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钢结构氟碳漆施工工艺:《资本论》错在哪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8:11:39
作者：刘立群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5 23: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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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问世以来曾在不少国家产生较大影响和积极作用，现在也还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少数国家产生较大影响。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反思所谓“自由市场经济”而重新重视《资本论》，该书在许多国家一时成为热销图书，国际学术界也重新争论《资本论》是否过时的问题。这是否说明《资本论》的主要观点确实正确?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基本用意是想揭示经济剥削的秘密，为劳苦大众反对经济剥削提供理论武器。对于这点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从学术研究角度说，该著却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和失误，而不在于它是否过时，因此自该著诞生以来，其许多观点便存在争议。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把剥削仅理解为经济剥削是否正确、全面?该著所论是否是唯一正确的反剥削理论?该著的缺陷和失误到底有哪些?对此应当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而不应仅凭感觉和感情用事。例如在极左时期以及在一些知识结构狭隘片面的人看来，批评《资本论》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本主义辩护”等等，不允许人们进行认真地讨论和研究。一些人对《资本论》的批评确有政治性因素，但也有许多批评主要是从学术角度而非政治角度。学术研究就是学术研究，不应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更不应当政治化。
《资本论》认为，商品经济、货币、“资本-雇佣劳动”这些事物都必然相联，而且都是不合理的，应当完全消除、推翻;取代商品经济的应当是计划经济，取代货币作为商品交换尺度的应当是劳动时间，应当完全消除不劳而获的“资本家阶级”，由劳动者之间自行进行劳动产品的“等价交换”，从而完全消除“经济剥削”;取消商品经济的同时就消除了“必然”出现的生产过剩危机即对物质财富的浪费。如此等等。这个图景似乎十分理想、十分美好。但是，这里却忽略了一系列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
首先需要指出，马克思提出了“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是“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决定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政治在内的“上层建筑”，认为虽然存在着“超经济强制”即因滥用权力而导致的贫富悬殊，但其根子在于经济基础，只要改变不合理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就必然发生变化。因此，马克思只研究“经济剥削”问题而不去研究如何消除因非经济原因而产生的贫富悬殊。其实这个观点本身就有严重缺陷，因为造成社会不公平、贫富悬殊等不合理现象的不仅是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还有政治体制等各种非经济因素;此外，任何制度都是由人来制定、创造的，也完全可以由人来改革和完善。“经济决定论”是把人类社会中极为复杂的各种事情看得过于简单，同时也不符合许多起码的事实。(参阅笔者《超越西方思想——哲学研究核心领域新探》增订版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认识也存在基本的误区，即他丝毫没有考虑和认识到人类消费需求的多样性，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其消费需求可以有、也必然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即广大消费者由于在性别、年龄、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文化程度、职业、民族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对商品的需求是千差万别的。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差别即消费需求的多样性显然趋向于不断增大，并且必然永远存在。除了消费需求之外，还有生产需求，即各个公司企业在从事各种生产的过程中也需要各种不同的生产设备、仪器和原材料等等，生产不同的商品对于生产设备、原材料等的需求必然很不相同，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的不断进步，生产需求的多样性也趋向于不断增大，并且必然永远存在。除了多样性之外，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还都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发展，一般而言是从低级到比较高级、从比较简单到比较复杂，从科技含量低到科技含量比较高，从数量上满足到质量上的提高，等等。由于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样且永远发展变化，不可能再进行简单的无货币的商品交换，而只能通过使用货币的市场经济，而且市场经济只会越来越发达(这意味着规范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也必须越来越多、越细致)。(请参阅“学说连线”网站上笔者“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常态”等一系列文章)
货币是商品价格的符号，既然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应当永远存在下去，那么货币也理应永远存在下去。但由于马克思把商品经济和货币都视为与“经济剥削”密不可分，所以主张最终取消货币，而把“劳动时间”即体力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交换是否公平的尺度。但他明白用体力劳动时间作尺度有诸多缺陷，这会造成花费较多劳动时间的产品卖得更贵，那么大家都会故意花尽量多的劳动时间，这显然于理不通。所以他便绞尽脑汁，想出十分抽象、虚无缥缈的所谓“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作为交换的尺度即“抽象的价值”。其实这也是陷入一理论误区。
首先，无论符号还是制度都是人类发明的产物，人类也可以去改变它们;其次，符号和制度存在某种趋同的趋势，无论是数字(印度-阿拉伯数字)还是度量衡(公制度量衡)都已经达到全世界统一。用来衡量商品价格的符号即货币同样有趋同的趋势，首先是在一国之内达到统一，而后在国家之间达到统一(如欧元)，未来将会在全世界达到统一(而不限于最近热议的世界储备货币)。此外，把“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当作衡量商品的“价值尺度”其实是陷入循环论证且完全脱离实际，因为如果生产者觉得吃亏，就不会再继续生产和出售，从而不可能继续实现商品买卖，也谈不上出现衡量商品的“价值”，所谓“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因此是空的、不可能实现和存在的。这种思路是钻牛角尖，于理不通。
