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红色鞋:建党伟业中被历史误会的人:曾有功于国的"卖国贼"

开篇语：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电影《建党伟业》于6月15日高调上映，影片描述1911年到1921年间中国的风云变幻，窃国者、改革者、共和派、立宪派，各色人物悉数登场。后世的人对这些历史的弄潮儿，往往贴上简单的标签：陈独秀在官方文献中曾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等九顶帽子，改革开放以来又被一一摘去；张国焘背叛的是自己亲身参与创建的党，他曾是著名的学运领袖，尤善演讲，后来一手创建红四方面军；五四运动中的三大“卖国贼”，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曹汝霖建立了民国中央医院，章宗祥参与起草了第一部国人自己的刑法典，陆宗舆则创立了首钢的前身……
　　随着大量史料的发掘和重要人物回忆录的出版，那些随时代沉浮的人们不再仅仅是个符号，而渐被还原成一个人。
　　在电影《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戏有20多场，仅次于毛泽东，而此前，以陈独秀为主要角色的影视作品十分鲜见。扮演陈独秀的演员冯远征说：“我在拍《建党伟业》时重新认识他、靠近他、演绎他。他是一个立场鲜明、非常有远见的人，一大召开前，他就说不能让共产国际介入，中国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在戏里写的很清楚。”
　　在中共党史上，对陈独秀的定位历经了几次剧烈变迁，他曾经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中央总书记，但1949年官方文献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改革开放30年来，这9顶沉重的大帽子逐一被摘去，只剩“右倾机会主义”。有学者认为，这顶帽子也应该摘掉，因为陈独秀所犯的种种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错误指挥造成的，大革命失败后又把责任强加在他身上。
　　对陈独秀重新评价，并不仅是为之平反，更是为了还原他的人性本色。历史学者罗志田写道：陈独秀有“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他不迁就任何人，他永远是他自己。他一生用过38个名字，最喜欢的是“独秀”，好友汪孟邹说他这笔名取得太不客气了，陈回答说，“独秀”是他老家安庆的一座山名。
　　不满马林包办行为，不出席中共一大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德赛大旗，成为“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胡适和陈独秀两位安徽人取代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位广东人，开启了“胡陈时代”。
　　在《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演讲是重头戏。如傅斯年所说，陈独秀“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特别擅长把学理的表述改为大众化的口号。陈独秀的革命行为绝不仅限于口号，他推崇“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反清时，他曾参加蔡元培、章士钊等人的暗杀团；“五四”时，这位北大文科学长“独立高楼风满袖”，散发传单，被逮捕坐了98天牢，如此“以身试法”，在“五四”学者中绝无仅有。陈独秀有一句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他一生四次入狱，用行动实践了誓言。
　　1918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任书记，随后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进行建党活动。
　　陈是当之无愧的建党先驱，但奇怪的是，中共一大却不见其身影，这是为什么？普遍的说法是，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近年来有研究认为，公务繁忙只是陈独秀缺席的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是，陈不满共产国际包办一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本应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召集大会，然而马林并没这样做，他在没有征得陈独秀同意的情况下召开一大，以陈独秀的倔强个性和独立人格，这是无法接受的。据此推测，陈索性缺席。
　　一大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与马林第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马林刚表达完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霍”地站起来，说：“中共的工作，也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在一大上曾表示，中共成立，共产国际多了一个东方支部。陈独秀后来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马林提出给予中共经济援助，这是陈独秀尤其不能接受的，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可是，闹革命和打仗一样，要害皆在一个“钱”字，初生的中共离不开苏联人的资助。据李达回忆，当时上海小组的经费都是稿费维持，因缺乏经费，《共产党》办到第二期便停刊。一大召开，代表们每人150元的路费，还是由共产国际支付的。
　　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拿陈独秀当替罪羊
　　陈独秀第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屈服于共产国际的“旨意”，是在1922年，迫于共产国际纪律，他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这种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陈独秀历来主张国共合作，但他坚决反对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他说这样“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可惜陈独秀是一位当家作不了主的总书记。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连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细节，都有明确指示。
　　陈独秀四次提出让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都没能成功——不仅是共产国际反对，党内也鲜有人支持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退出国民党，当时只有两个人有反应，任弼时说：“是的呀。”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默不作声。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单独谈这个问题，鲍罗廷回答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
