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评价林志玲:教育内涵发展与教育行政改革褚宏启

褚宏启

一、过去三十年中国教育发展的两种模式

我们国家有句俗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教育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过去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外延扩张，上世纪末中国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在2005年、2006年中职每一年扩招达到100万，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这些都是规模的扩张。但是以后的30年中国教育该怎么发展？包括基础教育怎么发展？肯定不能走外延扩张的道路，而是应该走内涵发展。

什么是内涵发展？一般说到内涵发展就说是质量提升，但是我认为内涵发展应该是一个更宽的含义。西方国家政府都提出一个三E标准，第一个是效能，这个主要指质量，强调的是优质，第二是公平，第三个是效率。大跃进时期强调多快好省，好指的是有质量，同时还指优质，多快省主要是效率。要想实现教育多快省的发展，过去那种粗放式的发展肯定是有问题的，因此必须要实行精细化的管理，所以我认为内涵发展的本质是高效公平的发展。《规划纲要》在征求意见时一共提出20字方针。实际上最先提出的是16个字，育人为本是后来加上去的。促进公平提高质量是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目的，而要想实现发展必须通过改革创新，所以我们追求的发展是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二个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在总结过去30年经验时，我们发现这一点特别突出，就是政府主导对于外延发展的贡献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因为政府的力量的确很强。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相比，印度政府的力量非常小。政府主导模式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快做事，比如中职扩张，2005年、2006年扩招100万，这都是行政命令，是政府主导模式的一种体现。

但是过去政府主导模式比较粗放，而且对有些事情干预过多，学校的自主权小。因此，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在内涵发展的背景下政府主导这种模式是不是还合适？政府主导模式是不是必然就粗放？是不是把权力全部下放给学校就不是粗放式的了？我觉得未必，所以政府主导模式并不是必然等于粗放。离开政府能不能实现教育内涵的发展，我看也未必。在中国，教育内涵发展还是要靠政府，所以未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还是必须由政府主导。

现在有哪些声音反对政府主导呢？一个是来自市场的声音，从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开始推行市场化的改革以来，这个对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再一个是学校和校长，甚至有的校长非常激进，认为撤销教育局学校就能发展得比较好。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当然，这和政府有些部门对学校干预过多而引起学校反感有关系。

教育市场化和新公共管理密切相关。新公共管理的本质是反对国家垄断教育，赞成市场的选择，所以要求市场要进入教育，这也是20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向。但是西方的市场化改革也受到了西方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偏离了教育目标，损害了教育的质量和公平，没有为人们带来期待的效率。由于人们把市场的作用理想化，因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市场有什么局限性呢？市场是自发的，有盲目性，会引发恶性竞争，会出现道德缺失。这些问题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都已经出现了，尤其在医疗改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局限性决定了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

市场规律不适用于教育，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实际上具有它自身存在的功能，它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领域，教育同时具有文化、社会、经济功能，教育与社会各个领域相关联，教育保证社会的延续，所以政府不应该放弃应该对教育承担的责任。在一些西方国家，教育中的放权和择校成为政府推卸责任的良策，所以我认为政府不能任由市场的力量在教育领域肆虐，应该有效组织市场使其对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弱化，救治市场失灵。诚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的形象需要重塑，但是绝对不能把政府妖魔化，也不能把市场理想化。

中国的教育行政改革背景不同于西方，中国的市场机制和科层机制同时存在，我们应当在教育当中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但是同时也应该阻遏市场对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世界银行认为发展中国家引入西方的新公共管理一定要慎之又慎。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也要选择切合国情的。大家都知道“华盛顿共识”，它强调三化，即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要求政府不要干预。如果中国政府力量非常有限的话，中国的社会那么大，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我认为政府应该依据现在教育理念和政府理念进行自身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专业化程度。

所以第一部分的结论是未来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模式应该是政府主导的内涵发展模式，也就是说政府主导和内涵发展不是矛盾的，政府应该推进内涵发展。

二、现代行政改革与现代教育

对于教育来说，行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教育才是目的，因此，必须从教育的意义上来判定教育行政的质量，而不能删除评价教育行政的教育维度。这就涉及对教育目的的讨论，我觉得教育本身并不是目的，教育的目的只能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这两个维度当中界定。所以我们就想我们先要确定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然后再确定要什么样的教育。所以教育和学校的贡献主要是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现在看教育应该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方面。

第一，教育一定要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就要求教育工作者不能目中无人。再一个就是不能回避民主，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旗帜鲜明地讲民主，不要回避。

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涉及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关系，在过去过于强调社会本位，对个体关注不够。2001年美国颁布了一个法案，叫《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英国颁布了一个督导评估方案，叫《每一个孩子都很重要》。日本有《让每个孩子成功》。这都是把个体放在第一位。而在中国，学生近视率大学生达到87％，高中生85％，初中生60％，小学生28％。所有的学生中，小学生比较辛苦，大学生比较轻松。而在美国，中小学生比较轻松，大学生非常忙，大家认为哪种更好一点？当然是大学生忙比较好一点。

