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庆冲压最新招聘信息:《建党伟业》中三个曾有功于国的“卖国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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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拿薪水，所得的全部报酬就是，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工作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
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曹汝霖迁居上海，先被短暂囚禁，后释放。1949年去了台湾，后去日本、美国。他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仍不免为自己辩白，忆及“五四运动”时，他倒也大度感慨：“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1966年8月他病死于美国底特律。
章宗祥：起草中国最早的刑法草案
章宗祥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对日本情有独钟，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没必要远渡重洋去美国、欧洲取经。他当年去日本时考取的是公费留学生，成为1898年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的第一批留学生，当时仅有六名佼佼者，其中还有杨绛的父亲杨荫杭。
章宗祥回国后为清政府编过商法，清廷曾赐他进士出身。他还参与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新近有研究者发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章宗祥和董康联合纂拟的《刑律草案》（稿本），在时间上早于由冈田朝太郎主持完成的新刑律草案，应属于中国近代法史上第一部由国人自己主持起草的刑法草案。
此草案开始采用了现代刑法的体例，模仿日本，折衷中西，并率先引入了罪刑法定主义，以及惩治教育的立法宗旨，堪称中国近代刑法典的开篇之作。而它不被人所知的原因有可能是，该草案没来得及正式上呈，就被冈田氏刑律草案所代替，从而没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
章宗祥写过《新刑律颁布之经过》一文，回忆了当初编纂草案时的难忘经历：“房屋已陈腐失修，雨日地面出水，潮气逼人”，但除了开会日，他和董康每天足不出户地编译整理草案，到了盛夏仍不休息，“两人对坐，余口译，董笔述，至今犹能忆及当时情状。”
章宗祥与杨荫杭是同窗兼老友，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还提到过，暑假的一天，章宗祥接他们全家到他家去玩。“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我还是个小土包子，没坐过汽车。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只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后，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父亲藏有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杨绛父母讲到“二十一条”时，总用“嘴巴”一词代称章宗祥，“据我猜想，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不错）。”
后来章宗祥给袁世凯当过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当时跟日本签的卖国条约，大都经过他的手，也因此被批为“卖国贼”。“五四运动”当天，他是三人中最惨的一位。学生们涌进曹家时，章宗祥本来藏在地窖中，当听见外面喊叫起火了，他便从地窖里跑了出来，被学生们逮个正着，报以乱拳。曹宅管家燕筱亭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
学生们还是寻了过来，曹家仆人李福在后来的审讯证词中描述当时的情境：“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用砖头在门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最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了章宗祥。
当天，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平山远出具了章宗祥伤势的证明：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据说章宗祥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不过，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章宗祥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替他具呈保释学生，“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
伤势转好后，6月初章宗祥也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