　　莫斯科不容许陈独秀反抗，是因为当时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他认为“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 。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进入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文章中回忆：“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即4月5日，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1927年8月4日，共产国际两名代表从武汉到长沙，找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易礼容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易礼容等人想不通，认为陈独秀没有叛变，又没有退缩，大革命的失败，很难说是陈独秀一人的罪过，于是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苏联人回到武汉，在8月7日“八七会议”上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撤消易礼容的职务。陈独秀当时也在武汉，但共产国际不许他参加会议，“八七会议”对陈进行了缺席审判，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
　　被解职之后，憋不住的陈独秀始终坚持给中央写信提建议。次子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他虽认同父亲的部分观点，但他劝陈独秀不要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人拿他的信“当做笑话到处宣传”。陈听了之后便不再写信。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已于当年7月就义，他是站着被国民党刽子手乱刀砍死的，陈独秀刚刚为革命失去爱子，却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他的郁愤可想而知。不久之后，陈乔年也被捕遇害。1928年春，鉴于陈独秀的影响力，共产国际邀请他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陈独秀断然拒绝，他说自己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身”的雅量。
　　反对武装保卫苏联，成立中国托派，被开除出党
　　1929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从苏联人手中接管中东铁路，这便是著名的中东路事件，这一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直接促使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中东铁路是沙俄为侵略中国、控制远东而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十月革命后，苏俄再三声明归还中东路主权，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频频发出宣言、决议和文章。陈独秀按捺不住，再次提笔，于7月28日致信中央常委，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他还提出了新的口号：“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用以代替“武装保卫苏联”，因为这个口号“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不顾及民族利益”。一个星期之后，陈独秀又致信中共中央，批评当时的左倾盲动路线。
　　中央严厉地斥责了他的信，于8月28日派人与陈独秀谈话，批评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甚至以开除党籍予以警告，希望他与中央保持一致。陈独秀依然我行我素，表示：“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在此期间，陈独秀读到苏联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的著作，发现托洛茨基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就公开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基本路线的指挥错误，在革命失败后又指出斯大林应当担负的责任。陈独秀如遇知己。1929年9月，他和彭述之、尹宽等人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中国托派。当时，共产国际正在国际范围内掀起反托派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15日作出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对中共中央开除自己的理由逐条辩解，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支配，而自己因“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 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未能在党内公开，但蒋介石通过侦讯部门看到了。他认为陈是一个“真共产党员”，是最可怕的敌人，于是悬赏三万大洋，仍以“共党要犯”重点追捕。
　　被诬为汉奸，拒绝延安邀请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上海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在押送囚车上，他先是谈笑自若，可到了南京，却迟迟不下来。看守员大异，催问几次，发现陈独秀正呼呼大睡，后来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何应钦传讯他，他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传讯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他，向他索书纪念，他欣然应允，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法庭上，大律师章士钊说：“他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应该从轻处理。”陈独秀说：“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在狱中，陈独秀的生活几乎与在家中一样，起初监狱不许他看书，他绝食抗议，狱方只能默许，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比他小29岁的夫人潘兰珍每日来探视，两人行为亲密，旁若无人。陈独秀当时除了稿费没有任何收入，在狱中开销过大，多靠友人接济。胡适凡经过南京，总要去看他，有一次因故没去，陈独秀大发脾气，胡适听说后赶去说明和道歉，并按照陈提出的书目送去书籍。
