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中的3个“卖国贼”都有功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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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6-24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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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驻日大使的章宗祥（1879-1962年）与夫人陈彦安

　　章宗祥：起草中国最早的刑法草案

　　章宗祥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对日本情有独钟，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没必要远渡重洋去美国、欧洲取经。他当年去日本时考取的是公费留学生，成为1898年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的第一批留学生，当时仅有六名佼佼者，其中还有杨绛的父亲杨荫杭。

　　章宗祥回国后为清政府编过商法，清廷曾赐他进士出身。他还参与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新近有研究者发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章宗祥和董康联合纂拟的《刑律草案》（稿本），在时间上早于由冈田朝太郎主持完成的新刑律草案，应属于中国近代法史上第一部由国人自己主持起草的刑法草案。此草案开始采用了现代刑法的体例，模仿日本，折衷中西，并率先引入了罪刑法定主义，以及惩治教育的立法宗旨，堪称中国近代刑法典的开篇之作。而它不被人所知的原因有可能是，该草案没来得及正式上呈，就被冈田氏刑律草案所代替，从而没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章宗祥写过《新刑律颁布之经过》一文，回忆了当初编纂草案时的难忘经历：“房屋已陈腐失修，雨日地面出水，潮气逼人”，但除了开会日，他和董康每天足不出户地编译整理草案，到了盛夏仍不休息，“两人对坐，余口译，董笔述，至今犹能忆及当时情状。”

　　章宗祥与杨荫杭是同窗兼老友，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还提到过，暑假的一天，章宗祥接他们全家到他家去玩。“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我还是个小土包子，没坐过汽车。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只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后，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父亲藏有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杨绛父母讲到“二十一条”时，总用“嘴巴”一词代称章宗祥，“据我猜想，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不错）。”

　　后来章宗祥给袁世凯当过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当时跟日本签的卖国条约，大都经过他的手，也因此被批为“卖国贼”。“五四运动”当天，他是三人中最惨的一位。学生们涌进曹家时，章宗祥本来藏在地窖中，当听见外面喊叫起火了，他便从地窖里跑了出来，被学生们逮个正着，报以乱拳。曹宅管家燕筱亭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学生们还是寻了过来，曹家仆人李福在后来的审讯证词中描述当时的情境：“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用砖头在门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最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了章宗祥。

　　当天，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平山远出具了章宗祥伤势的证明：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据说章宗祥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不过，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章宗祥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替他具呈保释学生，“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伤势转好后，6月初章宗祥也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

　　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等建立伪国民政府，为日本服务，大汉奸们多次拉拢章宗祥入伙，尤其是汪精卫对章宗祥惺惺相惜，因为二十多年前章曾在他性命攸关之际帮过他。这要追溯到1910年那起轰动全国的大案，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事情败露，被捕入狱。当时主审汪精卫一案的是民政部大臣耆善，章宗祥为民政部右丞，主持一切庭审事务。审汪一案出现两种论调，一边是御史胡思敬等主张极刑，一边是肃亲王、章宗祥等人认为现在正推行宪政，革命党人也不止汪、黄二人，不如从宽处理。耆善非常清楚革命烽火不可遏制，打算宽待汪精卫以市惠，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以“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了汪精卫一死。当时来操作一切具体事宜的就是章宗祥，他非常善待狱中的汪精卫，汪犯了这么大的事得以不死，章可谓出了大力气，不过那时候的汪精卫也还远不是大汉奸。

　　1931年3月，章宗祥应汉奸王揖唐之邀到北平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2年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伪电力公司董事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迁居上海，以汉奸罪被捕。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