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限价房选房后多久交款:“卢美美”错在哪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1:32:39
【财新网】（记者 任波）
官办慈善机构不断被舆论质疑，团中央背景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卢美美”继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后再度被扒出。两个“美美”惹来一身口水，原因何在？
“卢美美”本名卢星宇，年方24。与郭美美自称想象中的“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职位不同，卢星宇正担任“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参与管理上亿元的项目。
具体对中非希望工程项目，需要一分为二来观察。企业有意愿在非洲援建一些希望小学，只要符合捐赠人意愿，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并无不可。而卢星宇本人，只要是通过正当、合法的程序来参与慈善项目，能够胜任工作，那么年龄和家庭背景也不是她的过错。
公众之所以质疑“卢美美事件”，表面上，一为其“富二代”身份，二为其年龄，三为其所参与项目，但实际上是对“卢美美”及其背后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与青基会合作募集、使用资金方式的质疑。
就目前所知，“中非希望工程”之类的项目完全可以通过私募基金会来运作。而青基会方面，也声称该项目为企业与其合作的一个专项基金，资金由合作方即“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向企业定向劝募，并无公募的打算。
但是，如该项目通过私募基金会来运作，无论从程序、操作的难度还是从项目本身的知名度考虑，其影响力很难与目前“联姻”青基会的运作模式相媲美。不过，问题在于，青基会是一个知名度颇高的公募基金会，其信息披露和监管等要求与私募基金会有不小的差距。
例如，在人事安排上，《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用私人财产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允许相互有近亲属关系的基金会理事存在，总数须控制在理事总人数三分之一以内，而公募基金会中，具有近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同时在理事会任职。
在信息披露上，公募基金会也要承担更多义务，如组织募捐活动，无论是活动前、活动中，还是活动后，都要专门披露募款情况，包括募得资金后拟开展的公益活动和资金的详细使用计划，募捐所取得的收入和用于开展公益活动的成本支出情况等。而对私募基金会，由于无须向公众募款，则没有这方面的披露义务，底线是向监管部门和捐赠人负责。
对照上述标准，在硬币的另一面，该项目挂靠公募基金会，却采取私募的形式来运作，无论是治理结构还是信息披露等关键点，则颇有越界之处。除了卢星宇与其父的近亲关系，无论是“中非希望工程”项目，还是中国青基会，都没有公布该项目的财务报告。
从运作模式来看，这是一种既享受公募基金会的便利，又不用承担公募基金会的义务的“打擦边球”式的选择，很难不被怀疑或有不能见光之处。既然利用公募基金会的品牌和资源来运作，那么该项目也应符合公募基金会的信息披露和监督要求，严格执行，让公众信服。
比如，就“中非希望工程”而言，青基会方面要提取10%的管理费，亦引发舆论批评。按国际惯例，慈善机构提取一定管理费用合情合理。但在目前缺乏透明度、缺乏有效监管的体制下，公众对青基会提取10%的管理费用难以接受，亦在情理之中。可资对比的是，香港乐施会在内地项目的行政管理费用，即控制在3%以下，远低于内地《基金会管理条例》所规定10%的标准。
舆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质疑官办慈善组织，其实源于这些组织深层的制度缺陷，比如缺乏透明度、缺乏监督、资金使用低效、甚至可能藏污纳垢，虽取之于民，但却没有可靠机制保障善款用之于民。若不能做出根本性反思和调整，长此以往，必然会打击民众信心，伤及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官办慈善机构不断被舆论质疑，团中央背景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卢美美”继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后再度被扒出。两个“美美”惹来一身口水，原因何在？
“卢美美”本名卢星宇，年方24。与郭美美自称想象中的“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职位不同，卢星宇正担任“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参与管理上亿元的项目。
具体对中非希望工程项目，需要一分为二来观察。企业有意愿在非洲援建一些希望小学，只要符合捐赠人意愿，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并无不可。而卢星宇本人，只要是通过正当、合法的程序来参与慈善项目，能够胜任工作，那么年龄和家庭背景也不是她的过错。
公众之所以质疑“卢美美事件”，表面上，一为其“富二代”身份，二为其年龄，三为其所参与项目，但实际上是对“卢美美”及其背后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与青基会合作募集、使用资金方式的质疑。
就目前所知，“中非希望工程”之类的项目完全可以通过私募基金会来运作。而青基会方面，也声称该项目为企业与其合作的一个专项基金，资金由合作方即“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向企业定向劝募，并无公募的打算。
但是，如该项目通过私募基金会来运作，无论从程序、操作的难度还是从项目本身的知名度考虑，其影响力很难与目前“联姻”青基会的运作模式相媲美。不过，问题在于，青基会是一个知名度颇高的公募基金会，其信息披露和监管等要求与私募基金会有不小的差距。
例如，在人事安排上，《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用私人财产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允许相互有近亲属关系的基金会理事存在，总数须控制在理事总人数三分之一以内，而公募基金会中，具有近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同时在理事会任职。
在信息披露上，公募基金会也要承担更多义务，如组织募捐活动，无论是活动前、活动中，还是活动后，都要专门披露募款情况，包括募得资金后拟开展的公益活动和资金的详细使用计划，募捐所取得的收入和用于开展公益活动的成本支出情况等。而对私募基金会，由于无须向公众募款，则没有这方面的披露义务，底线是向监管部门和捐赠人负责。
对照上述标准，在硬币的另一面，该项目挂靠公募基金会，却采取私募的形式来运作，无论是治理结构还是信息披露等关键点，则颇有越界之处。除了卢星宇与其父的近亲关系，无论是“中非希望工程”项目，还是中国青基会，都没有公布该项目的财务报告。
从运作模式来看，这是一种既享受公募基金会的便利，又不用承担公募基金会的义务的“打擦边球”式的选择，很难不被怀疑或有不能见光之处。既然利用公募基金会的品牌和资源来运作，那么该项目也应符合公募基金会的信息披露和监督要求，严格执行，让公众信服。
比如，就“中非希望工程”而言，青基会方面要提取10%的管理费，亦引发舆论批评。按国际惯例，慈善机构提取一定管理费用合情合理。但在目前缺乏透明度、缺乏有效监管的体制下，公众对青基会提取10%的管理费用难以接受，亦在情理之中。可资对比的是，香港乐施会在内地项目的行政管理费用，即控制在3%以下，远低于内地《基金会管理条例》所规定10%的标准。
舆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质疑官办慈善组织，其实源于这些组织深层的制度缺陷，比如缺乏透明度、缺乏监督、资金使用低效、甚至可能藏污纳垢，虽取之于民，但却没有可靠机制保障善款用之于民。若不能做出根本性反思和调整，长此以往，必然会打击民众信心，伤及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