　　1937年，南京遭到日军轰炸，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蒋介石派朱家骅去游说，答应供给10万元经费和5个国民参政会委员的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党。陈独秀嗤之以鼻：“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此时，陈独秀的学生、托派分子罗汉也来到南京，请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等帮助营救尚在狱中的托派分子，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议。周恩来、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等都作出了热情友好的表示，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中央对陈独秀等表示出欢迎的态度。　　恰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当讨论到是否恢复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问题时，王明声色俱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反对托派，不能仁慈手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会后，康生即在《解放》周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诬指陈独秀等是每月领取300元津贴费的日本侦探。接着，《群众》和《新华日报》等也随声附和发表文章。许多知名人士对此困惑和不平，他们联名致信《大公报》说：“对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代为表白……”
　　陈独秀对汉奸的罪名大怒，立即致信《新华日报》，他说：“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实凭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自此，陈独秀将他与中共中央之间的门彻底关闭，再不开启。
　　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
　　晚年，陈独秀隐居四川江津，潜心研读，冷静思考，对于“民主”，他有了更深刻的反思。目睹斯大林残酷迫害党内外人士的暴行后，陈独秀再次发生重大思想转变，他几乎推翻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他写道：“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逻辑发展……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胡适给陈独秀的评价是“终身反对派”，陈对此深以为然。纵观其一生，从十六、七岁反科举，到二十多岁反清廷，再到反军阀，反孔教，反旧文学，反国民党独裁专制，再到反共产国际肆意干涉，反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等等，他一生从未屈服。
　　强烈的叛逆思想和刚烈性格，使得陈独秀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始终站在风口浪尖，抛出具有预见性的真知灼见，也是这种性格，使他在政治舞台上缺乏“变通”能力，不懂韬光养晦，更不会玩弄权术。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 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 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李达甚至说陈独秀“具有恶霸作风”，有一次陈独秀在看一位同志寄来的工作报告，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摔了两个茶碗，“我劝他看完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工作方法的缺陷，使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无法顺利施行，甚至造成早期党内分裂。
　　鲁迅是这样评价他的：“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陈独秀晚年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更顽强地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1942年，贫病交困的陈独秀在孤独中去世，走完倔强坎坷的一生。
三个曾有功于国的“卖国贼”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 作者：韧雾  原题为：千夫所指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不仅仅是“卖国贼”
《建党伟业》中“五四运动”是承接电影三段式剧情的重要过渡，共动用980余名群众演员，将“火烧赵家楼”、血书“还我青岛”等历史事件逐一呈现，被片方称为全篇的“泪点高发期”。片中学生们游行时慷慨激昂地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针对的正是身陷“二十一条”漩涡之中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臭名昭著，曹、章、陆三个“亲日派”当然难逃干系。顶着“卖国贼”这一沉重的帽子，他们做过的一些好事自然就被遗忘了。
曹汝霖：民国“头号”律师建中央医院
曹汝霖出生于上海，为家中独子，曹家书香门第，但家境并不宽裕。年轻时的曹汝霖厌倦八股文，一心想学造铁路，他执意自费去日本留学，家中无钱，双亲为了让他如愿，卖掉两亩地送他去了东京。
日本留学时，曹汝霖曾就读于东京法学院，毕业后在日本各级裁判所实习，回国后在商部任职，同时还进士馆讲授刑事诉讼法。辛亥革命后，政府成立了司法部，新定了律师条例，规定法庭诉讼可以请律师，已辞去公职的曹汝霖遂申请律师证书，居然是“第一号”，成了民国的“头号”律师。
当时很多法官都是曹汝霖的同学，为了避嫌，他也有意减少了与他们的交往。曹汝霖的事务所就开在家中，后来他接了一个死刑犯上诉案件，在他的辩护下，死刑犯得以无罪释放，从此声名远播，生意也开始门庭若市。据他自述，因此也开了风气之先：“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于1913年委任曹汝霖为外交次长，他生平最受诟病的两件事均出自此任期内：签订“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当日，“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曹汝霖的宅子。曹汝霖当时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里，后穿上厨役的衣服溜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才躲过此劫，不过家产被烧，损失不少。
