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一:齐泽克：维基解密时代的有礼之举

在维基解密泄露的一条外交电文中，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被比作蝙蝠侠和罗宾。这个类比挺有道理：难道维基解密的组织者Julian Assange不像是Christopher Nolan《黑暗骑士》中的“小丑”在现实生活中的翻版吗？在电影里，地
区检察官Harvey Dent是个偏执的正义卫士，他后来变得堕落而且还亲手杀了人，最终死在蝙蝠侠手下。蝙蝠侠及其朋友警官Gordon意识到，如果Dent的罪行公诸于众，会使这个城市道德沦丧，因此他们打算维护Dent的形象，让蝙蝠侠承担杀人的罪责。这部电影告诉人们，为维护公共道德，有必要撒谎：只有谎言能救赎我们。无怪乎这部影片里唯一寻求真相的角色就是大反派“小丑”了。“小丑” 说得很明白，当蝙蝠侠摘下面具透露其真实身份时，他就会停止袭击哥特市；为了避免泄密保护蝙蝠侠，Dent告诉媒体他就是蝙蝠侠──另一个谎言。为了诱捕“小丑”，Gordon假装死了──还是个谎言。

“小丑”想要揭露面具下的真相，他相信这会摧毁社会秩序。我们该怎么称呼他？恐怖分子？《黑暗骑士》有力地重现了《要塞风云（Fort Apache）》和《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那类经典西部片，这些影片表达了一个意思，为了让狂野的西部变得文明，谎言必须被抬高成真相：换句话说，文明化必须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黑暗骑士》大受欢迎，但问题是为何，在现在这个时候，又再次需要用谎言来维持社会体系了呢？

再来想想Leo Strauss重新走红的现象：其政治思想与现今密切相关的方面正是其精英主义的民主观，也即“必要的谎言”理论。精英分子意识到事物的真实状态（权力的物质主义逻辑），因而他们应该统治民众，并灌输民众种种神话，让其在幸福的无知中保持快乐。对Strauss而言，苏格拉底的确犯下了所被指控的罪行：哲学确实是对社会的威胁。质疑诸神和城市的道德精神会损害市民的忠诚，因而损害正常社会生活的基础。然而，哲学也是最高等、最有价值的人类追求。他提议的解决之道是，哲学家要将其教诲当作秘密，以“大义微言”的方式流传下去，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如此而为。包含在从柏拉图到霍布斯和洛克的“伟大哲学传统”中的真正隐秘信息是：没有神，道德只不过是偏见，社会并不建立于天性之上。

迄今为止，维基解密的故事一直表现为维基解密与美帝国之间的斗争：公布绝密美国政府文件是支持信息自由、支持民众知情权的行为，或是威胁国际关系稳定的恐怖主义行为？但如果这并非真正的问题所在呢？如果关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之争将会在维基解密自身内部发生呢？也即公布政府秘密文件的激进行为，和维基解密自身（与其他因素一起）使这一行为重新接入霸权性的(hegemonic)意识形态-政治场域中的做法之间的斗争。

这种对接的主要问题不是“大机构共谋”──维基解密与五大新闻报纸达成协议，给他们独家新闻权，有选择地发表这些文件。重要得多的是，维基解密本身的阴谋论模式：一个“好”秘密组织攻击以美国外交部为代表的“坏”秘密组织。根据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敌人是那些在无情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掩饰真相、操纵公众、羞辱盟友的美国外交官们。“权力”掌握在居于高位的坏人手里，而并不被看成是弥漫于整个社会机体、决定我们如何工作、思考和消费的东西。当Mastercard、Visa、PayPal和美国银行与国家联手杯葛维基解密时，维基解密本身也尝到了这种权力无处不在的苦头。采取这种阴谋论模式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被按照同样的逻辑来对待。（无怪乎有许许多多关于谁是维基解密“真正”幕后操盘手的说法──美国中央情报局？）

与阴谋论模式互补的是其显而易见的反面：对维基解密自由主义式的解读，将其看成是为“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公民的知情权”而战的光荣历史中的又一篇章。这一看法就把维基解密归为“新闻调查”的极端形式。在这里，我们离某些好莱坞大片常见的主题仅一小步之遥，就好像《惊天大阴谋（All the President’s Men）》和《塘鹅暗杀令（The Pelican Brief）》中的情节：几个普通人发现了与总统有关的丑闻，迫使总统下台。 腐败看上去好像已经达到了最高层，但这类作品的中心思想在于其高昂的最终结局：当两三个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都能扳倒总统──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时，我们的国家是多么伟大啊！

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言，表现权力的终极方式就是允许那些看上去非常有力的批判存在。如今并不缺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听到太多对资本主义可怕之处的批评：有各种书籍、深度新闻调查和电视纪录片，揭露大公司如何无情地污染我们的环境，揭露银行家如何继续拿到丰厚的红利而他们的银行却要靠公共资金来拯救，揭露把童工当奴隶来使唤的血汗工厂，等等。然而，这里有鬼：在这些批评中没有受到质疑的，正是对这些恶劣行径的攻击所立足的民主-自由框架。此处（或明或暗）的目标是使资本主义民主化，也即用媒体压力、国会调查、更严格的法律、公正的警方调查等等方式扩展对经济的民主式控制。然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制度设定却从未受到质疑。甚至在“道德化反资本主义”最为激进的形式（如阿雷格里论坛［Porto Alegre Forum］、西雅图运动等）中，这一点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维基解密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看。从一开始，其活动的某些方面就远远超越了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信息自由流动。我们不应该在内容的层面上寻找其僭越之处。维基解密所泄漏的事情中唯一让人惊讶的就是其中没什么事情出乎意料之外。难道我们知道的不正是我们曾预料到会知道的？真正惹麻烦的是其呈现方式：我们再不能假装我们不知道那些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知道的事情。这正是公共空间的悖论所在：即使每个人都知道某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在公开场合把它说出来还是会改变所有事情。1918年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的最初政策之一就是把沙皇时代秘密外交的全部文件都公诸于众，包括所有的秘密协议、公开条约的秘密条款等等。其目标也是针对国家权力机器的整体运作。

