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叶飞想收稻子被柯庆施批：你怎么不飞了

2011年04月17日 10:07
作者：伍洪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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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秋收与炼铁发生矛盾，如不抓紧收割，稻子就会烂在田里，第二年粮食就成大问题。张鼎丞立即向叶飞建议：10万劳力暂不上，先动员群众收稻子。但是，谭震林和柯庆施一再来电催促，强调“一切为钢铁元帅让路”，还在电话上说：“叶飞，叶飞，你怎么不飞了？！”

文章摘自《伍洪祥回忆录》 作者：伍洪祥（历任福建省军区政委、福建省代理省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福建省政协主席） 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们党在经济战线上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和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思潮严重泛滥起来，国民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

福建的“大跃进”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在这里，我想谈一谈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一年完成了，它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情绪，鼓舞了全党同志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信心。但是，在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要求过急、步子过快的急躁冒进倾向。

针对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主张要“压一压”，许多不可能完成的、过高的指标要修改，要适当调整，要坚持“综合平衡、量力而行”的原则。他们对片面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的冒进倾向都提出了批评。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反冒进”。

但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特别是在1958年先后召开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对“反冒进”提出了严厉批评，并且警告说：“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今后不许再提“反冒进”。毛主席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在党内产生巨大影响。

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要求在今后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黄河以北由1955年的150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由400斤增加到800斤。我们福建1957年全省粮食平均亩产才达到449斤，按照《纲要》的要求则需翻一番。从福建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历史上种植经验来看，10年后粮食产量翻一番，达到1000斤，可以说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叶飞同志在1958年的元旦讲话中提出：“1958年全省粮食平均亩产达到500斤，1962年达到700斤，10年后达到900斤至1000斤，使福建省成为‘千斤省’。”无论从当时还是今天来看，这个指标都还是实事求是的。这个指标比原来设想的每年递增6％的指标已经“跃进”了一大步。

1958年2月，我和副省长梁灵光参加全国工业会议，听取南宁会议精神的传达，说中央打算搞生产计划“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一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搞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是必成的计划；第二本则是地方期成的计划。评比是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根据南宁会议的这个决定，国家计委对国家“二五”规划和1958年经济发展计划又作了调整。全国工业会议提出两个目标，一是要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是各省地方工业总产值要在5年、7年或者10年内，赶上或超过地方农副业的总产值。对这两个目标，与会的各省同志都表示一定要达到。因此，3月初，我和梁灵光在福州主持召开了全省工业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工业会议精神，并讨论《福建省1958年－1962年地方工业发展纲要》。地方工业发展的各项经济指标在这个纲要中都有详细的规划和要求。

工业会议结束以后，叶飞带领一个参观团去广东取经学习。广东汕头、海南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全民办厂、全民积肥、全民造林方面搞得很好，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参观团先去了海南，3月下旬到达汕头时，省委将刚刚结束的中央成都会议文件电传给叶飞。叶飞看了当即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传达贯彻。于是省委常委、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都赶往汕头参加。

省委紧急会议在汕头招待所开了两天，一方面传达成都会议精神，听取汕头经验介绍，一方面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全民大跃进”运动。

汕头会议后，江一真赶回来召开全省广播动员大会。他根据汕头会议的精神，在会上作了《大胆跃进、迅速跃进、全面跃进》的报告。因此可以这样说，福建“大跃进”的发动是从省委汕头紧急会议开始的。

4月上旬，叶飞去武汉参加毛主席召集的华东和中南地区部分省委书记会议。这个会议实际上是成都会议的继续。会上，毛主席听取叶飞的汇报时有个插话，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毛主席还说“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4月14日，叶飞主持召开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成都会议和武汉会议精神，与会的地市县委书记都表示不当“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开始不断报道全国各地“放卫星”的消息，最早是河南省遂平县放出第一颗“卫星”，小麦亩产3500斤。随后河北省放出一颗更大的“卫星”，小麦亩产5100斤；紧接着河南又放一颗7300多斤的“卫星”。

北方“卫星”陆续上天，而且越放越大，南方岂甘落后！于是江西首先放了一颗水稻高产“卫星”，亩产2300多斤。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打电话给省委，问我们福建早稻收了没有？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放“卫星”？批评“南方的空气太沉闷了”。

在柯庆施的质问和催促下，我们就沉不住气。省委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表示决心，信上有这样一段话：

北方的单季稻亩产达到2000斤、小麦亩产5000斤，我们的条件不比他们差，却赶不上他们，这是因为“他们在跑，我们在爬”。这不是什么能力不能力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现在不是翻一番，而是翻几十番的问题，不然，还能叫力争上游吗？

于是，省委办公厅不断打电话催促各地放“卫星”。福州城门乡在不到10天之中连续放出三、四颗水稻高产“卫星”，从3054斤7两5钱、3275斤、3283斤15两到5806斤8两5钱，一颗比一颗大。