“五四运动”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他受刺激颇深，发誓不再与政治沾边。时年42岁的曹汝霖开始深居简出，不时做做慈善。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
曹汝霖向来不否认其“亲日”立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直被他视为中国发展的理想范本，不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立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12月底，日寇占领军筹组华北伪政权，他们认为最理想的领军人物是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三人，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
吴佩孚坚决不肯干，致使日寇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将其毒死，靳云鹏也坚持拒绝。日寇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非常气愤地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作什么打算？”曹汝霖怕于己不利，接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但并无实权。
汉奸王克敏为拉拢他，给他挂上“最高顾问”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又追加他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不过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蒋介石当时就表示对曹的这种做法非常赞许。1945年北平肃奸时，军统局曾将伪华北政权的汉奸名单呈蒋审核，蒋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剔除在外。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作为一项固定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医院经费方面都由曹汝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兼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
他不拿薪水，所得的全部报酬就是，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工作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
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曹汝霖迁居上海，先被短暂囚禁，后释放。1949年去了台湾，后去日本、美国。他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仍不免为自己辩白，忆及“五四运动”时，他倒也大度感慨：“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1966年8月他病死于美国底特律。
章宗祥：起草中国最早的刑法草案
章宗祥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对日本情有独钟，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没必要远渡重洋去美国、欧洲取经。他当年去日本时考取的是公费留学生，成为1898年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的第一批留学生，当时仅有六名佼佼者，其中还有杨绛的父亲杨荫杭。
章宗祥回国后为清政府编过商法，清廷曾赐他进士出身。他还参与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新近有研究者发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章宗祥和董康联合纂拟的《刑律草案》（稿本），在时间上早于由冈田朝太郎主持完成的新刑律草案，应属于中国近代法史上第一部由国人自己主持起草的刑法草案。
此草案开始采用了现代刑法的体例，模仿日本，折衷中西，并率先引入了罪刑法定主义，以及惩治教育的立法宗旨，堪称中国近代刑法典的开篇之作。而它不被人所知的原因有可能是，该草案没来得及正式上呈，就被冈田氏刑律草案所代替，从而没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
章宗祥写过《新刑律颁布之经过》一文，回忆了当初编纂草案时的难忘经历：“房屋已陈腐失修，雨日地面出水，潮气逼人”，但除了开会日，他和董康每天足不出户地编译整理草案，到了盛夏仍不休息，“两人对坐，余口译，董笔述，至今犹能忆及当时情状。”
章宗祥与杨荫杭是同窗兼老友，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还提到过，暑假的一天，章宗祥接他们全家到他家去玩。“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我还是个小土包子，没坐过汽车。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只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后，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父亲藏有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杨绛父母讲到“二十一条”时，总用“嘴巴”一词代称章宗祥，“据我猜想，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不错）。”
后来章宗祥给袁世凯当过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当时跟日本签的卖国条约，大都经过他的手，也因此被批为“卖国贼”。“五四运动”当天，他是三人中最惨的一位。学生们涌进曹家时，章宗祥本来藏在地窖中，当听见外面喊叫起火了，他便从地窖里跑了出来，被学生们逮个正着，报以乱拳。曹宅管家燕筱亭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
学生们还是寻了过来，曹家仆人李福在后来的审讯证词中描述当时的情境：“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用砖头在门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最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了章宗祥。
当天，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平山远出具了章宗祥伤势的证明：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据说章宗祥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不过，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章宗祥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替他具呈保释学生，“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
