人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他们能够买到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与之相反，广大的农民却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用小米、粟麦或豆子做成的主餐，他们的辛苦所得大都上缴给莫卧儿朝廷。

　　工业革命的前夕

　　现代研究中国和印度现象的经济学家和时评家，有必要了解亚当·斯密的研究成果。在他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提到，很久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最富饶、最有文化、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当时他就已经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长期以来都处于停滞状态，500年前访问中国的马可·波罗对中国农业、工业和人口的描述与现在去中国的游客描述的差不多。或许中国在马可·波罗访华之前的很长时期里就应该对它的法律和制度进行改革，以便于国民财富的增加。

　　第10节：第一章、历史回顾

　　远在苏格兰的斯密都已经意识到中国穷人的悲惨处境，尽管他在强调这个问题时有些夸大，但是这些穷人的命运的确比英国穷人还差。他写道:

　　中国社会底层的贫穷程度远比欧洲穷国的情况更为严重。广州成百上千的家庭通常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他们只能长期居住在河流或运河上的渔船里。由于生活窘迫，他们不得不从欧洲船舶中扔出的垃圾里捡出可吃可用的东西。对于这些穷人而言，即使是那些腐烂发臭的动物腐肉，比如猫和狗的尸体，他们都愿意捡回去当饭食，并且他们欢喜的程度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居民见到美味时的心情。中国鼓励婚姻，但不完全是为了要孩子，很多人还随意处置自己的孩子。在一些大一点的城镇，你能看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小孩晚上四处游荡，或者会看见像死狗一样的小孩尸体漂浮在河面上。人们甚至通过公开卖儿鬻女来维持家庭生活。

　　与此同时，斯密也被富饶虚名掩盖下的广大低工资的印度工人所震撼。与斯密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位苏格兰大师詹姆斯·米尔对印度有很深的研究，经过12年的辛勤笔耕，他完成了六卷本的《印度史》，并于1817年冬天出版。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评价这本书总体而言是自吉本以来历史学方面最伟大的英文著作。这本书使米尔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员，后晋升至总督察。这本《印度史》全面讲述了印度人与伊斯兰人的复杂关系以及与东印度公司的方方面面。如果说斯密揭开了中国的神秘面纱，那么米尔也将印度的全貌展现给世人，尽管他们在写书之前都没去过中国或印度。米尔认为印度并不是一个等待殖民帝国前去开发的资源丰富、物产富足的国家，而是一个不好客、不欢迎人们前去赚钱的地方。不过让现在的人来评价的话，米尔的观点显然有些言过其实。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米尔的《印度史》一书除了讲述印度外，也以同样的篇幅讲述了英帝国的历史，他还认为:

　　詹姆斯·米尔从不替印度的文化和文明传统着想，他极力否定印度的科学成就。他谴责早期的英国总督竟然把当地人当成是高度文明化的居民，他认为印度只不过是在文明化的过程中起步稍早而已。殖民主义者也没有必要特意去贬低那些像印度一样被征服了的殖民地，米尔本来就可以轻易得出结论:印度文明属于低等文明，印度人只不过像中国人、海湾人和阿拉伯人甚至像那些被征服的日本人、暹罗人、缅甸人、马来人一样属于低等公民。米尔极力否定印度历史上的科学和数学成就，他否认印度创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十进制，拒绝接受印度雅利安人对地球周日运行和地心引力规律有兴趣的观点。

　　斯密和米尔描写的只不过是中国和印度当时的情况，他们所看到的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世界经济大国从中国和印度转移到了欧洲。当时劳动力价格(现在称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序从高到低分别是:芬兰、英国、法国、英属北美、西班牙、西属南美、中国和印度。麦迪逊估计欧洲的人均收入在14世纪就超过了中国。就像现在一样，中国和印度幸亏有较多的人口，二者的经济总量之和仍占1820年世界总量的49%，其中中国占33%，印度占16%;另外，西欧占24%，东欧占9%，美国只占2%。但是，尽管如此，当时的中国和印度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毫无生气的经济

　　由于中国不再有层出不穷的新技术，而印度也难以看到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所以这两个曾经的世界强国都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过去，印度和中国曾被描写为遍地黄金的地方，每个人都梦想着前来掠取;如今二者似乎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贫穷之地。德赛写道:在欧洲人眼里，中国和印度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突然变成了停滞、陈旧和虚弱的国家。不过人们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并不一致。伏尔泰赞美中国，孟德斯鸠则并不看好中国;威廉·琼斯渴望学习印度优秀的一面，而詹姆斯·米尔则认为印度历史一片黑暗、不值得赞美。20世纪人们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悲惨状况进一步加剧，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第11节：第一章、历史回顾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中国的人口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经济优势的动力，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农业技术的进步也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中国的人口已从1400年的6500万激增到1800年的4亿;食物短缺意味着饥饿甚至是饥荒，它还会引发连年的内乱。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中国，暴动更是频繁。当时的中国统治阶层本能地反对西方技术，关于这一点，还有一则不知被人们讲述多少遍的、近乎传奇的故事:1793年，乔治三世的使者马嘎尔尼带着今天被人们称为贸易使命的任务来到北京，他见到了当时的乾隆皇帝，并向他展示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其中有望远镜、地球仪、气压计、放大镜、钟表、气枪、剑、韦奇伍德装饰陶瓷和三辆马车。乾隆皇帝面无表情，他的回答让马嘎尔尼相当失望，他说勋爵带来的东西不过是些哄小孩儿的玩具，我们大清物产丰富，不缺乏任何东西，虽然我们没见过你带来的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但我们也不需要贵国制造的产品。传统的观点认为乾隆皇帝犯下了一个错误，他断绝了中国与外界的技术交流。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乾隆皇帝只是假装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无论中国是出于怎样的动机，缺乏技术变革和雄心壮志的帝国都不可避免地落后了。中国1950年的人均gdp竟然只有1820年的四分之三，而这一时期，欧美国家已经迎头赶上并远远超过了中国。从文化角度解释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比较令人信服的。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从1860年到清朝崩溃的这段时期，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加之军事方面的失败，所以引发了一场精心准备的自强运动。中国打开了国门，外国势力和技术同时涌入。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办了许多外语学校，外文图书被翻译成中文，中国还派遣了访美使团，目的是去美国购买资本货物(用中国人的话说是能够生产机器的设备)。上海还建立了一个采用西方技术生产汽船的船厂。19世纪70年代，雷明顿式来复枪公司在中国挂牌经营，中国开始强调建立重工业并且大力开发煤矿资源。在乔治·斯蒂芬森发明火车50年后，中国生产和测试了第一辆蒸汽火车，即中国火箭号。与此同时，纺织工业也得到发展。1892年一年上海的棉布厂就生产了400万米布，不幸的是第二年就被一场大火烧光了。由于没有保险，工厂也就不可能重建起来。

　　虽然中国的自强运动并未成功，但还是建立了不少工厂。与现在相比，当时中国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比如上海船厂一共才生产了15艘船，不仅价格奇贵无比，而且等它们生产出来的时候船型早已过时了。雷明顿式来复枪生产公司的步枪达不到射击准确度，结果不仅价格相当昂贵，而且射出的子弹总是偏离目标。历史学家j·a·g·罗伯茨为这些失败提供了很多解释，但都不能令人信服。一种解释是儒家思想不适用于现代国家;另一种是中国人不够开化。他以中国政府摧毁连接上海和吴淞的铁路一事为例，想证明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可实际上他举的例子恰好不能支持他的观点。由于在上海和吴淞之间缺乏便利的沟通，因此一家英国公司于1876年修筑了一条铁路来连接这两座城市，但是修好之后中国政府就将铁路买回去并摧毁了。因此，罗伯茨认为中国人的举动太不理智、太迷信了。可实际情况是这条修建在中国土地上的铁路事先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这才激起了当地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政府迫于压力才买回去并毁掉的。

　　还有其他的解释。例如:是不是中国的传统精英们敌视商业?商人阶层是不是应该对这场自强运动的失败负责?或者说，为了建立民族工业基础的精英们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方面是不是过于依赖商人?因为渴望短期回报的商人对这种长期投资根本不感兴趣，并且当时落后的中国的确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用于投资兴建长期项目。或者是不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像对待印度一样才抑制了中国的自强之路?因为当时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也落后于西方强国，因此，中国不得不转移一部分资源用于军事工业现代化。

　　第12节：第一章、历史回顾

　　炮舰外交

　　由于失去了昔日的经济地位和军事优势，中国在19世纪成了欧洲贸易帝国的囊中之物，受尽了西方国家的欺凌和干涉。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这种任意干涉达到顶点，英国通过炮舰外交占领了香港。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一直从事以鸦片换取中国茶叶的贸易，可是中国的禁烟运动使这一重要贸易遇到障碍，英国希望通过占领香港来开拓一个可以进行自由贸易的窗口。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是中国政府扣押了在英国注册的中国轮船亚罗号，英法联军借此发动战争，从而打开了中国的内陆航线。由于国内不时爆发起义和叛乱，致使中国政府不能以全副精力抵抗列强的进攻。1860年中国又向俄国割让了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一大片领土。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始，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不仅让中国降低关税，而且促使中国政府将鸦片贸易合法化。西方国家还迫使中国设立了便于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通商口岸，口岸的数量最终超过90个。遭到摧残的中国也成为了日本的猎物，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击败了中国，随后强迫中国割让台湾等领土给日本，日本还把朝鲜纳为自己的附属国。据罗伯茨的研究，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有许多未开放的领土变成了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罗伯茨写道:伴随着瓜分狂潮的还有外国资本的涌入。比如持有中俄银行大部分股份的法国投资修建了横跨中国满洲的东部铁路;比利时在投资修建于1905年竣工的北京-汉口的铁路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由于《马关条约》允许在通商口岸建立工厂，外国投资建厂的活动迅速增长。

　　尽管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20年代的工人起义等，但国内投资建设铁路却呈现出一片繁荣之势，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十年。这些建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回报，中国的工业产量从1916～1928年增加了两倍。但是正如经济学者乔·斯塔威尔叙述的那样，外国投资者的预期并未达到，他们在中国并没有赚到大把的金钱。当1931年日本大举侵入中国东北时，中国的前途又一片黯淡了;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追求富强和自由的希望便完全破灭了。中国的4亿消费者和1793年时的乾隆皇帝一样难以伺候。投资者在中国失去了他们的资本和声誉，用斯塔威尔的话说，对经济前景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中国经济的现实使铁路投资最终宣告破产，铁路的破产标志着外国在中国投资的失败。即使投资有些许回报，但也是相当有限的，很多铁路建设债券最终无法偿还。今天这些债券被当成历史文物被收藏家们买进卖出。铁路建设的失败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的衰退。

