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阿桦广场舞辣妹子的爱:方正县政府错在哪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5 19:34:54
作者：秦轩
刚从方正回来，给诸位老师汇报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先声明我很尊敬也热爱日本。
这件事，在我看来，最为核心的是官方建构历史记忆方面有问题，其背后映像着不少东西，中国政府的外交观念和历史观等等。
具体说，方正县政府犯了3个错误。
首先第一个，对历史记忆的先后次序胡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政府，建构历史记忆当然应当考虑政府的属性、功能。在我看来，政府的基本责任之一是维系地区的安全，大到国家，小到街道。所以在一个国家里，对于以往被侵略的历史记忆中，排第一位的，应当是彼时当地政权或地下力量的反抗。这就像是当下的所谓守护神对彼时的前辈守护神致敬，致敬也是标榜当下政权的合法性的需要。第二位或可说是被侵略时当地人的遭遇，这里不是仇恨不仇恨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标榜政府自身角色、价值的问题。
方正地区有如下几种历史记忆，抗联、苏联红军、开拓团、关东军、当地老百姓。目前在方正有抗联碑，苏联红军碑，中日友好园林，唯有后者规模最大，最受重视，有专人管理。
然后说到名录墙，名录墙两面：开拓团和中国养父母。从具体事件上说，这就是地方政府要将一段往事记录在案。但与其他历史记忆比较，厚此薄彼，抗联名录没有，当地被关东军以及苏联红军伤害的本地人没有，而是先轮到一段“和平的佳话”。
只有不用为人民的安全负责的政府才能干出这样的事。
所以，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有没有类似方正县政府做事的例子，印象里，似乎很罕见。
方正县政府的第二个错误，是第一个错误的延续，既一厢情愿地建构一个以德报怨的传奇故事。我在当地翻阅了当地人整理的材料与口述若干。作者水平不高，但也许正因此，造假的能力不强，且在某些方面顾虑更小。比如写到苏联红军的作为，写到方正县光棍20斤面去挑媳妇，挑了4、5个回来一家子叔侄分掉、文革中遗孤被怀疑是特务，成为社会边缘人等等。
我们姑且政治不正确地假设一下，有一天突厥人东进，新疆沦陷，新疆建设兵团的人被维族人就地消化，这些建设兵团的人会怎么想，若干年后，混血儿东归到全国各地，汉人会对他们怎么看待。
这些遗孤会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成长，我们只要略做想象，就该明白其中绝非简单的人道主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能说清楚的。
方正县政府十数年来反复搜罗各种感恩的例子，建构一个传奇、佳话，最爱说的，是日本农民藤原长作改良水稻、遗孤远藤勇修坟捐款的故事等。 老实讲，材料有点单薄，而且这些材料，当地人也没说透。
比如远藤勇建的中国养父母坟，90年代修建，据说是把十几具中国养父母合葬，包括他自己的。 但是，坟前的墓碑上没有这些人的名字。为什么会没有，恐怕除了远藤本人谁也说不清楚。这十几具骸骨和日本人墓中那些开拓团的不同，这些骸骨死于和平年代，人人有案可查，且很难想象死者没有亲属或儿女。那这些中国当地的亲属或儿女如何被远藤勇说服，允许合葬，且不立名目，说不清楚。
且这些养父母收养的日本遗孤为何没有为建墓出力，又或者他们出力，当地政府为何只说是远藤勇一人所为？ 我实在想不明白。当地官员给我的解释仅仅是，这恰恰是方正人民人道主义的体现。
方正县政府犯的第三个错误，在我看来是程序上的和角色上的。我想在民主国家不会出这样的丑闻，因为项目需要经过舆论、议会讨论，其结果则形成项目的合法性基础。这个在方正县没有。又或者，此事由日本遗孤的联谊会出面，华侨出面等等都可以，因为他们没有政府合法性身份的负担，不用面面俱到。 即使中日友好园林比抗联的纪念物修得好再多，地方政府也无可指摘。责任反倒应当是抗联后人无能或者民众忘本。
其实，名录墙一事只是因为敏感，且遭到冲击而受到关注，方正县政府按同一思路干的，还有其他事情。比如牌匾要求用日文，这是为了给侨民看，大概尤其是二代或三代长期在日本生活的侨民看的。 通常，双语或多语文化现象并存，都是在文明边缘地带，比如延吉地区、新疆地区、西藏地区等等，而其一定会伴随文明的共生，这又一定会在具体的生活方式上有所反应，包括饮食习惯。
但在方正县，唯一的日本料理店几年前就倒闭了。反倒有几家韩国餐馆。
再有日式风情街，几家小店、几家旅馆，如果不是入口处的牌子，这条街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步行街没有什么差异。其中可以说唯一能让人联想到日本的，是一家叫新宿夜的小旅店，门口还挂着一排日式的红色小灯笼。
实际上，每晚5点以后，这里就有一大半商户关门，非常萧条。
更不要说，目前方正县连一家日资企业都没有。
总之，我认为此事首先责任在于政府。至于那些抗议者，如果他们去日本企业、餐馆或者领事馆，那么我反对，但去抗议方正县政府，不管其人是否愤青，在动机和行为上，我认为都有道理可讲。