工业“大跃进”，最突出的表现是全党全民大炼钢铁。

8月，北戴河会议以后，大炼钢铁运动掀起高潮。根据中央的部署，我们福建要在第四季度完成15万吨铁、7万吨钢的生产任务。当时我们的压力很大，为了完成任务，省委连续不断地召开现场会，提出“一切服从钢铁”、“一切为钢铁元帅让路”，号召“奋战15天，日产2000吨铁，争取3000吨；奋战15天，日产4000吨铁。10月份建成炼铁炉10万座，投入劳力100万！”这样，全省各地大搞“小、土、群”，把机关、工厂、商店、街道、农村男女老幼都动员起来上山砍树烧炭、洗铁砂，最高峰时动员人数达150万人。

当时，我在厦门抓支前工作。厦门要不要炼铁呢？争论得很激烈。中央有规定，钢铁上不去，第一书记要受处分。省里给厦门下达的炼铁指标，市委书记袁改担心完不成任务受处分，所以到处找铁矿。此时，也有人建议说：厦门房屋上、公园里不是有很多铁栏杆吗？可以拆下来炼铁。我说：“这是胡说八道！已经是铁了，还炼什么铁？！”市委副书记李文陵对我说，要是把铁栏杆拆了，给华侨的印象不好；不拆嘛又怕人家指责。我说：“你怕什么？实事求是嘛！不能拆，有事我负责。”结果铁栏杆没拆，保留下来了。当时要是我也顶不住，让他们给拆了，岂不闹一场笑话！

那时候，江一真是省钢铁指挥部副总指挥，他在莆田召开一个现场会，事先没有同叶飞商量，叫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专员、县长都去参观学习。我和袁改也去了。莆田是用砖瓦窑炼铁，一炉可以炼5吨铁。江一真觉得很管用，说：“用这种办法，以后就可以大炼了。”我和袁改看了感到不对头，悄悄说“这哪是铁？这是氧化铁！”这话被叶飞听到了。那天晚上开会的时候，许多人在会上表态要学习推广莆田的经验。叶飞叫我发言，要我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说了三点意见：一、今天看的砖瓦窑炼铁，炼出来的不是铁，是氧化铁，也就是烧结铁。氧化铁是炼不成钢的。二、厦门没有铁矿，没有煤矿，没有山林，弄不来铁砂和木炭，炼铁没有条件。但我们有技术，可以支援龙岩炼铁。三、厦门正在试验小转炉炼钢，已经试验成功，炼出一炉钢了。请省委考虑，是不是以后厦门不炼铁，只炼钢。

我一说完，叶飞就作出决定：莆田的这个经验就不要推广了。同意厦门不炼铁，只炼钢。

厦门原来有一个炼铁厂，过去叫冶炼厂，是资本家办的，以后我们接收下来了。那时候，工人群众和技术员很有闯劲，大家没日没夜的凑在一起钻研，技术员一边设计，工人一边动手修建，没两天就搞出一个0．5吨的小转炉，一试验，果然成功了。第一炉钢水倒出来的时候，全厂干部、工人欢呼雀跃，好不高兴！这应该说是福建省在大跃进中炼出的第一炉钢。

11月中旬，正值秋收时节，炼铁进入了高潮，华东局要求我们福建在一周内调2万吨铁供应上海炼钢。但是秋收与炼铁发生矛盾，如果不抓紧收割，稻子就会烂在田里，第二年的粮食就成大问题。这时，省委正在龙岩召开全委会议，叶飞接到华东局的电话，准备再动员10万人上山打钢铁大会战。此时张鼎丞恰好在闽西视察，听到这情况，立即向叶飞建议：10万劳力暂不上，先动员群众把稻子收回来。但是，谭震林和柯庆施一再来电催促，强调“一切为钢铁元帅让路”，还在电话上说：“叶飞，叶飞，你怎么不飞了？！”叶飞感到非常为难。

此时，我因得了迷路神经炎，整天眩晕，无法坚持工作，向叶飞请假打算去上海医治。叶飞跟我说：“你赶快去，把福建的情况向华东局作个汇报。”我当即坐火车赶往上海，到了华东局，柯庆施不在，我找第二书记魏文伯反映情况。我强调说，如果不安排劳力把田里的粮食收回来，明年的日子就很难过。魏文伯这人很实在，听了我的汇报，叫我马上打电话通知叶飞来上海商量。第二天叶飞来了，魏文伯召集华东局有关同志开会听取叶飞汇报后，便同意福建省委的意见：暂停动员群众上山炼铁，先抓好秋收和粮食入库工作。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一篇社论，题目叫《抓好秋收，颗粒归仓》，指的就是这件事。

“大跃进”的发动并非偶然的。它确实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急切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大热情，也体现出我们党在动员组织群众方面的超凡能力。没有广大群众的这种强烈愿望和巨大的积极性，“大跃进”是发动不起来的。但在“大跃进”中，由于急于求成，想在3年内迅速改变面貌，又在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气氛中，过分强调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决策者的头脑极不冷静，制定出了超越客观可能的高指标，并且采用生产计划“两本账”的方法，使指标层层加码，导致弄虚作假、浮夸风盛行。同时，在实践中又采取了违反科学和唯物主义常识的做法，造成了工农业生产和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