　　独立前的印度

　　印度又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正如有人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样，也有人将印度的衰落归罪于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掠夺。印度和中国一样都被迫打开国门。总部设于伦敦利德贺街的东印度公司起初只是想和印度做生意，后来竟直接统治了整个印度。建于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拥有从印度进口货物到英国的特权，它的主要目的是挑战荷兰和葡萄牙对香料贸易的垄断地位。在建立后的150年里，东印度公司一直比较循规蹈矩，主要通过设立在印度海岸的贸易据点从事贸易活动。但是，国内和国外有很多公司和东印度公司抢生意，它也遇到了不少麻烦。记者丹尼尔·利特温在他2003年出版的《获利的帝国》一书中描述了东印度公司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公司建立时起(1600年)一直到18世纪50年代，这一阶段该公司尽力贯彻国家对企业的政策规定，主要从事和平贸易。但是它经常违背总部的规定，深深地卷入到当地的政治冲突中。远在伦敦的公司总部一时控制不了局面，于是在印度的公司放手采取了行动，对印度次大陆进行了一场没有精心准备的突然入侵。

　　第13节：第一章、历史回顾

　　1757年罗伯特·克莱夫取得了普拉西战役的胜利后，法国在印度的影响力迅速减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得以进一步控制印度。沃伦·黑斯廷斯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第一任行政长官，执政时期从1773～1785年。查尔斯·坎宁子爵是最后一任行政长官，执政时期是从1856～1858年，在他任期内印度发生了起义。在镇压起义后，印度成为英国的附属国，坎宁荣升为第一任总督。

　　东印度公司改变了印度经济的性质。在公司刚刚接管印度时，印度还通过出口包括制成品在内的加工产品赚回金银。但是当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就变成了出口原材料、从英国进口制成品的国家。东印度公司还迫使印度从事独特的三角贸易: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棉花和白银;中国向印度出口茶叶和丝绸;印度将茶叶和丝绸销往英国，再从英国进口制成品。

　　印度到底受到多大程度的掠夺?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的印度人民，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都受到一个残忍的异教徒国家(英国)的极权统治和压迫。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会掠夺，问题是英国的统治有没有使印度变成一个附属经济国家，有没有阻碍印度的发展?宝洁公司驻印度分公司的ceo古尔恰兰·达斯先生在他2002年出版的《无限的印度:从独立时期到全球化信息时代》一书中问道:英国有没有使印度更加贫困?印度现代史上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过反复的讨论。一个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权威机构，自称继承了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传统，认为英国的确使印度更加贫困了。马克思在1853年6月的一期《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用图表论证道:

　　毫无疑问，英国给印度造成的悲惨境地和印度曾经遭受过的苦难完全不同，因为它无疑更加猛烈。印度历史上曾经接二连三遭受过的内战、侵扰、革命、征服、饥荒等等，无论有多么惨烈、频繁和具有摧毁性，但都没有从本质上动摇过印度。唯有英国的侵略摧毁了印度的社会，扰乱了国家的结构。英国打碎了印度的旧社会，却没有帮助其建立一个新社会，这导致了如今印度人民的苦难和境遇，也使印度人失去了与他们古老传统和历史的联系。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观点并不罕见。人们常常认为英国侵扰、掠夺和洗劫了印度，扼杀了印度从事制造业生产的潜力。不正是英国使得印度的经济总量从1750年占世界的25%下降到1900年的2%吗?不过现代学者再回头评价英国的作用时，往往会更加客观。达斯写道:

　　毫无疑问，18世纪英国的确劫掠了印度的财富，在这一点上，英国和其他征服者没有区别，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英国在劫掠印度时有没有重建一种有益的制度体系，从而补偿对殖民地的破坏。这就涉及殖民主义的性质和理论了。我已经说过英国并不一定就阻碍了印度的工业化。是工业革命而不是英国使成千上万的手工织工失去了工作，当新技术冲击印度时，失业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英国政府本可以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印度的手工业者，但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英国并没有洗劫印度，相反，如果英国在印度也像在美国那样进行大量投资的话，印度很可能就变成了一个能够容纳更多英国产品和更加繁荣的市场。重要的是，将印度变成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英国的统治并没有使印度的经济有所好转，莫卧儿王朝继续衰落，但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印度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棉花产业。印度的棉花产业难道就不能像英国的兰开夏棉花产业一样通过商业化实现发展吗?兰德斯的回答是否定的。印度的棉花产业是劳动密集型，而且受生产模式的束缚。增加产量只意味着增加人手，然而大多数作坊都是家族内部经营，并不需要太多的外来人手。印度的纺织工人和中间商对技术革新都不感兴趣，东印度公司也没有责任在印度工人之间推广机械和新技术，而且这也可能违背工人的利益，英国磨坊工人反对磨坊主采用新技术就是一例。正如兰德斯提出的那样，在以手工劳动为传统的印度进行技术革新，这将扩大机械劳动和手工劳动之间的巨大社会差距。

　　第14节：第一章、历史回顾

　　当欧洲朝着工业革新的道路迈进时，印度在技术革新方面一片茫然，数世纪都没有重大的技术进步。如果说中国在适当的条件下还可能产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话，印度则完全没有希望。拉尔写道:除了那些民族主义圣徒外，我在中世纪的印度找不到自发的革新希望。尽管有人说印度的发展受到英国殖民主义的压制，但事实上，正是英国的庇护才使得印度成为第三世界的革新先驱之一。2004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一份名为《英国统治下的印度非工业化》的报告，由戴维·柯林基斯密斯和杰弗里·威廉森完成。这份报告认为印度工业开始衰败的原因主要在于莫卧儿王朝的混乱和衰落，而不是英国的不利影响。

　　然而，我们知道印度经济确实在莫卧儿王朝(1526～1858年)统治结束之后取得了一些成就。19世纪50年代的孟买商人开始革新棉纺工厂，并将生产的粗糙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和日本。主要由苏格兰人经营的加尔各答黄麻工业，在19世纪后半期也得到迅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孟加拉的煤炭年均产量已经达到1570万吨，能够满足印度迅速发展的铁路产业的需求。1911年塔塔公司(tatacompany)开办了印度的第一个钢铁工厂(这家公司在九十多年后收购了英国一家名叫格鲁斯的钢铁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工业继续发展。由于从英国进口受到限制，印度国内的纺织业和钢铁业得到充分的发展。战后，印度的工业继续壮大。20世纪初期，印度的抵制外国产品运动对英国进行了联合抵制，抵制范围从工业产品到金融保险业，这一运动有利地推动了印度经济民族主义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印度政府通过提高关税来支持这项运动，进一步保护了印度的民族产业。30年代初期，各国政府都沿袭美国颁布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1930年)的方法争相提高关税，印度的关税也随之进一步提高。1934年印度进口棉布的关税高达50%。提高关税的效果是明显的，印度的制造业比重在20世纪初不过为8%，到了1936年和1945年分别增长到62%和76%。1913～1938年，印度工业产量的年增长率高达6%，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平均增长率的2倍。印度独立时的工业产量是1900年的6.5倍。

　　帝国的资产负债表

　　认为英国的统治造成印度的贫困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即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开销很大。英国人占据了印度的大多数管理、监督和技术岗位的工作，而占印度大部分人口的仍是贫困的农民。麦迪逊研究显示，到1947年印度独立时，1.6亿人中只有300万人在大公司、1200多万人在小工厂或作坊工作。作为殖民帝国的英国不断榨取印度的剩余价值，20世纪30年代英国每年从印度获得的上供费差不多有5000万英镑。维持英国殖民当局的花销是印度经济的一大负担。在20世纪20～30年代，每年用于支付公务员福利、国债利息和政府采购的费用占据了印度gdp的1.5%，比之前要高出很多。结果，英国统治印度造成的资产负债表的两项都增加了。

　　殖民统治的历史早已结束。2005年7月，主张改革的前印度财政大臣(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被牛津大学授予名誉学位，他认为英国给印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说:历史渐渐远去，我们现在可以以一种公正客观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作为印度总理的我，有必要对大家说一句，英国也给印度留下了有益的影响。英国在印度这片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留下了法制观念、宪政政府、自由的媒体、专业的市民服务、现代大学、研究机构和各种实验室。德赛的研究表明:英语也是英国留给印度的一大财富，英语使印度能更加便利地进入全球市场;此外还有知识产权的法律系统和西方化的国家精英。德赛甚至认为英国还打算让印度超过中国，印度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兴建铁路和现代工业，这比在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中国要早20多年，印度的人均外资流入量也比中国多。为了自身利益，英国也使近代的印度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对印度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贡献。否则，印度将被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和丹麦的贸易公司瓜分，不同的殖民领地上将会使用不同的语言。最后，德赛总结说:19世纪时的印度和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的印度可不是同一幅景象。

　　帝国的衰落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一直在衰退。1820～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这段时间是欧洲发展的黄金时期，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当然，中国在很早之前也有过类似的产业革新。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曾经作为世界经济中流砥柱的中国和印度则停滞不前，早已被西方国家抛在后面。老欧洲、新北美和工业发达的日本成为了全球经济的中心。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和1949年的新中国比较相似，它们相对于西方强国仍然极为落后。如果我们从150年前算起，中国和印度在1820～1973年间的衰落显得更引人注目。1973年是世界经济的分水岭，1970～1973年间，西欧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6%，北美占25%;然而中国和印度之和还不到8%，其中中国的经济总量高于印度;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之和与日本持平，但此时的日本人口只有二者之和的十四分之一。1973年发生了现代史上第一次石油危机，这使得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紧密联系起来，这些大国最终演变成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在内的七国集团。除了意识形态及其他分歧外，没人会记起中国和印度，二者变得无足轻重。虽然它们曾有过极其辉煌的过去，但那早已是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了。

　　第15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第二章、走进中国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

　　对于那些关心人类未来的业内人士而言，中国崛起的话题突然间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比格斯的中国之旅

　　西方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开始起飞的经济持有不确定甚至是反常的态度，关于这一现象下面有一则故事。巴顿·比格斯先生曾于1993年9月离开纽约到中国做了一次短期考察，他当时是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首席市场战略分析师，而且在金融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中国之旅极大地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回到美国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向他的客户分享了这一重大发现。他写道:在中国的八天之旅使我融入了这个国家，中国使我兴奋不已。①在他的调查记录里，也以简洁而醒目的中国作为提示，这些细节反映了他对自己新发现的喜悦之情。他说:投资者们可要注意，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所有牛市的起源地，在香港持股则是从中获利的有效途径。四年之后在他即将离职之际，他的预测变成了现实。他还写道:比起中国大陆未来的发展前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一度飙升的牛市就像是小孩子玩的游戏。不仅股价将持续飙升，每年股票市场的供应量也将成倍增长。他被中国经济以及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国老百姓深深吸引。我们将惊叹于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他写道，那些推动中国发展的中国人民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央行副行长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道:我们正在走出困境。这些消息都令比格斯兴奋不已，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影响了华尔街的人们，因为他曾成功预测了1987年10月世界股市的狂跌。他还写道:我感觉中国并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腐败和堕落，中国的领导们精明、坚强、友好、富有远见而且善于与群众打交道。摩根士丹利增加了它在香港的股份，其他投资者也尾随其后，于是香港的股市开始上扬。

