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2下载:是什么在阻碍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要探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问题，首先应该阐明我对中国民主化的理解和认识，或者说民主化的意义，以便饱学之士有的放矢批评我的文章。

　　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必须要有坚实的制度程序作支撑，否则民主必然是一句空话。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要逐步建设一系列的制度程序，比如社会公众自主选择公共权力的民主选举，制约公共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民主监督，替换不作为甚至胡作非为的公共权力者的民主罢免，具体还包括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新闻监督法和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正在实行的党政部门财务公开等等，这些都是民主化的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可能像某些政治学说或宗教宣传的那样把人类带入绝对平均不劳而获的神话天堂，民主的目的在于有效防止公共权力侵害社会公民的人身安全、精神自由及其他应当享有的政治经济权力。如果说这个世界存在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完全是因为不受制约的公共权力造成的。缺乏民主制度约束的公共权力常常情不自禁地露出吃人的狰狞随时可能伤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个体，这样的实例并不因时代的发展消失，而是因为国家管理制度的弊端时刻存在。这是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

　　由于对民主观念有意无意的曲解，人们长期以来对民主存在错误混乱的认识，这里有必要进行澄清。比如民主是什么?是无产阶级人民人人当家做主吗?其实，无论任何形式的民主都不可能人人当家做主，人人当家做主与人人都不做主一个概念。民主也不是不要政府权威和法令统一，地方各自为政让国家陷入混乱。相反，民主是为了更科学的有程序的管理国家，让公共权力的产生和使用最大程度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因而，民主不是让社会混乱，而是要让国家更健康的发展进步，不是不要政府权威，而是要让政府的权威更加合法化，更有正义感和更具公信力，让社会公众不需要压服而是发自内心的对政府和公共权力尊重服从。

　　人类社会需要秩序，因此必须要有管理者，除非进入无政府状态或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需不需要管理者的问题暂且不论)。是让社会管理者尽职尽责、合理合法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还是让他们滥用权力，随意损害公共利益和公众权力，这是我们选择民主还是专制的实质区别。我所说的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管理能够最大程度的达到前者的标准，最大程度的远离后者，让公共权力无条件的接受公众的制约和监督。

　　二、阻碍民主化进程的体制弊端和社会体现

　　现实中有哪些东西在阻碍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呢?

　　首先是传统的虚拟的统治阶级理论弱化了公众的民主诉求和民主意识。无论古今中外，社会管理者永远都是少数，被管理的社会成员必然是大多数，因为社会管理的成本费用要由公众负担。“十民九牧”人民尚且负担不起，“九民十牧”就更无法想象了。这充分证明不管什么时代群众永远都比领导多，否则为什么称人民为“群”为“众”?但阶级斗争理论却把绝大多数无权无职手无寸铁的“群众”都划入与领导干部等同的统治阶级，制造出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假象，同时也掩盖了公众弱势群体(特别是个体)的地位。你本身就是统治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还用自己监督自己吗?民主是被统治阶级或敌对分子的非法要求，你好意思和他们搀和在一起?那么作为平民百姓的你是否应该扪心自问：“我是统治阶级吗?”比如，你是农民可以代表农民阶级指挥村长吗?你是工人能代表工人阶级领导政府官员吗?你一无所有身无分文能代表无产阶级实行阶级专政吗?如果谁敢于肯定回答是，我想他的祖宗肯定会被人骂醒的。

　　其实，中国的普通百姓并不奢望成为什么统治阶级，也不想让各级领导成为他们的仆人，他们只希望自己生存生活的基本权力能够得到保障就可以。然而历史证明，如果不没有民主体制民主程序对公共权力有效制约，人民的基本权利往往无法保障，即使是最起码的生命安全。他们可能饿死，可能被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可能被野蛮的政治运动斗死或被逼自杀。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人们，不管你是农民、工人还是知识分子，不要再沉醉于统治者的自我想象中。你过去不是统治者，现在也不是，以后还不是，除非你是村长或更高的领导干部。你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弱势地位，才会“愤然悔悟”提出民主诉求，积极勇敢地投入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中，否则你还以为民主是威胁您的统治地位呢!不过就算你是身为各种领导的统治阶级，人民难道没有要求民主监督的权力吗?

　　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庸俗化解释笼统空洞，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不利于形成民主化所必需的法治环境。人民民主专政的大前提首先要明确人民和敌人的界限，这关系到对谁民主对谁专政的实质内容。人民暂且不论，那么谁是我们的敌人呢?法律并没有“敌人”这个称谓，也没有相似的解释和划分，但“敌人”肯定不是屡屡挑衅中国的美英等西方国家，因为他们似乎还没有权力享受我们“专政”的待遇，敌人必然是指国内的自然人或群体。根据历史的经验，持不同政见、敢于批评政府或要求民主权力的社会公民都可以被视为敌人，或诸如破坏社会稳定的刺头、异类等准敌人。比如希望改革经济体制帮助农民尽早脱离“大跃进”灾难的刘少奇、彭德怀，敢于对文革和伟大领袖表示怀疑的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以及前不久有上访经历想当人大代表的江西女工刘萍等等，对他们必须酌情予以不同程度的专政。把人民和敌人的划分标准牢牢掌握在手中，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好恶给异己分子扣上敌人或其他异类的罪名，这种无视宪法精神侵犯公民权力的行为是滥用公权的人治的必然结果。法治社会只有侵犯其他公民和公共利益的罪犯，没有不同政见因言获罪的“敌人”，否则中国还要什么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法治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人治是不可能结出民主果实的。现实中人治的现象屡屡发生，这与我们的体制弊端有深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主的建设进程。