人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一个是心。身体，中国孩子的身体状况有很多问题。精神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智力方面，一个是非智力方面。智力方面又包括知识和能力。相对来说能力受到忽视了，特别是创新能力、思维能力。知识又包括两个，一个是考试要考的知识，一个是考试不考的知识，那么不考的知识受到了忽视。中国的教育从总体而言，最后被放大和强化的是考的知识，其他所有的都受到了忽视，这真的是一种片面化，对孩子一生的幸福都是非常不利的。

2005年美国有两个教育家提出了公共教育的八大目标。第一，核心科目的学业成绩；第二，批判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第三，社会交往能力和工作伦理；第四，公民素养；第五，身体健康；第六，心理健康；第七，艺术和文学修养；第八，职业技能。美国的孩子和中国的完全相反，美国的孩子不擅长考试，但是其他方面做得都不错，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美国人现在非常强调分数，他们的老师就为怎么样能够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苦恼。要让孩子一生幸福，让一个人一生幸福，从个体的角度来讲，一个好学生的标准应该是三个，即好身体、好心态、好成绩，不要把好成绩和好学生对等起来。

第二，教育要为了社会全面进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非常大，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应当关注什么？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精神方面。从社会的维度来看，什么叫好学生？从经济的方面来看，他应当有职业技能，能够养活自己；从政治的维度来看，他应该具有民主素养；从文化的维度来看，他应当尊重他人，哪怕他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是也会给别人说话的机会；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角度来看，他要敬畏自然。

这里有两个例子。1983年，美国出台了一个报告说：“教育是本国未来国力的主要基础，教育是满意的生活、开明和文明的社会、经济和安全国家的基础。”也就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1986年，他们又说：“我们强调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使人们认识，没有足够的教育会使经济蒙受巨大的损失，但是我们也同样反对把为工作做准备当作教育的唯一目的或主要目标的观点。从我们国家诞生之日起，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教育就一直被视为民主的基础。学生必须培养公民对自治制度的深刻理解，必须使我们的公民对20世纪末发达经济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所特有的复杂问题和事件做出明智的判断，如果做不到这些，我们传统的民主制度就将逐渐受到削弱。”所以我认为教育应该让我们的人民能够有一个明智的判断力。

最后，我认为片面追求分数与片面追求GDP一样有害，所以我们应该走进课堂，关注教学，关注学生，关注社会。衙门离课堂到底有多远？每一个行政人员都应该关注孩子的教与学。2005年我们做了一个调研，调查对象是某一个地区960名教师，调查内容是学校管理参与度问题。他们认为“教师对学校管理有很多参与”的大概只有7％，认为“有一些参与”的32％，“极少参与”的61％。教师们都表示非常希望参与学校管理，但是校长和学校给他们的机会太少了。再一个就是关于家长的参与度。老师们认为“家长高度参与”的只有2％，“有一些参与”的22％，“极少参与”和“没有参与”的大概是76％。我们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但是我们的学校是不是民主？行政管理是不是民主？

现代行政观也涉及两个维度，维度一包括三点，即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的本质就是要理性化，就是做事情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要有随意性。民主化强调社会参与，强调自下而上。法制化就是反对人治。这里要特别提到建立现代决策咨询审议问责制度，坚决杜绝大事不商量，小事大商量这种不正当的决策。

第二个维度就是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首先看服务政府。如何为促进教育的内涵发展服务，除了对学生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服务以外，还要重视研究，研究老师的教，研究孩子的学。不是传统的为了考试而教育，教育的范围应该扩大。第二就是要重视对校长和老师的培训。在教育人力资源的开发中投入资金是值得的。第三是技术和督导评价、资源库。通过这些方式，教育服务于老师，服务内涵发展。现在看来，理念越先进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其教研部门、技术和督导评价、资源部门也越先进。

第二是责任政府，如何对内涵发展的结果问责？要建立教育质量标准、建立教育公平标准。我们曾做过一个学校督导评估指标开发，第一级指标是学生发展，是一个结果性的指标。下面是过程性的指标。再一个就是要准确把握问责。这里涉及几个领域，一个是政治领域，政治领域就是说家长和学生会有呼声，这个声音传到政府，政府对学校会提出要求，这是一种行政管理。学生和家长还可以通过市场的机制直接与学校打交道。通过政府与学校打交道，这就涉及两种责任，一个是长线责任，一个是短线责任，就是学生和市场直接打交道。现在看来，这对政府的挑战有两方面，一个是要倾听利益相关者的呼声，现在看来听得不够；再一个要加强对学校的管理。西方人认为教育改革无非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多的声音，一个是更多的选择。

第三是法治政府，如何为内涵发展建章立制。内涵发展必须用国家的公权力推动。

【作者简介】褚宏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行政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转自《中小学校长》(京)201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