拉拉杂杂说了一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有些表述还不够清晰，抱歉。
刚从方正回来，给诸位老师汇报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先声明我很尊敬也热爱日本。
这件事，在我看来，最为核心的是官方建构历史记忆方面有问题，其背后映像着不少东西，中国政府的外交观念和历史观等等。
具体说，方正县政府犯了3个错误。
首先第一个，对历史记忆的先后次序胡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政府，建构历史记忆当然应当考虑政府的属性、功能。在我看来，政府的基本责任之一是维系地区的安全，大到国家，小到街道。所以在一个国家里，对于以往被侵略的历史记忆中，排第一位的，应当是彼时当地政权或地下力量的反抗。这就像是当下的所谓守护神对彼时的前辈守护神致敬，致敬也是标榜当下政权的合法性的需要。第二位或可说是被侵略时当地人的遭遇，这里不是仇恨不仇恨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标榜政府自身角色、价值的问题。
方正地区有如下几种历史记忆，抗联、苏联红军、开拓团、关东军、当地老百姓。目前在方正有抗联碑，苏联红军碑，中日友好园林，唯有后者规模最大，最受重视，有专人管理。
然后说到名录墙，名录墙两面：开拓团和中国养父母。从具体事件上说，这就是地方政府要将一段往事记录在案。但与其他历史记忆比较，厚此薄彼，抗联名录没有，当地被关东军以及苏联红军伤害的本地人没有，而是先轮到一段“和平的佳话”。
只有不用为人民的安全负责的政府才能干出这样的事。
所以，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有没有类似方正县政府做事的例子，印象里，似乎很罕见。
方正县政府的第二个错误，是第一个错误的延续，既一厢情愿地建构一个以德报怨的传奇故事。我在当地翻阅了当地人整理的材料与口述若干。作者水平不高，但也许正因此，造假的能力不强，且在某些方面顾虑更小。比如写到苏联红军的作为，写到方正县光棍20斤面去挑媳妇，挑了4、5个回来一家子叔侄分掉、文革中遗孤被怀疑是特务，成为社会边缘人等等。
我们姑且政治不正确地假设一下，有一天突厥人东进，新疆沦陷，新疆建设兵团的人被维族人就地消化，这些建设兵团的人会怎么想，若干年后，混血儿东归到全国各地，汉人会对他们怎么看待。
这些遗孤会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成长，我们只要略做想象，就该明白其中绝非简单的人道主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能说清楚的。
方正县政府十数年来反复搜罗各种感恩的例子，建构一个传奇、佳话，最爱说的，是日本农民藤原长作改良水稻、遗孤远藤勇修坟捐款的故事等。 老实讲，材料有点单薄，而且这些材料，当地人也没说透。
比如远藤勇建的中国养父母坟，90年代修建，据说是把十几具中国养父母合葬，包括他自己的。 但是，坟前的墓碑上没有这些人的名字。为什么会没有，恐怕除了远藤本人谁也说不清楚。这十几具骸骨和日本人墓中那些开拓团的不同，这些骸骨死于和平年代，人人有案可查，且很难想象死者没有亲属或儿女。那这些中国当地的亲属或儿女如何被远藤勇说服，允许合葬，且不立名目，说不清楚。
且这些养父母收养的日本遗孤为何没有为建墓出力，又或者他们出力，当地政府为何只说是远藤勇一人所为？ 我实在想不明白。当地官员给我的解释仅仅是，这恰恰是方正人民人道主义的体现。
方正县政府犯的第三个错误，在我看来是程序上的和角色上的。我想在民主国家不会出这样的丑闻，因为项目需要经过舆论、议会讨论，其结果则形成项目的合法性基础。这个在方正县没有。又或者，此事由日本遗孤的联谊会出面，华侨出面等等都可以，因为他们没有政府合法性身份的负担，不用面面俱到。 即使中日友好园林比抗联的纪念物修得好再多，地方政府也无可指摘。责任反倒应当是抗联后人无能或者民众忘本。
其实，名录墙一事只是因为敏感，且遭到冲击而受到关注，方正县政府按同一思路干的，还有其他事情。比如牌匾要求用日文，这是为了给侨民看，大概尤其是二代或三代长期在日本生活的侨民看的。 通常，双语或多语文化现象并存，都是在文明边缘地带，比如延吉地区、新疆地区、西藏地区等等，而其一定会伴随文明的共生，这又一定会在具体的生活方式上有所反应，包括饮食习惯。
但在方正县，唯一的日本料理店几年前就倒闭了。反倒有几家韩国餐馆。
再有日式风情街，几家小店、几家旅馆，如果不是入口处的牌子，这条街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步行街没有什么差异。其中可以说唯一能让人联想到日本的，是一家叫新宿夜的小旅店，门口还挂着一排日式的红色小灯笼。
实际上，每晚5点以后，这里就有一大半商户关门，非常萧条。
更不要说，目前方正县连一家日资企业都没有。
总之，我认为此事首先责任在于政府。至于那些抗议者，如果他们去日本企业、餐馆或者领事馆，那么我反对，但去抗议方正县政府，不管其人是否愤青，在动机和行为上，我认为都有道理可讲。
拉拉杂杂说了一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有些表述还不够清晰，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