　　然而，仍有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充满疑虑。在朱镕基副总理负责中国的经济事务期间，他表示要贯彻一项旨在控制经济过热的计划，从而解决通货膨胀、投资过热以及不断蔓延的作假和腐败问题。1993年7月，也就是比格斯先生中国之旅的前两个月，朱镕基提出了经济软着陆计划的十六项要点，目的在于使经济能够稳健地发展。直到那年秋天，人们都一直在猜测中国政府是否会贯彻这项计划，那些中国通们也忧心忡忡。巴顿·比格斯去了一趟中国，像买到福音书一样兴奋，怡富基金证券公司的首席地区经济专家兰詹·帕尔说道，我对中国的前景并不那么乐观，我真的很担心中国可能放松软着陆计划的实施。我认为中国明年可能会用更加强势的手段遏制经济增长的势头，这对所有关心中国经济的人而言都不会是个好消息。与比格斯意见不同的还有一个更难对付的学者，即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虽然他一直关注中国经济，但是却并不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为一名金融学家，他还担心中国失控的通货膨胀的前景。

　　第16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而投资者们对比格斯所抱的则是另一种态度，他们更愿听从比格斯的建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几个月，到了1993年11月份，摩根士丹利突然停止在香港增加控股。此时比格斯的口吻就不一样了，他写道:由于中国经济政策的摇摆，谁是输家还是赢家尚难确定。几个月前他对香港经济还很有信心，现在他却开始担忧香港经济的繁荣是否能够持久，他还说:人们看好的中国开始有一些泡沫经济的迹象。与比格斯一道去中国考察的同事戴维·罗奇也有同感。因而，摩根士丹利削减了在香港的持股，用比格斯的话说:我们得撤回三分之一的赌注。②用赌博来比喻这次资本回撤是恰当的，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他们抱怨香港股市的管理者，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不容忽视的中国经济

　　什么因素使中国摆脱了多难之国而以其强劲的经济为世界所瞩目?简单的回答是: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自1978年以来，它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实际高达9?5%，从而引起人们长期的关注。然而要释放出经济的巨大潜力，速度和规模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经济成长的初期，即20世纪80年代，虽然每年能够保持9%的增长速度，约占全球经济增长比重的10%(有时略低)，但是由于经济规模较小，所以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相对不大。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对中国发展前景疑虑重重的时候，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迅速发展的美国经济。网络经济的繁荣和美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分散了人们对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的关注。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和9·11恐怖袭击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人们的注意力又回到了中国。从2001～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量的三分之一都是由中国创造的。2004年底，位于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展望2005年时，认为2005年将是中美共同主导的一年，因为二者都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国的经济规模和速度使它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理事长安妮·克鲁格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正在迎头赶上的国家。③由于中国人均收入还不高，贫困人口也不少，增长的空间仍然很大，因而中国的发展将成为亚洲经济的主要驱动力量。她还说道:中国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将超过日本，由于日本近年来经济发展近乎停滞，因而中国的蓬勃发展将对亚洲的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由于欧洲近年来经济的低迷，欧盟减少了对拉美国家的商品进口，而中国将会填补这一缺口。因而，人们重新关注中国并非偶然。现在人们常提起高曼·沙其士命名的金砖四国，是指近年来涌现出的、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四个国家，即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帕姆·伍德尔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写道:

　　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掀起全球经济巨浪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作用的确更大:在全球经济增长总量中，中国经济的增量所占的比重几乎是仅次于中国的另外三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总和的两倍。而且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比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新兴的经济增长国都更为显著，甚至超过了二战后经济快速增长的日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原因在于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众多廉价劳动力，它的市场向全世界开放，以便从事贸易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总和占其gdp的75%，相比之下，日本、印度和巴西只占20%～30%。④

　　中国和超循环经济

　　突然间，中国巨大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国界。世界经济在经历了数年的不景气后，随着中国对原材料和能源的渴求终于有了复苏和希望。2004年世界商品价格在中国需求的推动下开始回升，这让贸易商们兴奋不已。经济上的这种超循环并不多见，在近代史上只有两次，一次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这次超循环能否持续几十年以证明它的名副其实还尚需时日，不过，2004年的情况给予人们积极的征兆。事实上，中国消耗了包括铝和锌在内的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工业原料，更重要的是，除此以外的其他原料新增需求也大多来源于中国。从2002～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新增水泥需求的50%，铝需求的60%，铜需求的90%，锌需求的70%，铁矿需求的50%，钢材需求的80%。

　　第17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2002年以来，石油价格一路攀升，从2002年每桶20美元涨到2006年约每桶80美元。油价上涨的原因很多，包括伊拉克战争，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等石油出口国石油供应的中断，卡特里娜飓风对美国滨海石油设施的破坏，恐怖分子对中东国家进行恐怖袭击的高度风险以及沙特阿拉伯国内的动乱。除了这些石油供给方面的原因外，需求的增加也的确是重要因素，尽管人们对这一因素有些担心。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石油进口还并不显著。可是21世纪初的五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突然增加，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球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从2000～2005年，世界能源需求每天平均增加7900万桶，其中超过2400万桶--差不多30%的增量--是由中国带来的。中国如此迫切地进口石油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其迅速发展的经济需求;另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石油的依赖逐步提高。西方经济在过去30年中逐渐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发达经济国家对石油的依赖度平均为50%，这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对石油的需求将增加0.5个百分点;相比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高达120%，也就是说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石油的需求将增加1.2个百分点。中国发展带给全球经济的改变，将在石油和其他商品的需求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价格

　　中国经济因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全球稀有资源的需求而变得不容忽视。据《商业周刊》报道，中国价格成为美国产业界最为关注的几个字。在美国，企业不得不削减30%的成本，否则将失去消费者。从家具商到齿轮厂，几乎每个制造商都面临中国价格的威胁。当然，不仅是低成本的中国产品影响这些美国企业，更需要指出的是，还有很多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其中很多是美国投资的，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一方面使全球原材料价格回升，另一方面却严格控制企业不让它们提高成本，这对西方产业的影响的确是双重的。来自中国的竞争对西方企业通常产生这样的效果:要么降低成本，要么倒闭。《商业周刊》报道:总体而言，在中国生产的商品比在美国生产的要便宜30%～50%。最糟糕的情况是中国产品的价格甚至会低于美国产品的原料成本，这使得美国的服装、鞋类、电器和塑料产品的制造商在数十年前就绝迹了，它们都因竞争不过中国商家而惨遭倒闭。⑤美国曾有一个模具公司以207万美元为竞价向一个美国设备公司提供塑料模具，由于一家中国公司承诺只需144万美元，这家模具公司最终被淘汰。一种水流线机床在中国零售价为829美元，而同类的美国货则需1800美元;一家负责网络和电讯设备销售的中国网络公司标出的数据交换合作价格是18.3万美元，而美国领先全球的供应商思科系统公司出价是24.5万美元;中国出口美国的餐巾纸零售价每卷只有9美分，这甚至低于美国最大的纸业供应商希曼纸业(seamanpaper)的制造成本。

　　不仅仅是大量发达国家的企业要面对中国低成本的压力，那里的工人与雇主集体议价的能力也被削弱。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并没有给其他地区带来工资的相应增长。哈佛大学专门研究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专家理查德·弗里曼说，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全球劳动力数量翻了一番，这三个地区有接近15亿的新工人正在和将要求职。如果没有全球资本的补偿，全球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会降低55%～60%。这或许有点难懂，但正如弗里曼指出的那样，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至关重要: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关系到工人的工资和资本的回报。比率越高，生产效益和工人工资就越高;如今这一比率的下降将改变市场中资本的平衡，会导致更多的工人同时竞争一定量的资本。中国、印度和其他地区不仅有着充足的劳动力，并且这些劳动力的素质也在逐步提高。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只能生产一些价值和成本都较低的产品，当然，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产品。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到2010年中国拥有的理工科博士将超过美国。历史经验常常是，发达国家在高科技产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些产品的制造需要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高薪工人以及广泛的研发技术;发展中国家则集中生产那些老旧的制造业产品，弗里曼补充道，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在拥有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方面具有垄断优势。但是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研究生数量的日益增长，发达国家在高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垄断优势将受到削弱。此外，在中国和印度的许多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研发部门，这也会改变发达国家的领先优势……可以肯定的是，技术赶超的速度会加快，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缩小。⑥

　　第18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中国的变化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既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又给它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它们从中国崛起这一过程中获益颇丰。中国价格的影响也是双面的，既有利也有弊:由于极大地降低了服装、鞋类和各种电子玩具等产品的价格，使西方消费者获益匪浅;但是当这些消费者特别是那些低收入人群戴上中国制造的帽子时，他们可能不得不开始思考自己下个月的工资从何而来。关于这一问题在下文中还会谈到，但我们必须先提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在短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繁荣而富有影响力，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中国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因此值得回顾这一历程。

　　中国的计划经济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世界经济的黄金时期。西方各国逐渐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站起来，纷纷降低了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制定的贸易关税，它们于1944年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经协商决定建立一个依协议运行的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这些举措都促进了西方世界的重新繁荣。然而，在中国则是另一种场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张戎和乔恩·哈利迪的研究显示:这次全国范围的运动持续了一年，主要在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进行。现在的官方网站上则是这么形容这次改革的:将土地分给那些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将极大地激发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从1953～1957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它借鉴了斯大林模式，旨在实现从遗留下来的混合经济向充分释放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前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指导政府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前苏联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亲自监督指导重工业工厂和设备的建设，这些设备多是在前苏联生产，然后出口。这一计划的两大目的是:实现以农业为主的初级经济向重工业的转变;完成国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完全占有。这两大目标都得以实现，而且还带来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生产模式产生了实效，我们现在很佩服中国每年高达9%～10%的经济增长速度，可是这一奇迹在毛泽东主席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实现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年增长速度是19%，尽管中国底子比较薄，但钢铁、煤、水泥和电力等行业的基础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甚至人们并不看好的农业也得到充分的发展，每年增长率达到4?5%，足以养活每年新增的人口。中国官方的统计显示这五年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集体主义的目标也达到了:到1956年，67?5%的公司是国有企业，其余的是公私合营，90%的农场属于合作社。

