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恩世袭制:萧扬：1959年对张闻天外交路线的批判

　　1959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军队和外事系统立即分别开会，更加猛烈地批斗彭德怀、张闻天。全国外事会议同军委扩大会议同时举行，从8月下旬开到9月12日。接着又在外交部展开揭批运动，从10月24日大会动员，一直搞到1960年1月中旬。外交部揭批运动（以及以后长期的专案审查）的重点，是“里通外国”问题，因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庐山提意见是苏联支持的颠覆活动。运动中大量时间用于要所谓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揭发交代，也有几天开全部党员大会，集中进行所谓分析批判。大批特批张闻天在外交部的“反党宗派集团”（那时中苏尚未公开破裂，“里通外国”问题不好拿到大会上）。批判的重点之一就是所谓张闻天的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

　　按照惯例，一个人一旦被打倒，也就被全盘否定。对张闻天的否定要涉及外交，本来已属必然，这次不同的是还有具体的最高指示。张闻天挨批期间，我在他身边工作，曾听他说，毛泽东在某次会上问了一句：在国内问题上右倾，在对外问题上怎么样呀？人们感到，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他决心要在对外政策上反右。果然这一意向立即落实到了外事会议和外交部的批判上。

　　在外交部的批判大会上，一些司长分别就外交上的不同问题做专题发言，还有人做综合性的批判。今天想来，批判者除个别人争当积极分子外，多数也是为运动所裹挟，也许并不相信自己所说。不管怎样，两条路线斗争的阵势已经摆开。我当时正在接受严厉批判，正在强令自己“端正立场”，改变认识，因此对所有批判发言都认真记录。这些记录经过“文革”劫难居然有两本（不是全部）夹在极少数被发还的材料当中，倒成为今天写这一段历史可资援引的资料了。

　　一

　　对“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批判，关键是说张闻天只讲和平共处，不讲世界革命。

　　张闻天确实主张实行和平共处政策。他认为：“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论和平共处》。张闻天文集，第4卷，226页。）自他1955年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以后，推行和平共处政策可以说是贯穿于他全部工作的红线。他不仅在日常外交实践中推行这一政策，而且从理论上多方阐释，力图发展和深化和平共处的进程。1956年他主持外交部第二次驻外使节会议，着重分析了执行和平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各种认识问题，尤其是带有“左”的倾向的认识问题。对于我们曾经支持当地武装斗争反对其政权的亚非国家，特别分析了必须同它们实行和平共处的根据。1956年8月，张闻天组织人写了《论和平共处》一文，全面论述和平共处政策的根据、内容和执行中的问题。1957年他视察驻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四国使馆，现场了解情况，解决妨碍执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认识问题。

　　本来，和平共处也曾是中央宣布的政策。周恩来1953年12月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判中提出了五项原则，毛泽东在1954年7月也认同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334页。）但是，自1957年毛泽东访苏归来，情况有了变化。在访苏归来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批评苏共的和平共处对外政策总路线，认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等问题。（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52页。）大约从此时起，世界革命的旗帜日益鲜明，和平共处开始受到或明或暗的非议。中央领导同志论述中国外交的任务时，开始强调新的世界要推翻旧的世界，代替它，是我们“今天现实的斗争”（周恩来1958年4月15日在全国外事会议上的报告。）。“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要促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新中国的外交也正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陈毅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坚决贯彻党的外交路线》。）到了1959年，外交上的“左”倾思想终于挟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之威，以张闻天为靶子，大举批判和平共处了。

　　张闻天的和平共处思想，确实是同支持世界革命的路线相对立的。第一，从治国理念和方略说，张闻天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应该全力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办好我们自己的事。“外交战线上的任务，就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证最有利的国际条件，例如争取和平的环境，发展同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张闻天文集，4卷，270页。），而不是支援世界革命。第二，从革命原则说，张闻天认为，“革命决不能输出。革命与否，如何革命，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张闻天选集，1985年，476页。）“别的国家是否革命那是人家的事，我们用不着管”（在驻印尼使馆党委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6月。张闻天年谱，下卷，1061页。）。第三，落实到外交实践，就要摒弃输出革命或曰支援世界革命的思维和行动，就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四处推销中国革命经验，反对强加于人的革命宣传，对外援助要有节制，就要确认和平共处“不是一时的策略措施”（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张闻天选集，1985年，474页。），而要确立“长期和平共处的思想”，（在驻巴基斯坦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7年5月22日。张闻天年谱，下卷，1060页。）“一切工作都应围绕着争取长期友好相处这一总的目的”（视察驻印度等四国使馆的报告。张闻天文集，第4卷，254页。）。