维基解密所威胁的是权力的正式运作方式。其真正目标不是肮脏的细节以及哪个人该为其负责；换句话说，与其说它针对的是那些当权者，不如说是针对权力本身，权力的结构。我们不应忘记，组成权力的不仅是制度及其规则，而且也包括挑战权力的合法（“正常”）途径（独立媒体、非政府机构等等）──正如印度学者Saroj Giri评论的，维基解密“通过挑战那些挑战权力和揭露真相的正常渠道，来挑战权力”。［注］维基解密揭露种种内幕的目的不仅是让当权者难堪，而是使我们行动起来，带来权力运作的不同方式，使之可能超越代议制民主的局限。

然而，要是认为把所有秘密之事都揭露出来就能解放我们，就是个错误。这个前提是错的。真相使人解放，是的，但不是这个真相。我们当然不能相信冠冕堂皇的表象，也即那些官方文件，但是在冠冕堂皇后面的八卦中我们也找不到真相。装模做样──公众形象──绝非简单的矫饰。E. L. Doctorow曾经说过，我们表现出的样子是我们拥有的全部，因此我们对待它要非常小心。我们常常听人说，隐私正在消失，最私密的秘密也会在公众的追究下公开。但是事实刚好相反：真正在消失中的是公共空间和与之相伴的尊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别把什么都说出来才是妥当的，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在《偷吻（Baisers volés）》一片中，Delphine Seyrig向其年轻的情人解释礼貌和机智之间的区别：“想象你不慎走进浴室，里面有个女人正赤身裸体在洗淋浴。礼貌的做法是你很快关上门说：‘对不起，女士！’而机智则是很快关上门说：‘对不起，先生！’”只有在第二种情况下，假装并没有看清楚洗淋浴的人到底是男是女，才展现真正的机智。

政治中机智的最佳例子就是葡萄牙共产党领袖Alvaro Cunhal和Ernesto Melo Antunes的秘密会晤，后者是1974年军方政变推翻Salazar政权时军方一派中倾向民主的成员。当时事态极度紧张：一方面，共产党正准备发起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接管工厂和土地（武器已经派发给了民众）；另一方面，保守派和自由派也准备千方百计阻止革命，包括用军队来干预。Antunes和Cunhal做了笔秘密交易：两者间没有协议──表面上看，他们除了互不同意以外，什么也没做──但是他们在会晤后达成共识：共产党不发起革命，因而使“正常的”民主国家得以建立；而反对社会主义的军方也不会宣告共产党为非法组织，还要接纳其为民主进程中的关键要素。可以说，这一小心谨慎的会晤使葡萄牙免于内战。而会晤的双方甚至在事后也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当我的一位记者朋友问起这次会晤，Cunhal说，只有当Antunes不否认的情况下，他才会承认有过这场会晤──如果Antunes否认了，那就从未发生过。当我的朋友告诉Antunes，Cunhal是这么说的，Antunes只是静静聆听。因此，通过不否认，他满足了Cunhal的条件，隐晦地承认了此事。这就是左派绅士如何搞政治的。

从我们现在能重构的事情经过来看，古巴导弹危机的喜剧结局貌似也是通过机智，也即假装不知情的礼貌惯例，而达成的。肯尼迪的天才之举在于，假装那封信并没寄到，这一伎俩行之有效只是因为发信人（赫鲁晓夫）也将计就计。 1962年10月26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发了封信，确认了此前通过中间人达成的协议：如果美国发表声明保证不侵略古巴，那么苏联就将导弹从古巴撤走。然而，次日，在美国还没回信前，赫鲁晓夫又送来一封措词更加强硬的信，附加了更多条件。那天晚上8：05，肯尼迪发出了给赫鲁晓夫的回信。他接受了赫鲁晓夫10月26日的提议，表现得好像10月27日的信根本不存在一样。10月28日，肯尼迪收到了赫鲁晓夫的第三封信，同意达成协议。在这些时刻，当每件事都在危急关头，装模作样──有礼，意识到正在“玩游戏”──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这只是故事（误导性）的一个方面。有些时刻──霸权性话语处于危机的时刻，也要冒险撕破表象。青年马克思就曾在1843年描述过这样的情境。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判断1830-1840年代德国旧制度的衰败是对法国旧制度悲剧性覆灭的滑稽模仿。“只要其相信、而且不得不相信其自身的正当性”，法国的旧制度就是悲剧性的。而德国的旧制度“只是想象其相信自己，还要求全世界都如此想象。如果它真信其自身的本质，它还会…在虚饰和诡辩中寻求安慰吗？现代的旧制度不如说是真英雄已死的世界秩序中的喜剧表演而已。”在这种情境下，羞耻就是武器：“必须通过增加对压力的自觉，让真正的压力更有力，必须通过公开羞耻，让羞耻变得更加让人羞耻。”

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面临着全球秩序中不知廉耻的世故(cynicism)，这一秩序的行动者仅仅想象他们相信其民主理念、人权等等。通过像维基解密这样的揭秘行为，羞耻──容忍这种权力主宰我们的羞耻──通过公诸于众而变得更加令人感到羞耻。美国介入伊拉克内政，要为其带来世俗的民主，结果却加强了宗教原教旨主义，让伊朗变得更强。这不是真诚的行动者悲剧性的错误，而是世故的骗子被自己的诡计打倒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