　　前面提到过，中国的计划经济是斯大林式的。在前苏联，斯大林计划被严厉地执行，利用农村劳动者来推动经济发展，从而使农村到城镇再到大城市生产大量产品的目标得以实现，这被其他国家当做推动经济发展的经典方法。毛泽东主席的五年计划促进了非农产业特别是重工业工人数量的增加，从1953年的3650万增加到1957年的4100万。由于平均每年新增400万适龄劳动者，五年计划并不能完全吸纳他们。计划的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完成，至少是没有以计划的速度完成。中国农村人口增长迅速，但农业产量并没有以相应的速度增长，这导致了食物短缺的情况，这种情况即使是在50年代苏联模式推行的关键地区也不能避免。顾准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他在1956年指出，缺乏价格和市场机制将阻碍计划经济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这种情况特别反映在农业方面。这些言论使他被贴上右派的标签。

　　大跃进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逐渐降温以及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遭到质疑，大跃进运动开始。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每个行业都要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为了解决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毛泽东发起了下乡运动，让成千上万的思想过硬的技术专家去农村地区帮助农民将75万个合作社(后来被称为生产队)合并成23500个公社，每个公社大约有5000户，超过20000人。许多公社既进行农业生产，也从事初级的工业活动，有的农民甚至将自己的后院改建成生铁冶炼炉，但这一想法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第19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工业的状况也不大好。到1958年底，中国有1639个与武器相关的工业项目，但仅有28个具有生产能力，其他许多项目根本就没有完成。新中国的工业产品的质量就像19世纪中国希望赶上西方时生产的产品一样并不完美。

　　不久，中国又得依靠自己了。在1959年中苏的公开论战后，赫鲁晓夫从中国撤回了所有军事和工业专家，切断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60年冬，中国共产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结束了。

　　艰难发展的经济

　　在为大跃进收拾残局的领导人中，邓小平是最杰出的一位，他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后来被称为中国奇迹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采取了一项逐渐增加投资、重视教育和个人技能培养的战略，他认为实用主义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不管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成为他最有名的方针。邓小平、刘少奇、陈云和彭真着手开始整顿经济。

　　在1962年1月召开的由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参加的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和邓小平、陈云一道实行了不同的政策，农业被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国家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食物严重短缺的问题。陈云设计了集中发展农业的战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支持农业机械化，化肥也首次广泛的在农业上使用。在保留公社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农民租赁土地自己经营，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大跃进之前农民的生产方式。大跃进结束后，农业产量有所增加，到1965年已经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在工业领域，刘少奇关闭了许多斯大林式的国有企业，停止了还未投入生产的相关项目。从农村招募来的曾在一些低效率的大型工厂工作的30万工人，也被送回到农村。那些经营不善但不亏损的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他们被给予了足够的自主权，减少了行政的干预。包括石化工业在内的新兴工业得到发展。正如j·a·g·罗伯茨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工业成就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有两个:一是这时期的工业成就是在孤立状态中取得的;二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爆炸成功，原子武器的发展显然得益于这一时期高科技工业的发展。⑨刘少奇等人实行了新的战略: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减少武器开支，重塑产业结构，极大地减少了对外国的援助。由于从斯大林模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中国的经济运转良好，经历了几年的复苏期。

　　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经济。

　　刚刚恢复不久的工业部门再次受到严重的打击。工业生产开始下滑，估计仅在1967年就下降了六分之一。中国停止了对资本密集型设备的进口，从而失去了了解最新技术的途径，国家更加封闭。关闭了大学意味着中断了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供给。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又有所发展，这一时期里，理查德·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他自己评价这次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他的来访便利了中国进口西方技术，特别是导弹和航空技术。作为回报，西方国家也期望中国能向西方开放自己的市场。

　　巨龙的苏醒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很多方面仍是在走大跃进的老路，甚至具有一样的特征。邓小平1973年当上了副总理，负责恢复经济的工作。他致力于一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读了这项战略。这项战略的目标是要在新世纪初赶上西方发达国家。1975年秋天，虽然周恩来身患重病，但仍在邓小平的帮助下坚持工作。周恩来于1976年1月病逝。

　　结果刚刚有些起色的经济再次陷入停滞。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后来又被提出，但是没有第一次那样意义重大。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时，中国经济的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吴敬琏写道。⑩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也一片萧条。50～70年代中国从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到强调农业生产，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的荒废，这些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一时期，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大都开始复苏。特别是日本，50年代时，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已经达到7%，在1960～1973年时已高达10%。想要估算中国同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很难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比较研究中心发布了宾大世界制表，它的数据常被引用。图表显示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起伏不定，第一年的经济增幅还不小，可第二年就迅速减产。这可能与气候变化和粮食收入变化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的增幅大约是2?2%，到60年代减少到1?6%，70年代为1?8%。这不仅低于日本，更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已经落后了，可30年后中国发展似乎仍不理想。中国亟须一场实质性的经济改革，问题是是否有人来完成。

　　第20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伟大的改革家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享年92岁。世界各国对他的一生歌颂不已。《时代》杂志在1978年和1985年两次把他评为当年的年度人物，这是一项少有的荣誉，cnn评价他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终将改变中国和世界面貌的自由改革之路。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评价他是一位富有远见的领导人，他使中国人民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华盛顿邮报》评价他的逝世标志着中国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是中国幸存的革命先驱之一，他领导中国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困境，向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放松了中央计划对经济的控制，但仍坚持中共的领导地位不容侵犯。几天后江泽民总书记强忍泪水说: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实现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毫无疑问，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短短的15年里，邓小平领导着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他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最终得以实施，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喜人的变化。中国奇迹始于1978年，那时邓小平已经有能力将他的改革思路付诸实践。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经济引擎的开关。

　　他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他是如何一方面使改革成功，另一方面又确保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原则呢?在他的葬礼上，中央政府评价他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如果他没有点真功夫，又怎么可能获得如此多的赞誉，获得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衷心赞扬呢?

　　马克思主义与市场经济

　　就像过去一样，中国的崛起是从土地改革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都十分严峻，邓小平1977年恢复原职，之后他和他的老搭档、经济学家陈云，一起致力于中国的土地改革计划。他们将土地重新分给农民，让农民在交足了国家的粮食后，剩余的可由自己支配。无论当时两人是否预料到，这种改革对农业的影响都是惊人的。

　　农业是中国经济的致命弱点，进行新的市场自由的改革则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这次农村改革使数千万的农民摆脱了贫困，这不仅给邓小平个人带来了成就，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一种农业改革的新途径。邓小平的目的是想保持社会主义农业，所以给予农民可以自由支配剩余产品的激励并不多，当时官方仍要求集体经营，但也出现不少小规模经营。但这小小的激励带来的变化是让人难以预料的:中国的粮食产量在6年里增加了三分之一，1984年达到了4?07亿吨;同时，农民开始多种经营，比如饲养牲畜、制造日用品;在地方一级，许多农民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家庭承包制是相当有效的。

　　突然间，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开始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从1978～1985年，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加了3倍，达到400元人民币;2001年则达到了2366元。尽管2001年的收入折合成美元只有300美元左右，但是这种速度是惊人的，而且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从1978～2000年，中国农村经济产出的总价值增加了16倍。

　　尽管如此，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业产量的迅猛增加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粮食过剩。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采取了保护价制度，通过政府收购避免农民增产不增收。但农民问题在90年代再次出现，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增收困难。2006年3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增加14%，并取消了农业税，这项持续了2600年的税收制度终于寿终正寝。根据中国的政府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为了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温家宝说: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尽快使广大农村面貌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第21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农业增收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首先，粮食出现了剩余，避免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粮食短缺和饥荒，粮食增产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它使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了中国飞速发展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镇，因为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脱离农业劳动。

　　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这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来的，这一观点曾引起广泛的争论。但很少有经济学家会质疑这一事实: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既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也是其特征。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再次证明了这个观点。1980年，中国农村人口是7.96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80.6%，城市人口是1.91亿。10年后，即1990年时，农村人口增加到8.41亿，但比重却降到总数的73.6%，城市人口攀升到3.02亿。这种趋势在90年代越来越明显。据统计，2003年中国农村人口减少到7.69亿，只占总人口数的59.5%。城镇人口加速增加，从1990年的2.22亿增加到2003年的5.24亿，超过了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二。而就在半个世纪前，中国还有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生活条件也相应得到改善。

　　伟大的开放

　　1992年1月，87岁的邓小平在他的儿女以及大量专家的陪同下，再次视察了位于广东省的深圳市。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向中国其他地方展示实现快速现代化的方法，《人民日报》称邓小平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他第一次去深圳经济特区是在1984年，目的是视察那里的经济工作的进展，因为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的经济运行情况直接关系到邓小平的现代化和开放政策的实施。第一次视察时，邓小平是乘坐一辆小巴士参观深圳的。那时他看到的是一个荒芜的地方，只有水田、小路和破旧的房屋。而这次视察所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了，一座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城市拔地而起，每个街头都是摩天大厦。深圳的建设者们颇有声誉，因为他们能在一天之内建好三层写字楼。邓小平在民族贸易中心53楼的旋转餐厅里就餐，从那里可以鸟瞰这座美丽的城市。眼前的成就使他有些吃惊，他表示对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工作充满了十足的信心。

　　经济特区是邓小平从1978年开始的开放战略的具体实施。1978年9月他作了一次有纪念意义的发言，他要求积极与外国发展包括经济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外交关系，中国需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以及商业管理经验。中国关起门来搞建设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我们闭关锁国，将自己孤立起来，在15年内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第一批经济特区在1980年8月得以批准建立，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政府让它们建立一种遵循市场调节的出口导向型区域经济。企业进口商品中用于经济特区的可全部免除关税和增值税，其他的只能免除一半。四年之后，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也被给予了类似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外资企业也享有同样的税收优惠。一年之后又有一批开放经济区建立起来，实行同样的优惠政策，这些地区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以及胶东、辽东半岛。

　　从广州到深圳的珠江三角洲最能体现邓小平开放战略的成果，中国大陆沿香港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并不是偶然的，香港商人突然发现自己要面对近在家门的低成本生产基地。早期的投资商包括捷达汽车公司、李锦记食品公司以及香港很多玩具和食品公司，它们在这里兴建工厂。接着，包括百事、宝洁、三菱和lg在内的许多跨国公司也蜂拥而至。跨国公司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撤出了中国，到了80年代它们又回来了。

　　1992年邓小平的深圳之行不是偶然的，他的南方视察的目的是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发出积极的信号。深圳的2000美元的人均收入使新中国看到了希望。在视察的四天里，邓小平参观了那些争取与世界顶尖产品进行竞争的高科技工厂，并要求当地官员不要像那些小脚女人一样畏首畏尾，要敢于把改革推向前方。他鼓励和赞扬企业家们要善于与外国投资者建立建设性和互利性的关系。他还参观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在谈到改革时，他说:我们别无选择，如果经济建设上不去，我们最终会失去人民的支持，中国也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欺压和凌辱。这种情况只能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垮台和解散。