《资本论》认为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不在于流通环节，而在于生产环节即“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资本论》所提出的“剩余价值率”就是经济剥削率，是对经济剥削进行量化的尝试。这貌似深刻，其实并未把问题看透，其一系列思路和推理有严重缺陷，因为问题的根子主要不在于所谓“生产过程”的经济剥削本身，而在于实际收入差距问题。既不论具体过程和方式方法如何，起关键作用的最终是结果：收入差距过大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不论是通过经济方式还是非经济方式，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并不需要去细致地计算所谓“剩余价值率”即“经济剥削率”(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剥削越严重，人民的反抗也越大，所以就需要计算“剩余价值率”。这显然是一十分片面且书生气十足的想法)，而且这种计算本身也是片面的。市场经济本身与滥用政治权力一样都会造成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在于应当采用多种制度手段来发挥市场经济以及公共权力等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一面而限制和克服其不利的一面。收入差距大小完全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调节并加大调节力度，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最低收入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工资协商制度、慈善捐赠、政府信息公开化、官员财产公开化等等。即关键在于结果，而不是具体生产的过程。与此类似，所谓“生产过剩危机”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宏观调控政策等多种手段予以化解。
应当看到，18世纪下半叶开端于英国的产业革命即工业化时代，由于在开始时缺少任何经验和准备，各方面制度建设滞后甚至是空白，许多工厂主便借机赚取不义之财，包括使用童工、超时工作、压低工资等等(其实这些现象在我国至今依然存在，如山西“黑煤窑”事件等等，原因包括制度缺失滞后、官员腐败渎职、企业家平均素质偏低等，也就是说，这类现象和时代本身没有多大关系)，造成工人阶层状况很差并通过多种手段予以抵制和反抗。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这些，出于对工人阶层的深切同情而认真研究有关理论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创造。他们的初衷是完全正当的，出于正义感，应当予以充分肯定。而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以及当时学术研究水平的局限，他们虽自认为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奥秘并指明了人类发展的方向、要“解放工人阶级”，但其实其理论学说有很大缺陷。
当然，这种情况不论在19世纪的西方还是在已进入21世纪的今日世界都普遍存在，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各种理论学说虽层出不穷，但都有各式各样的缺陷，问题在于应当认真研究各种理论学说的缺陷并进一步大胆创新。
我们应大力转变思想观念，不再抱残守缺、作茧自缚、让站不住脚的旧的思想理论蒙蔽和束缚我们，而应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轻装上阵，在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改革现有各种不合理或不大合理的制度，建立起尽可能合理及完善的制度体系，尤其是与社会公平有关的各项制度;并下大力气全面提高全体人民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前进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建成人民安居乐业、全面和谐发展的国家和世界。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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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问世以来曾在不少国家产生较大影响和积极作用，现在也还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少数国家产生较大影响。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反思所谓“自由市场经济”而重新重视《资本论》，该书在许多国家一时成为热销图书，国际学术界也重新争论《资本论》是否过时的问题。这是否说明《资本论》的主要观点确实正确?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基本用意是想揭示经济剥削的秘密，为劳苦大众反对经济剥削提供理论武器。对于这点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从学术研究角度说，该著却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和失误，而不在于它是否过时，因此自该著诞生以来，其许多观点便存在争议。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把剥削仅理解为经济剥削是否正确、全面?该著所论是否是唯一正确的反剥削理论?该著的缺陷和失误到底有哪些?对此应当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而不应仅凭感觉和感情用事。例如在极左时期以及在一些知识结构狭隘片面的人看来，批评《资本论》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本主义辩护”等等，不允许人们进行认真地讨论和研究。一些人对《资本论》的批评确有政治性因素，但也有许多批评主要是从学术角度而非政治角度。学术研究就是学术研究，不应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更不应当政治化。
《资本论》认为，商品经济、货币、“资本-雇佣劳动”这些事物都必然相联，而且都是不合理的，应当完全消除、推翻;取代商品经济的应当是计划经济，取代货币作为商品交换尺度的应当是劳动时间，应当完全消除不劳而获的“资本家阶级”，由劳动者之间自行进行劳动产品的“等价交换”，从而完全消除“经济剥削”;取消商品经济的同时就消除了“必然”出现的生产过剩危机即对物质财富的浪费。如此等等。这个图景似乎十分理想、十分美好。但是，这里却忽略了一系列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
首先需要指出，马克思提出了“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是“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决定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政治在内的“上层建筑”，认为虽然存在着“超经济强制”即因滥用权力而导致的贫富悬殊，但其根子在于经济基础，只要改变不合理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就必然发生变化。因此，马克思只研究“经济剥削”问题而不去研究如何消除因非经济原因而产生的贫富悬殊。其实这个观点本身就有严重缺陷，因为造成社会不公平、贫富悬殊等不合理现象的不仅是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还有政治体制等各种非经济因素;此外，任何制度都是由人来制定、创造的，也完全可以由人来改革和完善。“经济决定论”是把人类社会中极为复杂的各种事情看得过于简单，同时也不符合许多起码的事实。