伤势转好后，6月初章宗祥也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
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等建立伪国民政府，为日本服务，大汉奸们多次拉拢章宗祥入伙，尤其是汪精卫对章宗祥惺惺相惜，因为二十多年前章曾在他性命攸关之际帮过他。这要追溯到1910年那起轰动全国的大案，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事情败露，被捕入狱。当时主审汪精卫一案的是民政部大臣耆善，章宗祥为民政部右丞，主持一切庭审事务。审汪一案出现两种论调，一边是御史胡思敬等主张极刑，一边是肃亲王、章宗祥等人认为现在正推行宪政，革命党人也不止汪、黄二人，不如从宽处理。耆善非常清楚革命烽火不可遏制，打算宽待汪精卫以市惠，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以“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了汪精卫一死。当时来操作一切具体事宜的就是章宗祥，他非常善待狱中的汪精卫，汪犯了这么大的事得以不死，章可谓出了大力气，不过那时候的汪精卫也还远不是大汉奸。
1931年3月，章宗祥应汉奸王揖唐之邀到北平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2年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伪电力公司董事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迁居上海，以汉奸罪被捕。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逝。
陆宗舆：“经商奇才”立起首钢一号炉
从“五四”期间的经历来看，陆宗舆无疑比章宗祥和曹汝霖幸运一些。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后，本来准备前往陆宗舆家的，但因没能找到陆宅而作罢。后在向政府递交辞呈、为己开脱的同时，陆宗舆将事件的原因归于“党争”，认为发动“五四”的人并不是青年学生，而是背后的“黑手”，“以名爱国，实为祸国；以此救亡，是为速亡”。
陆宗舆是三人中年纪最长的一位，浙江海宁人，少年时乡人称他为神童。1896年，二十岁的他结了婚，新娘子徐金凤和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是同学，还曾结拜为姐妹。婚后三天，陆宗舆就告别妻子前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学习，一年多不回家。再过一年，他向妻子的娘家借贷了一笔钱，独个儿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一去又是三年。
1902年秋，陆宗舆学成归国，在殿试中考得法学第一名，获举人出身。1906年冬，陆宗舆以三等参赞的职务陪同五大臣出访欧美，一路走了英、法、美、德、俄、意等国。他们在德国待的时间最长，不仅考察了宪法、国法等现代法律制度，还研究了市政、警政等新政建设。第二年秋天归国，陆宗舆将考察成果写成一本《欧美政治要义》论著，朝廷据此制定新官制，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1907年，陆宗舆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前往沈阳。当时吉林、黑龙江两省用骡和马运盐，大车一次只能拉几百斤，从长春到哈尔滨一个来回要走一两个月，一年中又有七八个月积雪不能走，几万吨的盐积压着运不出去，而哈尔滨等地的老百姓却买不到盐吃。为什么不用火车运盐？问题出在当权的风水；再则，东北的铁路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修筑的，手下人不敢用火车运盐。陆宗舆假装不知此情，找了中长铁路俄方路长谈判，很快第一批盐从铁路起运了。
用铁路运输后，每斤盐的运费由一元钱降到几分钱，且一年四季可随时出运。运输通畅了，盐却不够卖了。陆宗舆又从东北最大的盐场——营口田庄台盐场着手，命县令督办将盐工们全找回来，开矿采石，垒堤筑坝，先筑海塘，后建盐场，不到一年，盐场就变得繁忙异常。他还发明了补征法杜绝官员舞弊谋利，后被推广到全国。陆宗舆在东北管理盐务的三年里，第一年就增收盐税九十三万两税银，到了第三年达一百六十余万两。当陆宗舆卸任离开沈阳时，营口百姓敲锣打鼓送来一顶乡民们你一针我一针轮流绣成的“万民伞”，表达对他的感激和拥戴之情。从此，陆宗舆也被誉为“经商奇才”。
袁世凯上台后任命陆宗舆为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12月他作为驻日公使赴日，时年三十八岁。不久后，陆宗舆接到袁世凯的来电，说国内正抓捕革命党人，许多参加二次革命的人纷纷逃到国外避难，孙中山等人就躲在东京，要求驻日公使迅速办理引渡他们回国。再三考虑后，陆宗舆找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献出“调停法”——“我们筹措学费供给上学，给予生活补贴，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钱由我们大使馆出，你们日本只要取消引渡一项就可以了，首相以为如何？”日本人对袁世凯一向没有好感，因为他的发迹，恰是在朝鲜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之时，当时就结了怨。眼下，大隈首相更不愿意帮助袁世凯对付其政敌，所以一口答应了陆宗舆的方案。
一个多月后，孙中山特意来会见陆宗舆。一见面，孙说：“由于你的调停，许多国民党人不被杀害，我在这儿也安全，这是你的功劳，我得好好谢谢你。”他拿出张自己的照片，在背面题写“润生兄留念——孙文”送给陆。因为有这个“调停法”，国内战争时期，许多共产党人如周恩来、郭沫若等逃亡日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北京石景山下有一处建筑，两排房子全部由青石砌成，通体青白色，人称“白屋”，颇为神秘。1918年4月，段祺瑞委任财政部次长陆宗舆为督办，瑞典专家安德森为技术顾问，组建公司着手办矿事宜。1919年春，陆宗舆和美国专家一起在北京周围进行实地考察、选址，最终敲定在石景山的东麓，这就是九十年前首钢的最初蓝图。炼钢所需要的铁矿石来自于龙关山和烟筒山，陆宗舆故而为这家炼钢企业取名为“龙烟铁矿公司”，寄希望于钢铁厂像龙一样烟气滚滚，升腾壮大。1921年春天，从美国购买的大型冶炼设备运抵石景山。这座炼铁炉是京津地区的第一座高炉，也被称为首钢一号炉。为了给这个庞然大物打造一个坚实稳固的地基，工人们用近一年的时间炸平了二三十米高的两座山包。开山所得的这些石头，青白纯净，质地坚硬，是优良的建筑材料，于是陆宗舆就地取材，在厂区建造了前述的那排“白屋”，现已成为“首钢厂史博物馆”。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二十二万人马在长辛店一带交火，石景山炼厂正处在夹击之中。7月，陆宗舆逃避抓捕躲往天津租界，龙烟炼厂出铁之事随之搁浅。白屋成了军阀政府的临时议事厅。1936年，在日军夺取龙烟铁矿的开发权后，陆宗舆受命于国民政府，重新接管龙烟铁矿。那一年，陆宗舆住进白屋，频繁奔波于平津之间，企图重整他的钢铁王国，但最终也没能完成让龙烟铁矿公司炼出钢铁的夙愿。直到1945年，这座命运多舛的钢铁厂才终于从一号炉流出了它的第一股铁水。
1940年，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陆宗舆被聘为行政院顾问，再次附逆为汉奸。1941年6月1日病死于日本，他没有葬回家乡浙江海宁，而是葬在了石景山福寿岭的东山坡。