　　第22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贸易巨人

　　开放战略使中国能够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最先进的技术，另外由于成本低廉，中国逐渐成为出口导向型企业的聚集地。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也曾想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但前苏联却不愿将最好的出口到中国。而改革开放后则没有这样的障碍，中国可以随便进口技术和出口产品。中国在经过多年的入世谈判后，终于在2001年12月如愿以偿，这又给世界贸易带来巨大的影响。在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时，中国的经济几乎是自我封闭的。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和只占gdp的10%，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6%。中国经济从这样一个低水平成长起来，发展速度之快使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到199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占gdp的30%，到2002年已达到50%。新加坡(亚洲四小龙之一)要取得这样的成就都已经让人赞叹不已了，更何况是规模如此庞大的中国经济?原本经济发展不快的中国竟然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绩，世界充满惊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冷战后的日本通过出口战略，成就了自己作为亚洲第一强、世界第二强的经济地位。多年以后，中国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然而，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超过了日本。到2004年，中国的出口总量达到了5930亿美元，而日本只有5650亿美元，只有美国(8190亿美元)和德国(9150亿美元)高于中国。中国的贸易量占世界总量的6.5%，是改革开放前的10倍(1978年为0.6%)。中国不再像一个世纪前那样仅能出口低成本、低价值的商品了。经合组织国家的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末，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信息和通讯技术产品(ict产品)的出口国，这些产品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中国ict产品的出口总值是1800亿美元，美国只有1490亿美元;中国这类产品的进出口总值已从1996年的350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290亿美元。

　　中国的成功并非偶然。邓小平圈定的经济特区和其他类似的地区不仅成为西方跨国公司出口产品的基地，而且也成为新的外汇交换中心。1994年之前的官方和市场双重汇率已经融合成单一的市场汇率，并受浮动汇率影响。虽然这种浮动汇率制成为中美外交争论的焦点，但它非常有利于贸易。1994年中国政府也对出口退税制度进行了改革，希望借此降低贸易障碍。1992年中国的进口商品关税高达43%，而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则降到了15%，估计将来还会更低。

　　吸引投资的磁场

　　1992年邓小平的深圳之行还有另一重意义，它表明中国欢迎更多的外商投资中国。现实是中国亟须外资。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宣布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年，外国直接投资(fdi)就潮水般涌入中国，比过去14年的总和还多。从那时起，中国就成为了吸引全世界直接投资的磁场，平均每年吸引500亿美元，这是印度的10倍。200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资的国家，不过后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这一优势有所下降。美国贸易与发展全国会议数据显示，中国2005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是603亿美元，美国和英国分别是1060亿和2190亿，其中英国投资的数额受壳牌公司和皇家荷兰石油公司的合并影响可能不那么准确。而印度同期吸引的外资总额只不过为60亿美元。

　　人们在分析中国国内的投资数据时需要小心。这些数据显示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不是美国、欧盟和日本，而是香港。在1979～2005年的这段时期，超过25?4万个香港投资的项目在中国大陆落户，占到同期同类项目的45%，总共价值达到2595亿美元。这些企业的投资本质上是一种借贷套利的行为，它们将在中国大陆得到的利润转移到香港，然后利用这些资金再到中国投资，从而享受外国投资者的税收、关税及其他优惠政策。一组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四分之一的外国直接投资是通过这种途径得来的，尽管这样，它还是有助于中国吸引更多的外资。另外，数据还显示，有很大一部分外国投资(大约五分之四)来自海外华人，包括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中国同胞，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这些数据并没有反映投资的全貌，因为美国、日本和欧盟有很多跨国公司不是通过直接投资而是通过它们在亚洲的分支机构、区域办事处和一线公司进行间接投资的。

　　第23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李嘉诚是赶上中国投资潮的最大赢家，他在2006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中国人。李嘉诚1928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1940年为了躲避日本人的侵略举家逃亡到香港。1949年，他从办塑料厂起家，通过创办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和和记黄埔公司缔造了一个商业帝国。他在全球50个国家都有商业活动，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他控制着香港的房地产、零售业、电器供应等经济领域。2006年3月，他透露自己在大陆的投资多达1000亿港币(135亿美元)，而且还准备继续增加。他被香港媒体称为超人。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除了年轻时像其他人一样离开大陆外，他也是大陆开放政策的拥护者和得益者。李嘉诚在中国很多经济领域进行投资，也是他回报母土的表现。

　　中国带给沃尔玛的福祉

　　沃尔玛是一种奇特的商业现象，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同时也是最大的零售商，它的营业额是全球第二大零售商的四倍。沃尔玛的天天平价像磁铁一样不仅吸引着美国消费者，而且也日益吸引分店所到之处的顾客。它在美国拥有3800家分店，在世界其他地方有2400家，包括阿根廷、巴西、英国、加拿大、中国、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德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日本、墨西哥、尼加拉瓜、波多黎各、韩国等地都有沃尔玛的身影。超过五分之四的美国家庭每年会在沃尔玛购物一次，1.38亿顾客至少每周会光顾一次。但同时沃尔玛给当地的居民区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它迫使小零售商倒闭，并拼命压低供应商的供货价格，但这种低价供货是无法让地方小零售商从中获利的。作为回报，沃尔玛会将一部分利润用于帮助分店所在的小区，每年用于慈善事业的开支高达2亿美元;一项研究显示，沃尔玛的价格比同类零售超市的价格要低17%～20%，这对低收入家庭无疑是一大喜讯。

　　沃尔玛的成长历程就像中国奇迹那样惊人。1962年，沃尔玛在美国阿肯色州的罗杰斯诞生，1979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年。沃尔玛一方面打着购买美国产品的公关政策，另一方面他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十分明白，要做到天天平价必须从美国之外特别是东亚地区开拓进口来源，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有人回忆道:早在公司初创时期，山姆先生就决定从太平洋彼岸进口商品，并将此作为沃尔玛商业模式的重要支柱。他的这一举动迫使美国的供应商拼命削减成本，当顾客们看到这些如此廉价的商品时都激动地尖叫起来，他们纷纷涌向沃尔玛去捡便宜货。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沃尔玛官方数据显示进口产品只占很小的比重，但实际上这一比重早已上升到40%，因为其中大部分是贴着美国商标的亚洲产品。这对美国零售商来说早已不足为奇了，它们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从远东购买商品，特别是服装和电子产品。依靠这样的战略，沃尔玛最终成就了它不凡的规模。

　　沃尔玛是美国血淋淋的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中国最初并不愿意直接与它进行贸易。沃尔玛只好转而通过在香港的太平洋出口资源有限公司作为它的进口中介，虽然这并不合法，但是却有效地支持了沃尔玛的产品供应。20世纪90年代初，沃尔玛对中国的战略更加活跃，主要因为亚洲其他地区例如中国台湾的产品已失去了成本优势。而中国，特别是像深圳这样的地方，不仅有廉价的劳动力，而且还有很多优惠政策。这使得沃尔玛将它大多数有自己品牌的生产线都建立在中国。另外，由于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已经解冻，它也用不着设立一个购买中介了。在短短几年里，沃尔玛变成了在中国最大的美国进口商，它每年在中国的进口额甚至超过了诸如德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在中国的进口额。中国飞速发展的低成本产品使沃尔玛的市场优势更加明显。沃尔玛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经济对全球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富有竞争力的中国低价格抑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通货膨胀。

　　第24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对中国而言，沃尔玛正按着邓小平的新经济战略在中国运行。当这位领导人做出开放战略的决策时，肯定想不到这项政策竟会给美国德州的超市带来大量廉价的牛仔裤和t恤衫。不过这一开放政策的确产生了如此之巨的效果。正如杜克大学的加里·格利菲教授所说:

　　沃尔玛之所以会取得经济领先地位，在于它垄断了美国的消费者，它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商，也是最大的雇主。沃尔玛不计其数的分店将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与世界上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联系了起来，他们让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供应商能够顺利进入美国市场。沃尔玛使供应商和需求商的交流得以实现，而且使它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着贸易。

　　我们将会见证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梦想建立属于它们自己的联合公司，进而兼并外国企业，中国投资的流向会变成双向的。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吸引各国前来投资、购买和赚钱。邓小平不管这猫是白的还是黑的，只要能抓老鼠就行。不过，他首先得让这里有可供抓的老鼠才行。在这一点上，他做到了，而且相当漂亮。

　　第四章、中国在呐喊、世界在倾听

　　如果通用电气公司投资中国的战略是一种失误，那么这意味着10亿甚至可能是20亿美元的损失;但如果这一举动是明智的，它将使通用电气公司赢得下一个世纪。

　　--杰克·韦尔奇

　　通用电气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无论是早是迟，我们这些西方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确需要时刻准备应对一个强大而令人振奋的中国的重新崛起，这一头号古代强国将夺回它曾经的荣耀。

　　--约翰·邦德

　　汇丰银行前总裁

　　争夺奥运五环

　　2001年7月，国际奥委会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中国。北京不仅击败了多伦多、巴黎、伊斯坦布尔和大阪，而且也抵制住了各类抗议中国人权问题的团体的反对。国际奥委会最终的回答是:北京奥运会将会给中国乃至世界体育事业留下独特的遗产。中国终于获得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八年前，中国与2000年奥运会失之交臂，最终输给了悉尼，现在，终于轮到中国了。

　　国际奥委会的决策不含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授予奥运会主办权从来都具有经济方面的标志性意义。1964年东京举办了夏季奥运会，这显然是对日本出现五六十年代经济奇迹的认可。韩国的经济发展借鉴了日本的模式，首尔举办了1988年的奥运会，这再次被广泛地认为是对韩国出现经济奇迹的庆贺。2001年，当中国的发展还不及她古代的智慧和荣耀给人们的印象时，就有人预见了中国的潜力。比尔·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安德里亚·泰森认为，中国取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这与入世一样，是它改革开放成果的一部分。举办奥运会将会使普通民众在经济方面获益，也会推动政府改善人权问题。她说:大体上讲，奥运会的举办对百姓是有好处的，但对领导人而言却是一件头疼的事情。为了举办奥运会，政府要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质量，这将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接下去的几年里，这些大额投资的确会使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再增加一半。

