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跑腿公司招聘:《建党伟业》中的3个“卖国贼”都曾有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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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伟业》中的3个“卖国贼”都曾有善举

文|韧雾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臭名昭著,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当然难逃干系。顶着“卖国贼”这一沉重的帽子,他们做过的一些好事自然就被遗忘了。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原标题为“千夫所指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不仅仅是‘卖国贼’”

 

清末民初时的曹汝霖(1877-1966年)



  《建党伟业》中“五四运动”是承接电影三段式剧情的重要过渡,共动用980余名群众演员,将“火烧赵家楼”、血书“还我青岛”等历史事件逐一呈现,被片方称为全篇的“泪点高发期”。片中学生们游行时慷慨激昂地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针对的正是身陷“二十一条”漩涡之中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臭名昭著,曹、章、陆三个“亲日派”当然难逃干系。顶着“卖国贼”这一沉重的帽子,他们做过的一些好事自然就被遗忘了。

  曹汝霖:民国“头号”律师建中央医院

  曹汝霖出生于上海,为家中独子,曹家书香门第,但家境并不宽裕。年轻时的曹汝霖厌倦八股文,一心想学造铁路,他执意自费去日本留学,家中无钱,双亲为了让他如愿,卖掉两亩地送他去了东京。

  日本留学时,曹汝霖曾就读于东京法学院,毕业后在日本各级裁判所实习,回国后在商部任职,同时还进士馆讲授刑事诉讼法。辛亥革命后,政府成立了司法部,新定了律师条例,规定法庭诉讼可以请律师,已辞去公职的曹汝霖遂申请律师证书,居然是“第一号”,成了民国的“头号”律师。当时很多法官都是曹汝霖的同学,为了避嫌,他也有意减少了与他们的交往。曹汝霖的事务所就开在家中,后来他接了一个死刑犯上诉案件,在他的辩护下,死刑犯得以无罪释放,从此声名远播,生意也开始门庭若市。据他自述,因此也开了风气之先:“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于1913年委任曹汝霖为外交次长,他生平最受诟病的两件事均出自此任期内:签订“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当日,“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曹汝霖的宅子。曹汝霖当时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里,后穿上厨役的衣服溜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才躲过此劫,不过家产被烧,损失不少。

  “五四运动”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他受刺激颇深,发誓不再与政治沾边。时年42岁的曹汝霖开始深居简出,不时做做慈善。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

  曹汝霖向来不否认其“亲日”立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直被他视为中国发展的理想范本,不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立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12月底,日寇占领军筹组华北伪政权,他们认为最理想的领军人物是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三人,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吴佩孚坚决不肯干,致使日寇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将其毒死,靳云鹏也坚持拒绝。日寇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非常气愤地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作什么打算?”曹汝霖怕于己不利,接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但并无实权。汉奸王克敏为拉拢他,给他挂上“最高顾问”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又追加他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不过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蒋介石当时就表示对曹的这种做法非常赞许。1945年北平肃奸时,军统局曾将伪华北政权的汉奸名单呈蒋审核,蒋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剔除在外。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作为一项固定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医院经费方面都由曹汝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兼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他不拿薪水,所得的全部报酬就是,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工作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曹汝霖迁居上海,先被短暂囚禁,后释放。1949年去了台湾,后去日本、美国。他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仍不免为自己辩白,忆及“五四运动”时,他倒也大度感慨:“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1966年8月他病死于美国底特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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