叛党者张国焘的是与非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
许世友曾说：“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而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任何一本中共党史，都跳不过张国焘这个名字，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和错误都无比鲜明，有文章用A面和B面来解读他的一生，但很久以来他在中共党史上最显著的标签是：叛徒。
随着近些年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布，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专家指出，虽然张国焘在革命过程中犯过严重错误，甚至中途叛变，但不应当遮盖其在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建党伟业》中扮演张国焘的青年演员李晨说：“张国焘这个人在建党初期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单纯的热血青年，他在党史前期很重要，后期很特殊，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历史……”
出身官绅世家
张国焘出身江西萍乡的官绅世家，父亲是为官的，同时经营钱庄，张家生活富足，家世显赫。张国焘是家中长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张氏父子常常会有思想交流，其中不乏新旧思想的碰撞。1916年10月，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北大求学时期，张国焘常常把自己阅读的《新青年》之类的进步书刊，寄给父亲，并坚决回绝了家里安排的亲事。张国焘的口才很好，在北大，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四处进行革命宣讲。对于他的口才，后来红四方面军的老人回忆道：“张主席的战前动员是最好的，每个指战员听了都热血沸腾，斗志昂扬。”
1919年张国焘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首次相遇，当时张是学生领袖，而毛是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志。”毛泽东迎上前，热情地同张国焘握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张国焘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许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及这次相识，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
“五四运动”成就张国焘
真正把张国焘推上历史前台的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讲演部是各校运动积极分子云集的地方，人数众多，仅北大就有800多人。张国焘把这些人分别组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集镇等地露天讲演，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
在这场由游行最终演变为痛打卖国贼的事件中，张国焘始终冲在前面，并成为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6月7日，北京大学门口，全体学生们热烈欢迎张国焘等出狱。张国焘挺着胸膛，昂首迈步，走在队伍最前排，像个从前线凯旋的英雄。张国焘的能力和才华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为人心胸狭窄，虚荣心强，好强争胜，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反对。
6月中旬，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会，他被推选负责总务工作，对此职务，张国焘十分不满。而此时，有“五四运动总司令”之称的陈独秀和北京学联11位重要负责人被北京政府逮捕。消息传到上海，在沪的北京学生代表决定，派不愿在全国学联就职的张国焘立即返京，组织营救工作。当时北京学联正群龙无首，张国焘旋即被推为总干事。对于这个职位张国焘很满意，颇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积极。他不仅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还负责对外通讯联络，沟通各校学生意见等等，忙得不亦乐乎。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忙得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了，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但是一次次请愿的失败让张国焘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他开始反对学生请愿，并申诉自己的理由说：“学生无后盾！”他转入北大哲学系，决定一心完成学业，以期将来功成名就。但是张国焘已经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不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上海，经历了短暂的流亡岁月。
开办工人补习学校
张国焘在上海时期，曾与陈独秀畅谈救国理想，创建中国共产党。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上海和陈独秀谈到党纲、党章等许多具体问题，“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周边城市发展。”
回到北京后，已经耽误一个学期课的张国焘得到了学校和教授的优待，总是能得到一个善意的及格分数。张国焘便常常泡在北大图书馆，他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大量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历经流亡失落的他重拾信心，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组建。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李大钊从他每个月140元的工资当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在他的指导下，北京共产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最显著的要数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长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这里，有工人3000余名。张国焘经过调查，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这是发动工人运动的最佳方式。