　　世界橱窗

　　如果国际奥委会授权北京举办奥运会的一大目的是促使它建立具有21世纪水平的基础设施的话，显然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为了举办2008年奥运会，北京用于新建场馆、拆除旧城区、实现城市现代化和兴建基础设施的预算达到了380亿美元。相比之下，伦敦举办2012年奥运会的预算只有160亿美元，当然,在此基础上还会有所增加。北京将花四年时间来设计、修建和试运行新的国际机场，这一机场的规模将比目前世界上最繁忙的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还要大。北京新国际机场是由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勋爵负责设计的，建成之后每年能吞吐5300万乘客，用福斯特的话说，新机场就是北京的门户，机场的技术含量、顾客舒适度、持续性能和运行效率都很高。它给人以喜悦和振奋的感觉，凌空的流线型屋顶和龙形体身既有飞行的动感和意蕴，又结合了中国的传统颜色和符号元素。②建筑师们倾向于这种图景的建筑，很多人亲眼见证了北京为举办奥运会做出的巨大努力。透过那些繁忙的建筑工人身上的尘土，人们可以预见北京的新面貌将会特别壮观。北京是一座占地面积广、人口过千万的超大型城市，规划者们正努力重塑城市面貌。《商业周刊》评价为奥运会兴建的北京建筑是中国的新建筑奇迹，其中包括奥林匹克体育馆和由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楼，后者颠覆了摩天大楼应该垂直于地的观念。建筑评论记者迪耶·萨迪奇认为中国正在利用举办奥运会的机会，向世界明白无误地宣称，中国已经在现代世界上占有一席重要之地。他将2005年的中国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做了对比，他说:直到90年代，北京都很少有中央商业区，当时的情况也不需要;后来出现了许多玻璃大楼，这些大楼就像新加坡和鹿特丹过时的建筑物一样;这些建筑物如今正在被一些豪华的新楼群所取代，许多国际建筑师都来到这片可以自由发挥他们建筑才华的土地，参与这些新建筑的建设。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扎哈·哈蒂德、琼·努维尔和威尔·艾尔索普都来到这里，他们的设计作品有的正在建设中，有的正在筹建中。

　　第25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北京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而进行的重建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是如何运转的。北京奥运区曾经是上万名低收入者的居住区，如今这些居民已被妥善迁往他地，为向世界展示新建筑留出空间，其中之一就是具有未来派风格的鸟巢型体育场。鸟巢是由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设计的，他们曾经将伦敦的一座电站变成了现在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建设奥运设施动用了众多的建筑工人，其中修建机场就有四万人，这证明了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表明国家具备按照自己的意志调配民众的能力，而工人的目的则是利用奥运前北京大兴土木的机会努力赚钱。萨迪奇写道:奥运之后他们将无事可做，只有回到他们遥远的家乡，把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新城市留给别人居住。新北京展示了最近中国成长为经济强国的新面貌，但同时也可能会让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更加突显。为了向世界呈现北京可能展示的最好形象，政府正在考虑在奥运期间北京企事业单位分时上下班、车辆分单双号上路等问题。空气治理现在也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以前外国游客常听说北京是一座雾蒙蒙的、街道脏乱的城市，到时他们见到的可能是一座非常清新的绿色城市。政府还要求首都市民要尽量规范行为，《文明礼仪普及读本》在奥运开幕前两年就分发到了每个家庭，为居民的行为提供了详细的指导。

　　高盛对中国的期待

　　2001年11月，也就是9·11事件两个月之后，当人们还在思考伊斯兰恐怖主义如何改变世界时，高盛公司却抛出了另外一个话题。该公司在一份名叫《建设更加美好的全球经济金砖四国》的报告中，指出投资银行正把目光投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这四个国家也被称为金砖四国。高盛公司的经济研究全球总裁吉姆·奥尼尔是该报告的作者，他说，尽管这四个国家的gdp总量只占不到全球经济的8%，但是如果以其他方式计算，它们的总量会是非常惊人的。当各国的市场汇率与事实不一致时，经济学家常用购买力评价来进行国际比较。原理比较简单:汇率意味着用同样的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买到同样的商品和服务。在这个基础上，奥尼尔指出2000年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不是8%，而是超过了23%。无论从哪方面衡量，中国都变成了四国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它占据了调整后的全球经济份额的12.5%，比金砖四国中其他三个国家之和还多。以购买力评价计算，日本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一半，因而中国就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在内的八国集团有效地操纵着当今世界经济的走向。自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八国集团对全球金融市场做出了不少声明，有时还用政策行动来支持它们的声明。但是在2001年，据奥尼尔的研究，它的成员资格变得非常不合理，他写道: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同时相对于加拿大，巴西和印度也可以参与到该组织的某些领域中。他补充说，要管理全球经济最好是通过一个新的九国集团来实现，九国是指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美国、日本、德国、欧元国家(单一货币成员国)和英国。他也对中国10年后的经济规模做了简单的估计。到2011年，即使不用购买力评价的方式来衡量，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总量也将会超过法国和英国，甚至会超过德国。奥尼尔承认仅仅凭借经济规模并不能保证中国可以加入世界大国的俱乐部，但是不管怎样，中国的经济规模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

　　中国的成长故事

　　2005年底，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2004年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评估有很大变化。一项新的经济普查提供了快速发展的私营经济的准确数据，从而为gdp的更改提供了依据。中国政府突然发现多出了17%的经济产出，主要反映在电信业、零售业、房地产行业以及诸如旅店和停车服务等低收入行业。这使得中国2004年的gdp大大超过了位居世界第六位的意大利，并有望在2005年超过法国和英国。这些数据再次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但是人们也提出中国如何能保持经济增长的问题。这是否仅仅是亚洲增长神话更大规模的一个版本?是否仅仅犹如首先在日本，接着在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韩国出现的神话那样?在某些方面，中国的确遵循了亚洲模式，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除了庞大的规模和巨大的人口外，中国故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中国其他方面的独特现象却值得我们描述一下。

　　第26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同时崛起的亚洲国家

　　当2005年底中国政府修改了gdp数据时，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连续27年高速增长的佳绩。这到底有多么不同寻常?从1962～1989年，中国台湾在这段黄金时期取得了年均9.4%的增长速度;从1967～1993年，新加坡取得了年均9%的增长速度。很多创造经济奇迹的亚洲国家都保持了平均7%～8%的增长速度，然而透过这些统计数据，中国还有两个独特之处。第一个特征是它快速提高的人均gdp。2005年中国的人均gdp如果以固定价格衡量，已经是1978年的6倍了，这说明尽管中国起步低，但进展十分迅速;而在过去的25～30年里，日本等亚洲经济崛起国家的人均gdp只提高了4～5倍。第二个特征是在快速增长了30年后，亚洲的其他国家因各种原因都停滞下来了;可在21世纪初的5年里，中国经济却没有止步的迹象。

　　中国的增长奇迹被很多人讽刺为是不能持久的外国投资一手造就的，因为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外国资本推动的。有人质疑:如果中国不是因为有高于其他亚洲国家的外国投资率(投资率往往高达40%～50%)，其经济不可能发展得这么迅速。事实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这一讽刺更加复杂。比起前苏联地区失去中央计划带来的动荡和不成功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有控制地进行改革的方法成为了一种经济管理模式。以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已经削减了一半，仍然存在的企业卖掉了非核心业务，通过兼并合作提高了企业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即使没有其他方面的改进，只是裁减低效国有企业和改善现存企业就可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

　　上面的讽刺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取得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部分是因为组织内部的效率提高，部分是因为劳动力从低产出的农业转移到较高产出的工业和服务业。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改革，中国有五分之一的人口都离开了家乡，劳动力和资本生产力都大大提高。20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劳动力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大于外国投资。2005年高盛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生产力要素和外国投资是中国经济的最大推动力，二者的重要性差不多。

　　在中国民众受教育的水平方面，工人的基本教育和各种技能无疑是中国的巨大优势。即使中国在其他方面暂时落后，但受教育水平却常常成为中国的亮点。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实行了大众教育战略(全民教育运动)，到70年代这一战略的价值就突显出来了，因为当时中国的成人教育率达到66%，而相比之下印度只有36%。1986年中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规定六岁以上的儿童必须接受至少九年的教育，这进一步推进了全民教育的发展。成人教育也成为提升能力的重要方面，人们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函授等方式接受教育。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受教育率已经超过了80%，而印度只有50%。受教育除了是每个人的权利外，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它可以让中国更加有效地利用外国公司投资地这一优势，同时也有利于工人通过自身调整来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需求。据说到2025年，在中国讲英语的人数将超过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人数。除了较高的投资率外，中国还有很多方面值得关注。

　　中国经济规模有多大?发展有多快?

　　高盛公司2001年的报告主要关心的是，像中国一样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是否应该成为像八国集团一样的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然而，高盛公司的关注点是很小的，它可能对国际经济外交有很大帮助，但是不足以吸引整个世界的目光。但是，高盛公司两年后发布的另一则报告，则改变了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世界对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态度。这则报告名为《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通往2050之路》，是由奥尼尔指导，多米尼克·威尔逊和露帕·普鲁修撒曼撰写的。正如标题展示的那样，报告充满了雄心壮志，它的视野扩展到本世纪中叶而非短短的未来几年。报告深入分析了新经济国家的规模和潜力，对中国的评估更是引人注目。即使不采用购买力评价的方式，也可清晰地预见中国将很快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如果通过gdp方式进行预测，中国将很快超过法国和英国，并在2010年超过德国，2016年超过日本，最后在2041年超过美国。换句话说，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将自豪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对于那些习惯从欧美和日本角度看世界的人而言，这将意味着一大巨变，特别是高盛公司认为印度也会迅速成长起来时，这种变化将更加惊心动魄。

　　第27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这则报告的作者意识到他们的设想可能会被指责为幼稚的推断，所以他们小心地做出假设。他们估计中国不会一直保持9.5%的增长速度，甚至也不会达到他们撰写报告时的8%，他们写道:

　　随着国家的发展……增长速度会逐渐减缓直至发达国家的水平。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增长迅速，但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就逐渐放缓了。这就是为什么跨时间的简单推论会导致错误的答案。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中国的gdp在接下去的30年里仍保持现在的8%的增长速度，那么到2030年时如果以美元衡量，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四倍，到2050年时将是美国的26倍。

　　相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逐渐与目前发达国家的速率接近，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逐渐趋于正常水平。因而，到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下降到5%;到2040年，这一速度将进一步下降到3?5%。近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国投资也会有所下降，估计到2015年外国投资率将下降到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30%。报告还认为伴随着中国等金砖四国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它们的现金也会升值。大体而言，与如今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金升值额的三分之一来自于人民币升值，因为人民币有望在本世纪中期升值四倍;三分之二来自于经济增长。不过这些大胆的估计忽略了一些事实，比如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以及升值到什么水平存在激烈的争议。然而，如果从日本、韩国甚至美国的崛起过程来看，这种估计还是有些道理的。