　　批判张闻天的和平共处思想，有其投鼠忌器的为难之处。因为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提出的，形势也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公开喊出打倒帝修反口号的那一步，所以批判者不好从理论上公开反对和平共处。他们只能拐弯抹角（其实也已经相当赤裸裸）地做文章。第一，他们说，世界革命是我们外交工作的终极目标，张闻天所说的长期的和平共处，是维持现状，是同这一总的战略目标相反的。一位司长说，“在世界上也要讲不断革命论”，“张闻天外交路线的根本错误是没有世界革命的思想，或将世界革命推到遥远的将来。”第二，还是这位司长说，“和平共处是用以达到世界革命目的的手段、策略”，“革命不能输出是策略，在一定的时期如果拘泥于这个理论必须遵行而不支持外国革命，就不对。”第三，他们说，和平共处只适用于民族主义国家，不能笼统地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

　　张闻天确实没有中国外交要在当下推进世界革命的思想，甚至对于是否要在遥远的将来促进世界革命也从未涉及。他说革命不能输出，确实从来没有附加任何时间地点的限制。他主张实行和平共处，也没有将帝国主义国家排除在外。但是，张闻天的这些主张，对于今天正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人来说，难道不都是无须论证的公理吗？

　　二

　　对张闻天的批判，还集中在形势估计问题上，即对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本来，要批判和平共处，就不能不涉及形势估计：必须证明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才能得出和平共处不可行；必须描绘一幅干柴遍野的景象，才能说世界革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当时批判的重点是说张闻天只讲缓和，不讲要警惕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张闻天也说战争有打起来和打不起来的两种可能性。不同的是，他认为两者的比例不是一半一半，（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卷，299页。）而是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而且“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愈来愈大”（在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５月22日。张闻天年谱，1060页。），战争愈来愈打不起来。我们对内对外工作的布置，应该从这个基点出发。“争取世界和平，防止突然事变”的方针中，“主要的还是争取世界和平”（战争是可能避免的。张闻天文集，第4卷，258页。）。这显然与主流看法不协调。当时的重点始终放在战争可能打起来上，反复强调要准备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强调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326页。）“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美国可怕，又不可怕。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6页。），即使“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392页。）这种看法主导党内外舆论，因此1959年6月27日张闻天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提到“大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一天天在减少”，陈毅就对此表示异议。陈毅因病没有参加这次务虚会，后来看了张闻天的发言纪要说，这个发言他看了三遍，他觉得讲得很好，他都同意。唯独对大战可能性在减少这一点，他有不同看法。到了两个月后的批判会上，这便成了张闻天的一条罪状了。

　　张闻天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认为战争有可能完全避免。这就同苏共的看法纠缠在一起了。他先是在1955年8月批评“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是“主观主义的偏向”（在《关于美国外交策略的新变化》一文中加写的一段话。张闻天年谱，993页。）（用语同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所提“战争不是不可避免”几乎完全一样，时间还早半年），继而说，“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在外交部部务会议上的讲话。张闻天年谱，1013页。），最后说，“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论和平共处，张闻天文集，第4卷，225页。）。毛泽东说，苏共的观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见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4页。）

　　至于世界革命，张闻天不认为存在世界革命的形势，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即使人们最为瞩目的东南亚，他也认为那里的民族民主革命并不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不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形势。那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实在谈不上革命形势，1959年的批判者便将批判集中于亚非拉地区。一位主管亚洲地区的司长说，印度土地问题未解决，工业发展速度减缓，工资逐年下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对帝国主义依赖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国家阶级矛盾尖锐化，统治阶级走向反动，不可避免地对内要反共独裁、对外要反苏反华，放弃和平中立路线，“这使右派、中间派丧失威信，便利共产党上台。”他们批评张闻天看不见那里的革命形势。

　　事实表明，在上世纪50年代，张闻天已经看出，战争和革命不再是时代的主题（尽管他还没有使用明确的语言点破这一点），国际战略和外交界的主流也已经感觉到了张闻天持有这种看法，而且不能容忍这种看法。他们急切地批判张闻天，战争和革命的理论果然就愈益大行其道：公开提出了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而且“战争引起革命”，世界革命形势已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

　　三

　　同世界革命形势估计紧密相连的，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主义国家应该如何认识、应取何种政策的问题。

　　张闻天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看，不能再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大部分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后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实行民族改良主义与和平中立政策，具有进步性，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在短时期内，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还不大可能树立起政治上的领导，还看不到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经过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而进入社会主义。因此，不能搬用中国革命的经验。对这些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不能搞共产党领导的通过武装斗争推翻现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应该采取有团结有批评、主要是争取和支持的政策，支持它们走中间道路，争取同它们长期和平共处。他告诫一定要严格遵守五项原则，对这些国家的工作不宜要求过高过急，不要勉为其难和强加于人。他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应结论需要修改。

　　1957年张闻天到驻印度尼西亚使馆视察，发现不少人觉得印度尼西亚形势大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联合苏加诺，力量强大，乐观情绪弥漫。因此他强调，人民民主革命不是印度尼西亚今天的任务，印度尼西亚民族民主力量还不占压倒优势。政局如何发展，现在就下结论未免太早。苏加诺如果走得太快，会被人推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离参政还早，离领导政府更远，要安心长期做反对派。他特别强调：不要把中国革命方式搬到印度尼西亚使用。印度尼西亚国内革命力量的发展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不要介入，不要受激进华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配。不要在那里搞群众运动，不向驻在国做政治宣传，文化宣传不要过分。我们的计划如偏高了，将来不好收拾。争取让华侨能够长期生存下去，正当的权益得到保护。