开办学校是需要经费的，张国焘不愿再向李大钊开口，于是将当年家中邮寄给他的一年生活费300块钱捐出来。支部的同志都尽力捐款，此后这项制度逐渐沿袭下来，最终成为中共党费的来源。
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等人乘火车来到长辛店，动员工人和子弟踊跃报名参加补习学校。张国焘口才出众，演讲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补习学校开办初期，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曾到学校讲课。这一时期，张国焘常常替李大钊接待前来借阅书刊、展开辩论的师生。在张国焘的回忆里，中共一大时“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国焘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多年后，周恩来对要脱党出走的张国焘说：“这个党是你创建的，你不能离开啊！”
张国焘能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并担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与李大钊对他的看重有很大关系。但是1924年张国焘被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所写的供词中，排在前面的就是李大钊，这间接导致了李大钊1927年被敌人杀害。这个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国后，北洋政府的京师警察厅档案解密后才真相大白。
建设红四方面军，大搞“肃反”
1927年8月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代行政治局职权。张国焘曲解了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要求重新讨论起义。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来拍案而起。当时，知道起义秘密的人已过百，一些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
“张国焘‘假传圣旨’差点葬送南昌起义”成为国内史学界的常见观点，但是张国焘至死都声称他“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旨意”。68年后，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也清晰地认定张不是“假传圣旨”。
1928年，中共奉共产国际之命在苏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六大之后，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无限期留在苏联“学习”，纠正他的“机会主义倾向”。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张国焘将红军游击队加以整组，在湖北黄安建立了红四方面军，破格提拔当时仅为副军长的徐向前担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
在张国焘的主持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跟着张主席，天天打胜仗”的歌谣。
建设红军的同时，张国焘也曾大搞“肃反”运动。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军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六千人！

建党伟业中被历史误会的人：叛党者张国焘的是与非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数量过多，刑讯逼供也非常残酷。杨克武少将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罚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几个月的“肃反”使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无可撼动。
1935年，张国焘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他在毛泽东率领一方面军北上后，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这期间，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武力解决”中央红军的密电，成为其分裂红军的原罪证据。关于这份密电中的内容，张本人至死不承认，所有当事人的回忆也是说法不一，后来关键人物叶剑英也只说电文“语气很强硬”。
而关于张国焘后来放弃另立“中央”的原因，有学者研究认为，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朱德等人的坚决抵制、康北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共产国际的干预与调解、中共中央的正确策略等。
借祭扫黄帝陵叛党
红军长征到达陕西省北部的陕甘宁根据地。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无数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张国焘头上，毛泽东甚至在延安公开羞辱张国焘。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道：“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面对这些羞辱，张国焘痛苦不堪，心灰意懒。
这时候，在苏联就企图排挤和取代张国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王明迫不及待地下令枪杀了张国焘手下的三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罪名是“托派”。王明在与张国焘谈话中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祭扫黄帝陵之后，登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周恩来等人百般劝阻无果，张国焘叛党终成事实。张在自己的退党声明中说：“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1949年前，张国焘携全家前往台湾，但未能继续在军统任职，后隐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晚年张国焘靠给美国人写回忆录为生。关于他的死，大陆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这位中共创始人因无人照顾，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其夫人辗转求助于蒋经国，才凑足了丧葬费用。但也有人指出，在加拿大这种福利健全的国家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家养老院将面临巨额赔偿和法律问责，所以此事不实。无论怎样，1979年12月，82岁的张国焘离开人世，死前叮嘱儿子，他的墓要朝向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