　　高盛公司的预测引起了众人的思考，中国将从一个落后国家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国，这一过程来得太快、太猛了。同时，这一预测也激发了中国人的热情。其他国家对此则反应不一，有猜疑、有警惕，也有对可能引发的环境灾难感到的恐惧。报告的作者们也提出了警告，金砖四国需要沿着它们既定的轨道发展，否则，不恰当的政策和不利的运气都有可能让它们偏离发展轨道。为了实现他们对这几个国家长期发展的预测，这一善意的警告是非常必要的。甚至连高盛公司自己对这一预测的压力测试(分析这一模式过去的运行状况)也没有完全消除这些疑虑。然而，掩藏在这些细枝末节背后的是一个饶有趣味的事实。如果高盛公司的数据是正确的话，用2003年的美元价格来衡量，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3?1万美元，这将是2000年的37倍。中国人将很快地富起来，这对于公司而言将是一个令人垂涎的大市场。但即使到那时，中国的人均gdp也只是美国的40%，比起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也少很多。比起西方国家较高的人均收入，这样一个经济大国相对而言也只能算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这样看来，中国在近期内将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做到了，就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未雨绸缪

　　高盛公司的预测很有价值，但是没有抓住中国发展的全貌。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经济奇迹。一个经济快速崛起的国家不应该具备贷款给世界其他地区的能力，然而中国做到了，近年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占到了居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保守估计的话，中国的家庭储蓄额将近1.25万亿美元(截止至2007年3月份中国金融机构居民储蓄存款已达17.5万亿元人民币--编者注)。在美国或英国，居民储蓄率非常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可并不很富裕的中国居民为什么能创造出这么高的储蓄率?大多数经济学家比较赞同的一种解释是:中国人民的储蓄行为是被一种强烈的预防动机所驱使的。对于中国大量的贫困人群，甚至是收入正在增加的人群，过去的贫困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促使他们将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另外，中国的基本安全保障制度是非常薄弱的。很多人缺乏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所以他们不得不储蓄一部分钱用于医疗救急和疾病治疗。同样，大多数人都不能从国家或公司的养老保险计划中获益。中国人引以自豪的教育也多是自费的，自费教育的花费占gdp的2%，公费教育花费稍多一点，占3%。但是教育制度尚需改革，令很多父母有意见的是，他们花费了大量钱财用于子女教育，可到头来子女们的就业情况变得越来越严峻。2006年中国毕业生人数是413万，然而接近一二成的毕业生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那些归国的留学生，花了很多钱去国外上大学，可当他们从美国或英国回来时，却发现适合自己的工作也并不好找。

　　第28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2006年3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承诺将解决中国存款过多的问题，并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这标志着中央政府决定调整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将致力于解决居民认为增加消费不能满足他们以后基本需求的后顾之忧。消费的数量部分反映了代际差别，老年人相比于年轻人更加节约。同时，在某些地区缺乏消费的基础设施，在城市和大城镇以外的地区，商店是很少的。很多中国家庭刚开始使用电，还有很多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居民至今还没有用上电。

　　尽管中国人喜欢储蓄，但是当他们一旦养成消费的习惯后，也会大笔花钱的。他们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一群不够成熟的消费者，很容易被西方产品的精美包装设计所吸引，常常毫无顾忌地花高价买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

　　当中国农村人口仍然过着缺乏保障的低水平生活时，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却完全不知道贫穷为何物了。《新经济学家》博客曾做过一次有关《中国工人能否买得起中国商品?》的网上调查，其中有一位署名为常的中国人这样写道:

　　我来自于中国东北一个中等收入(中国的标准)的家庭，那里不及北京和上海富裕。我家里有两台彩电、一台台式电脑、一套音响设备、一个电冰箱、一台dvd……我父亲比较酷，去年他买了台数码摄像机和笔记本电脑。我父母用现金在中国南方买了一栋别墅，因为中国人不习惯抵押借贷。我还没有工作，正在学校攻读博士学位，我没有给家庭带来收入。⑧

　　一些调查数据显示他没有夸大其词。

　　世界经合组织2005年有关中国的报告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100个家庭中拥有46台电冰箱、94台彩电、12台个人电脑、28部空调和59台洗衣机。芝加哥大学传播交流博物馆的数据显示，早在1993年，中国拥有电视机的数量(2.3亿台)就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了。到2005年，中国拥有的彩色和黑白电视机的数量将超过家庭的数目，这意味着有的家庭拥有不止一台电视，而有的村庄则可能只有一台屏幕画面不断闪烁的黑白电视机。2006年2月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移动电话使用者数量已经超过了4亿，占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每个月要发送340亿条短信。

　　尽管中国呈现出一派消费繁荣的景象，但是仍任重而道远。经济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当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时，家庭用于基本生活花费的比重会有所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的奢侈品消费的比重，在中国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1997年中国家庭的一半开支是用在食物上，六年后，食物消费的比重已经降低到40%。

　　甚至连沃尔玛的成长也要感谢广大的中国消费者。沃尔玛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它的成功与中国有很大的相关性，因为中国生产的产品确保了沃尔玛的市场供给。1996年，沃尔玛在中国深圳开设了第一家超市;10年后，它在中国大陆已经拥有56家连锁店。沃尔玛发现了中国消费者与美国3700家超市的消费者的不同之处。一般来说，中国家庭规模较小，他们更喜欢新鲜食物而非冷冻食品，他们每周会购物3～4次，而美国人则喜欢一周或两周大购一次。然而，沃尔玛要想占领中国市场，还存在很多阻力。它已经受到指责，因为它没有国际上的同行行动迅速。2006年时，法国零售商家乐福在中国的分店已经是沃尔玛的4倍了，英国乐购也迎头赶上。然而，至今为止，外国零售商加起来也只占了中国食品市场的一个零头，其中大部分被当地的零售集团、小商店以及街道零售店占领，比如物美(和沃尔玛发音有些相似)和联华集团。然而，包括西方名牌产品在内的进口产品销售发展很快。根据retailforward咨询公司的分析，中国在2005年已成为世界第七大零售市场，它还会继续发展壮大，到2010年将会超过意大利和法国。

　　寻觅奢侈品

　　对于那些过去在中国经营不善的外国公司，他们对中国市场最深的感触是，这个国家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最钟爱的是西方名牌。对于城市中那些不断扩大的有教养人群而言，外国名牌产品对他们来说有一种本国产品不能替代的魅力。在其他市场上，名牌产品代表高质量，它帮助人们做出选择，亚洲萌芽品牌顾问公司的咨询师多丽丝·侯说，而在中国，名牌能够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⑨消费者认为名牌代表更高的质量，除了食物外，他们非常渴望名牌产品，而且倾向于购买他们知道的名牌。德国名车、日本名牌电器，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流行名牌对中国新一代消费者都很有吸引力。甚至在食物方面，诸如墨西哥玉米肉卷快餐、必胜客、肯德基、麦当劳等西方名牌也涌入中国，其中麦当劳更是以平均每年一百多家的速度在中国扩张，到2006年在中国已经有700家分店了。

　　第29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在奢侈品方面中国市场也展现了诱人的前景，这也是中国的假冒商品会如此猖獗的原因。2005年12月，包括夏奈尔(chanel)、普拉达(prada)、巴宝莉(burberry)、古琦(gucci)和路易威登(lv)在内的奢侈品获得了中国的合法授权，它们将抵制一家北京商城出售仿制它们产品的行为。有相当数量的新兴富人钟爱进口奢侈品，而且这一数量还在增长。2005年中国高端时尚产品和其他奢侈品的销售额达到20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12%。在这方面，中国正快速地赶上日本，日本是近年全球最重要的奢侈品购买市场。中国名牌战略协会估计在2005年，13亿中国人中至少有1.75亿人能够购买一些奢侈品，到2010年这一人数将上升到2.5亿。这部分人年薪高达3万美元，而且会继续上升，他们的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0倍。

　　这些有闲阶层的消费潜力到底有多大?有闲阶层这一概念是由美籍挪威人凡勃伦提出的，这位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将19世纪晚期新兴的有闲阶层称为显著消费群体。安永国际会计公司在2005年9月发布了一个名叫《中国:奢侈消费新生代》的报告，估计在2005～2008年之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每年将增长20%，直到2015年将保持10%的增长率;到那时，中国将占据全球三分之一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并将超过除日本外的任何国家，甚至能与日本相媲美;中国在这方面将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到2015年，中国还有一个领域将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利用他们获得的财富去世界各地度假旅游。境外旅游虽然现在对于中国人来说仍是陌生的，但不久后将迅速发展起来。《经济学人》信息部预测，到2015年，去世界各地旅游的中国人将增加到1亿，相比之下2004年还不到3000万。

　　扬帆起航

　　2005年4月，通用汽车的副总裁鲍勃·鲁茨在参加完上海国际车展后异常兴奋。他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博客上写道:

　　上海车展正在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世界级展览会，吸引着全世界大多数汽车生产商，这里不再展出一些无足轻重的非一流产品，相反，这里有优雅的展台，宽敞、明亮的展厅……当你认真观察这个国家时，你会发现人们对中国前景的描述绝不是吹牛，也没有高估;相反，人们是低估了这个国家。我们不知道10年内或10年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上海及其周围省市或许会有上亿人有能力购买汽车，而这仅仅是中国的一部分。随着中国逐渐由一个农业大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家，国内正在建设长达8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这些线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贯穿了整个中国，公路交叉的枢纽地区将会涌现出一批城市。类似美国的工业革命将会在这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国度发生，1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任何忽略了这一事实的人都是不明智的。

　　实际上，很少有汽车生产商忽略了中国。中国去年汽车销售量是500万辆，其中私人汽车销售量是300万辆，这虽然只占中国人口的很小比重，但是却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汽车市场。全球汽车工业看到了中国的巨大潜力，而环保分子则担忧中国不断增长的汽车消费对地球的影响。就像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汽车行业起步较低。2005年中国平均每1000人拥有15辆小汽车，相比之下美国有500多辆。如果中国的私人汽车拥有率不断向美国靠拢，这将给全球环境及世界能源带来巨大压力。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发生?上海举办f1中国大奖赛证明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汽车大国，f1大奖赛将汽车比赛变成了一个耗资巨大的活动。2004年9月，第一届f1大奖赛在花费了3亿美元修建的跑道上举行，中国政府承诺至少举办六年。巴西选手鲁宾斯·巴里切罗开着法拉利赛车赢得了比赛的冠军，15万人付费观看了比赛。用中国的标准衡量，每个人支付的票价都非常高，差不多是一般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中国购买汽车的主力是35岁左右的中年人，他们也特别喜欢外国名牌轿车，比如通用汽车公司的雪佛莱和大众汽车。尽管英国生产的迷你型宝马及其他很多种类的车型销路很好，但是通用汽车公司仍占有中国汽车市场最大的份额。在某些方面，中国没有走美国的老路。中国的车型倾向于小动力的瘦型车。2006年3月，中国政府在其预算中，决定对排量两升以上的汽车征收更高的税额，同时降低对小动力汽车的征税。但在其他方面，中国和美国又极为相似。中国正在大力兴建便于市民驾驶的公路，这似乎是美国汽车黄金时代的重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前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到2004年底，中国高速公路网总长度达到3?4万公里，是四年前总长度的两倍，这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网。