(参阅笔者《超越西方思想——哲学研究核心领域新探》增订版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认识也存在基本的误区，即他丝毫没有考虑和认识到人类消费需求的多样性，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其消费需求可以有、也必然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即广大消费者由于在性别、年龄、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文化程度、职业、民族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对商品的需求是千差万别的。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差别即消费需求的多样性显然趋向于不断增大，并且必然永远存在。除了消费需求之外，还有生产需求，即各个公司企业在从事各种生产的过程中也需要各种不同的生产设备、仪器和原材料等等，生产不同的商品对于生产设备、原材料等的需求必然很不相同，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的不断进步，生产需求的多样性也趋向于不断增大，并且必然永远存在。除了多样性之外，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还都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发展，一般而言是从低级到比较高级、从比较简单到比较复杂，从科技含量低到科技含量比较高，从数量上满足到质量上的提高，等等。由于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样且永远发展变化，不可能再进行简单的无货币的商品交换，而只能通过使用货币的市场经济，而且市场经济只会越来越发达(这意味着规范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也必须越来越多、越细致)。(请参阅“学说连线”网站上笔者“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常态”等一系列文章)
货币是商品价格的符号，既然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应当永远存在下去，那么货币也理应永远存在下去。但由于马克思把商品经济和货币都视为与“经济剥削”密不可分，所以主张最终取消货币，而把“劳动时间”即体力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交换是否公平的尺度。但他明白用体力劳动时间作尺度有诸多缺陷，这会造成花费较多劳动时间的产品卖得更贵，那么大家都会故意花尽量多的劳动时间，这显然于理不通。所以他便绞尽脑汁，想出十分抽象、虚无缥缈的所谓“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作为交换的尺度即“抽象的价值”。其实这也是陷入一理论误区。
首先，无论符号还是制度都是人类发明的产物，人类也可以去改变它们;其次，符号和制度存在某种趋同的趋势，无论是数字(印度-阿拉伯数字)还是度量衡(公制度量衡)都已经达到全世界统一。用来衡量商品价格的符号即货币同样有趋同的趋势，首先是在一国之内达到统一，而后在国家之间达到统一(如欧元)，未来将会在全世界达到统一(而不限于最近热议的世界储备货币)。此外，把“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当作衡量商品的“价值尺度”其实是陷入循环论证且完全脱离实际，因为如果生产者觉得吃亏，就不会再继续生产和出售，从而不可能继续实现商品买卖，也谈不上出现衡量商品的“价值”，所谓“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因此是空的、不可能实现和存在的。这种思路是钻牛角尖，于理不通。
《资本论》认为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不在于流通环节，而在于生产环节即“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资本论》所提出的“剩余价值率”就是经济剥削率，是对经济剥削进行量化的尝试。这貌似深刻，其实并未把问题看透，其一系列思路和推理有严重缺陷，因为问题的根子主要不在于所谓“生产过程”的经济剥削本身，而在于实际收入差距问题。既不论具体过程和方式方法如何，起关键作用的最终是结果：收入差距过大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不论是通过经济方式还是非经济方式，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并不需要去细致地计算所谓“剩余价值率”即“经济剥削率”(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剥削越严重，人民的反抗也越大，所以就需要计算“剩余价值率”。这显然是一十分片面且书生气十足的想法)，而且这种计算本身也是片面的。市场经济本身与滥用政治权力一样都会造成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在于应当采用多种制度手段来发挥市场经济以及公共权力等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一面而限制和克服其不利的一面。收入差距大小完全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调节并加大调节力度，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最低收入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工资协商制度、慈善捐赠、政府信息公开化、官员财产公开化等等。即关键在于结果，而不是具体生产的过程。与此类似，所谓“生产过剩危机”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宏观调控政策等多种手段予以化解。
应当看到，18世纪下半叶开端于英国的产业革命即工业化时代，由于在开始时缺少任何经验和准备，各方面制度建设滞后甚至是空白，许多工厂主便借机赚取不义之财，包括使用童工、超时工作、压低工资等等(其实这些现象在我国至今依然存在，如山西“黑煤窑”事件等等，原因包括制度缺失滞后、官员腐败渎职、企业家平均素质偏低等，也就是说，这类现象和时代本身没有多大关系)，造成工人阶层状况很差并通过多种手段予以抵制和反抗。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这些，出于对工人阶层的深切同情而认真研究有关理论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创造。他们的初衷是完全正当的，出于正义感，应当予以充分肯定。而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以及当时学术研究水平的局限，他们虽自认为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奥秘并指明了人类发展的方向、要“解放工人阶级”，但其实其理论学说有很大缺陷。
当然，这种情况不论在19世纪的西方还是在已进入21世纪的今日世界都普遍存在，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各种理论学说虽层出不穷，但都有各式各样的缺陷，问题在于应当认真研究各种理论学说的缺陷并进一步大胆创新。
我们应大力转变思想观念，不再抱残守缺、作茧自缚、让站不住脚的旧的思想理论蒙蔽和束缚我们，而应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轻装上阵，在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改革现有各种不合理或不大合理的制度，建立起尽可能合理及完善的制度体系，尤其是与社会公平有关的各项制度;并下大力气全面提高全体人民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前进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建成人民安居乐业、全面和谐发展的国家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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