　　1958年和1959年，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出现了明显的摇摆。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拉克相继采取了某些反华反共的措施。按照毛泽东“不怕鬼”的方针，中国同尼赫鲁这个“半人半鬼”进行了一场严重斗争。毛泽东说：“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毛泽东文集，第八卷，51页。）在此形势下，张闻天多次发言并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集中阐明观点，认为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摇摆，正是他们执行的中间路线的特点。尽管摇摆，只要坚持中间路线，就不能影响民族独立运动继续向前发展的总趋势。中间路线还有一个时期的生命力。各国共产党不能太急，既要反右（不划清界限），又要反“左”（急于搞人民革命）。我们对执行中间路线的国家，仍应承认其两面性，不因其摇摆而动摇。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此是怎样批判的呢？一位司长说，应该剥夺民族主义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应该强调他们的民族改良主义没有前途，应该加强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另一位司长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经日益尖锐”。还有人说，“民族主义国家不仅是摇摆，而是发展了反动性”（不久这些国家就被列为“反动派”）。张闻天关于印度尼西亚形势的讲话被说成不许人民革命，关于华侨工作的讲话则是提倡卖国主义。随后一大批民族主义国家就被公开戴上“反动派”的帽子而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一同划入应予打倒之列。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被称为“反动派”的国家发生过人民革命而被打倒。相反，张闻天被批判之后仅仅过了六年，就出现了血腥的“九三○”事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千万左翼人士人头落地，苏加诺被逼下台，华人华侨横遭池鱼之灾，印度尼西亚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外交关系中断长达23年。张闻天不幸而言中。

　　四

　　张闻天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主张对外保持缓和的理性的姿态，反对一味高调斗争。对于西方世界，他主张接触，争取国际合作，不赞成自我封闭。这些也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表现。外事会议的总结发言就把张闻天“偏重于缓和、和平共处、联合、让步”当做批判对象。

　　从1958年起，中国曾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例如批判南共纲领，中断同日本的一切来往，同赫鲁晓夫争论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金门打炮，同印度“大闹一场”，等等。这些行动都有各自起因，但是结果都使局势更加紧张和动荡。毛泽东认为，“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有利。（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416、409页。）张闻天则主张缓和局势，而且认为我们争取缓和的态度事关重大。“世界局势并不决定于美国一国。它紧张，我们不紧张，也就紧张不起来。”（在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５月22日。张闻天年谱，1059～1060页。）对美国，他也认为“并不是一点妥协可能也没有”（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卷，301页。）。因此，对于所有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的行动，张闻天都是消极的。他的一些未被接受的建议，都是倾向于对外表现缓和一些的。例如，对于涉台事件不必事事抗议，对于中印边界采取较易为印方接受的解决方案，在批判南共纲领以后也尽量同南斯拉夫维持国家关系，等等。

　　有一个释放美犯问题。1956年底周恩来访问印度，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建议并转告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意见，希望中国政府提前释放正在服刑的10名美国罪犯。周恩来觉得可以同意，让驻印度使馆电告国内，要外交部提出意见报中央审批。张闻天和外交部其他副部长也都同意。不料毛泽东大为震怒。他说，美国人一个也不能放，关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愈是印度讲情就愈不放。他还严词质问，你们外交部究竟是北京的外交部还是华盛顿的外交部。在1959年的运动中，张闻天释放美犯的这一主张被提到了崇美、恐美、亲美、讨好美国、对美国有幻想的高度，当做右倾机会主义的例证而大加批判（其实也就批判了周恩来和外交部其他副部长）。

　　张闻天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要发展和进步（甚至要生存）都必须同其他国家和人民进行合作”，“完全的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张闻天文集，第4卷，280页。）他1950年就向中央建议早日同英国一类国家建交，1954年又建议同英国不搞半建交而直接互派大使。对进入联合国问题，他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在驱蒋问题上采取灵活做法。对待西方经济、科学、文化成果，他持积极开放态度，1948年就曾将外资经济规划为新中国六种经济成分之一，1958年又建议举办国际博览会以引进国外设备技术。他还建议加强翻译出版西方国际问题著作。他认为，外交不单纯是国际斗争，而且还是国际合作。

　　张闻天的这一整套主张，显然同“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此前的“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等方针背道而驰，在1959年的运动中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证。

　　五

　　1959年运动另一个批判重点，是张闻天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态度。

　　1958年5月中共发动对南共纲领的批判，中南关系骤冷。张闻天努力设法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央外事小组的会上，他反对在国际会议场合采取同南斯拉夫对抗的方针，主张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之间的会议和活动可以让南斯拉夫参加。1959年运动中批判说，这是混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区别。

　　（作者曾任张闻天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