　　第30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可是汽车司机发现虽然有便捷的公路网，但收费却很高昂。收费是管理高速公路的一种方式，从北京到上海1100公里高速路的收费标准是60美元，可能是因为收费的原因，很多私有车主不愿走得太远。《经济学人》报道:

　　然而，奇怪的是，中国的小汽车大部分用于短途旅行，通常是用于上下班，高速公路至今仍未改变人们的旅行和休闲习惯。达彼思广告公司的史蒂夫·贝尔说，去年中国私家车主周末驾车去城市以外地区的人数比例还不到20%。对于中国的私家车主而言，能够沿着公路随心所欲地开到想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想法……中国媒体热衷于谈论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汽车文化，但在中国仍然没有一个类似于美国的route66一样的地图服务，并且掌握了读地图技能的人并不多。人们喜欢随团旅游，因为各地不同的饮食、方言和文化让人们对自助游望而却步。

　　根据高盛公司的研究，到2050年中国人均占有小汽车的数量将是美国现在水平的三分之二，那将意味着届时会有5亿多辆小汽车挤上中国的马路。然而即使是5000万辆小汽车也会给中国的城市交通以及全球的石油供给带来巨大压力。北京和上海每天大多数时候交通都拥挤不堪，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情况也大多如此，市政当局则极力劝说小汽车不要上路，这样的言论对居住在伦敦和纽约的居民而言相当熟悉。2004年4月，《中国日报》经得北京天通苑小区的李倩(音译)的同意，报道了她卖掉中型别克汽车改乘轻轨上下班的事情。报道说，尽管开着自己的小汽车上下班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梦想，但是李倩和她的20多个朋友则认为开小汽车上下班既有压力又不实用。现在，在一家法律公司担任档案专家的她，每天改乘轻轨上下班。从立水桥出发的轻轨在高峰时期每10分钟发车一次(现高峰发车间隔已改为4分钟--编者注)，李倩每天只需花25分钟就可以到达她公司所在的建国门商业区。交通部门的官员希望轻轨不仅能使居民上下班更加容易，而且还能缓解城市路面的交通堵塞。这些报道，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拥有小汽车的中产阶级没有明确的态度。一方面国内汽车产业的主要购买人群之一是这些中产阶级，同时汽车行业还有进军国际市场的雄心壮志。戴姆勒-克莱斯勒计划在中国生产一些小型汽车并销往美国，中国的哈飞和奇瑞汽车已经开始出口拉美、非洲和中东地区。但是中国自己能消费多少汽车呢?《中国日报》引用了国土资源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他警告不断增加的汽车使用将会使中国更加依赖于石油进口。石油不仅用于汽车，它还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基本原料，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大伟说，我们怎能仅仅为了交通而牺牲基本的食物、衣服和住房需求呢。

　　中国发展遇到的制约因素越来越明显。中国庞大的人口对经济发展有优势也有影响，这些人口分布不均、密度很大，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有134人，相比之下美国不到30人。中国发展能否遵循美国式经济的增长方式?中国能否达到美国的消费水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发展的速度一方面依赖于能否抓住机遇，另一方面在于能否发展和利用科技优势。在西方对中国的担忧中，最为强烈的是担心中国能够将自身的规模与有效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因为他们担心发达工业国家拥有的技术优势将会很快消失。

　　太空探险

　　2003年10月，神舟五号宇宙飞船在戈壁沙漠的酒泉发射基地发射成功，杨利伟搭乘飞船实现了太空之旅。这位38岁的宇航员之前是一位战斗机飞行员，在降落在内蒙古之前，他驾驶飞船在24小时之内绕地球飞行了14圈，毫无疑问，他深知自己完成的使命意义重大。他说: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争得荣誉，我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托。早在1966年，中国就开始构想载人航天计划，当时美国和苏联正进行激烈的太空竞争，今天，中国的这一梦想终于实现了。

　　第31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两年以后，即2005年10月，神舟六号宇宙飞船在同一地点发射成功，两名宇航员绕地球飞行五天。中国政府宣布在五年内中国将建立太空站，之后将实施雄心勃勃的登月计划。中国发出的信号是肯定而清晰的。美国和俄罗斯通过太空飞行显示了它们超级大国的地位，如今中国也紧随其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自实现载人航天计划的国家。尽管神舟宇宙飞船使用的技术比较落后，基本是在俄罗斯的苏式计划上发展起来的，但是载人航天极大地展示了中国的能力，或许也同样展示了中国的巨大潜力。

　　技术超级大国?

　　2004年，中国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出口差不多增加了一半，达到了1800亿美元，其中包括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其他设备。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中国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出口首次超过了美国，2004年美国的出口额只有1490亿美元。同年12月，中国主要的电脑生产商联想集团以17?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ibm被收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2001～2004年，ibm为确保个人电脑市场，损失了10亿美元。联想公司的收购同样也并非偶然，通过收购ibm个人电脑，联想可以借助ibm长期建立起来的声誉更快地进入西方市场，这显然比联想自己打造品牌更加便捷。此次收购至少让购买者知道了联想，我在2006年就购买了一部联想笔记本电脑，如果没有ibm的名声，我肯定不会知道也不会相信联想的。这次收购在经过美国当局的详细审查后最终被通过了，它也加强了世界各国与中国的联系。中国不再是一个只能向欧洲和美国消费者出口廉价衣服和玩具的国家，中国公司也能生产高科技产品，能够拥有自己的品牌。但是这引起了美国的焦虑，这不仅仅体现在对技术领先优势有可能丧失的担忧上。2006年3月，美国国务院在它的安全网络系统中取消安装联想-ibm个人电脑。国务院的这次举动是由于国会的警告，因为国会授权中美经济和安全回顾委员会警告说，安装中国供应的私人电脑可能会便于中国开展相关的间谍活动。

　　中国的技术状况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技术越先进，就越具有竞争威胁，而相关数字则让这种威胁更加醒目。中国三分之一的出口都被归类为高科技领域，美国官方数据认为，美国同中国的400亿美元的赤字主要是来自于进口中国的先进技术产品。2005年安永国际会计公司发布了一份名叫《崛起中的先进技术超级大国--中国》的报告，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在技术投资、生产和贸易方面发展十分迅速，现在国家每年培养的大学毕业生已经是十年前的三倍，每年用于研发的开支都保持在20%的增长率。安永公司预测中国到2015年将成为技术超级大国，同时也叹息中国在应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方面缺乏一个民族自身的技术目标，只是被全球范围的新技术发展和应用推动着前进。

　　技术发展受到限制?

　　从表面来看，这一问题似乎主要不是问中国是否能崛起为技术超级大国，而是问什么时候中国能成为技术大国。然而，有学者认为人们对中国的称赞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来自美国主要的两大思想库的学者也持这种观点，这两大思想库是指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和国际经济研究所(iie)。这两大机构在2006年联合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资产负债表》的书，在此书中，他们质疑中国技术崛起的规模，认为用于支持中国崛起为一个高科技超级大国的数据是不真实的。他们指出，虽然中国每年培养的工程类本科生比美国多三倍，但是中国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却只有美国的一半。此外，中国大部分工程类研究生都是市政或电子工程专业的，只能满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此外，中国的研究生质量也遭到质疑，麦肯锡国际研究所认为中国只有10%的工程和it类研究生具备与国际同行竞争的能力。因为中国起步太低了，所以中国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也存在问题;另外，中国的研发资金只是美国的十分之一。该书的作者还质疑中国技术出口的性质，认为这些出口产品中很少有可以被称作顶尖技术的产品。中国出口美国的技术产品主要是笔记本电脑，其次还有显示器、电视机、移动电话和dvd播放器。这些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也很特别，它们大都是由外国公司从台湾、日本或美国将产品部件运到中国加工，以便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该书还指出:超过一半的中国出口商品、大约90%的电子和信息技术出口商品都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中国国内企业的作用有限。越来越多的企业都是外国独资的，这样可以减少像合资企业那样分享技术的可能。

　　第32节：第二章、走进中国

　　该书的作者还引用了乔治·j·吉博的经历。吉博是一家大型跨国公司驻北京的高级管理人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工作至今，同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身处中国的他却没有感受到中国的技术和管理的进步。

　　吉博认为中国的技术发展成绩平平，其大国地位和潜力也要大打折扣。他写道:

　　与其称中国是一个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崛起的亚洲巨人，不如说它是一个像巴西、印度一样的发展中工业国家。……中国的21世纪经济技术规划显得平淡无奇，似乎也难以让这个国家取得技术成功。……由于难以接触到国际产业产品链，大多数工业企业不可能有可观的利润。

　　或许这是中国故意放慢步伐，以免引起太多的警告。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乔恩·西格德森教授在英国的德莫斯(demos)思想库做讲座时，指出中国的技术发展战略是渐进地构筑它的霸权，而非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突然崛起。因而，到2008年时中国将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市场，而中国政府的战略仅仅指出中国到2010年将成为一个领先的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成为一个中等的技术大国并成为世界技术大国中的一员，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到2049年中国要成为技术超级大国，这些目标或许过于保守。西格德森指出，中国要想领先诸如芬兰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将要比以前领先传统制造业付出更大的代价。他还认为，尽管中国在获得专利方面做的还不够，但是它在设计能力方面进展迅速，适应时代和市场的能力也相当强。因此，我们既不应夸大中国技术的威力，但同样也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中国让成千上万的人脱离贫困

　　2005年10月，前布什政府的鹰派人物、受总统之命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从中国西部较贫穷的甘肃省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他在那里视察了世界银行针对农村人口的几个扶贫项目。他公开表扬中国当局，并表示急于学习中国的经验。东亚地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在最短的时间里让最多的人脱贫的历史，他说，这真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当然，如果没有中国的发展，就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摆脱贫困。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脱贫的人口占发展中国家脱贫人数的75%。他指出，自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了改革政策以来，已经让4亿人脱离了贫困，中国的人均收入有了飞跃性的发展，高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他说: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想让世界银行帮助更多国家学习中国，取得更大的进步，并帮助更多的人脱贫。他说的很对，因为整个90年代，世界的绝对贫困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从12?9亿减少到11?7亿。要是没有中国的努力，不仅东亚的贫困人口不会减少，全球的贫困人口还会增加。

　　中国到底是如何迅速地减少了它的贫困人口呢?大部分人同意的一个原因是:水涨船高--经济发展使一部分人脱离了贫困。另一些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贫困人口从中国经济的改革中获益，他们是全球化的得益者。其实，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其2005年的年度报告中，称赞中国在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过去20年中，中国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不断上升，2005年在177个国家中排名第85位。尽管中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但是它的教育成就和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小学入学率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文化水平与中等收入国家中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所有的省市和自治区都脱离了人类发展的低度状态。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数在25年里从2.5亿下降到0.26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