　　中国法治基础的薄弱说到底还是权力和法律的错位，说白了就是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了许多年，也困扰了中国许多年，当前富有中国特色的群众上访现象多少说明了问题的实质。

　　上访古已有之，过去叫“拦轿喊冤”、“进京告状”，现在换成了“上访”的说法。因为封建官吏的八抬大轿速度迟缓，容易被刁民拦截，如今领导干部的座驾虽然只有四个轮子却是现代化的高科技产品其速度马力远非人力可比，普通百姓不好也不敢(怕出现“我的爸爸是李刚”之类的交通事故)拦“轿”，只好到党政领导的衙门口上访喊冤了。上访估计是中国各级领导最为头疼的麻烦事。明文规定口头批评，但却屡禁不止。人民为何要上访，吃饱了撑的吗?谁愿意花钱花时间耗费精力，冒着被当成精神病或被黑社会收容的危险去上访?其实，领导同志如果能够站在群众的立场思考就会懂得，按照宪法规定人民不仅有权上访，而且还有游行示威的权力，因为人民群众不愿破坏社会秩序而是忍辱负重走上艰难的上访道路。如果百姓受了委屈都像一些喜欢激动的青年学生一样，遇到国际上风吹草动就狂热的上街游行，社会岂不要乱套?所以上访是人民群众顾全大局信任领导的高度政治觉悟的表现，不仅不能堵，领导还要大力表扬呢!

　　允不允许群众上访是领导干部应该解决的问题，我关心的是人民有冤屈为什么不到法院?群众上访为什么不到人大，而是直奔党委政府?要知道人大可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检察院、法院的领导人选也是由人大选举任免的啊!有天大的冤情为什么不上法院告状或去人大上访呢?难道他们知道谁说话管用，法院必须听党政领导的指示按领导意思办案?事实又何尝不是如此!领导的一句话、一张字条可以让人民群众多年的沉冤得雪，可以让民怨载道却屹立不倒的贪官污吏受审获刑，可以让长期为非作歹的恶徒认罪伏法，这不是党政领导在维护正义吗?那还要我们的执法部门干什么?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权大还是法大，他们心里早就清楚了。获得正义(哪怕是迟到几十年的正义)的百姓对领导感激得痛哭流涕甚至跪拜磕头奉为青天，社会媒体也共同称颂领导“为民做主”的壮举，孰不知这正是中国缺少法治精神，权力和法律严重错位造成的畸形现象。人民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领导能够指导司法办案，就完全有能力干预司法公正，不信可以对每一起需要高级领导指示才能公正处理的案件进行深度查处，哪一个案件背后没有权力者上下其手?前台的演员倒了后台的导演还自岿然不动，权力干扰司法的游戏规则还光明正大的存在，谁能保证类似的冤案不再重演?领导的权威完全遮住了法律的神圣，党政权力干预司法办案成为惯例，百姓宁可相信领导的话也不相信法律，这与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不是越走越远吗?

　　要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培养社会公众尊法守法爱护法律的法治精神，我认为中国还是要坚决推进党政分开、“政法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党务的归党务，人大的归人大，行政的归行政，法律的归法律，才能创造出民主所需的良好的法治环境，真正做到以法治国。

　　三、历史文化与社会观念的影响

　　人治的社会现象制度弊端占主要原因，与封建社会的文化影响也有很大关系。封建专制社会不必说，用什么标准评判“文革”这段历史对中国民主的目标和进程意义重大。某些人对文革的理解还停留在帝王将相题材的戏曲观赏阶段。比如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要篡毛主席的位日后对主席焚尸扬灰所以必须被打倒;林彪更歹毒，主席已经答应让他接班却等不到主席百年就急着篡位不说(为什么一定要到百年之后才脱袍让位呢?这里存疑)，还胆敢谋害毛主席，是和秦桧、魏忠贤一样典型的奸臣。这种用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标准评判文革的思维方式充斥着专制的糜烂气息，与现代政治的观念水火不容、格格不入。刘少奇本身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国家主席，究竟是谁在篡位谁在践踏民意?正如他自己辩解的那样：就是罢免也要有个程序吧?然而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刘少奇最终没有逃过政治迫害，这不仅是刘个人的悲哀还是中国式民主的悲哀!林彪同样因为国家主席的设置问题与毛分裂出逃国外，从抗日时期的“战神”、“民族英雄”和文革时期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一夜之间坠入阴谋家的阿鼻地狱，举国声讨，至今连个为什么也没人问，难道这就是极力美化文革的所谓“左派”思想家们的做派吗?这种根据权力需要随心所欲的政治宣判与现代民主标准相去甚远，如果是真正的制度民主程序选举，国家领导人由人民代表民主选举产生，封建政治色彩浓厚的“篡权夺位”说又从何而来?这种以封建政治标准分析评判文革的观念误导了一批人，包括现在的部分青年。不知史者不足与之谈未来，不以现代民主政治观念正确解读文革就不能把文革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的文革遗老遗少们造成可乘之机。他们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全部归罪于改革开放，积极否定丑化之能事，反过来不遗余力地美化粉饰鼓吹文革时代，妄图走回头路。果真如此，中国一百多年的民主革命岂不要被否定?无数仁人志士民主先烈的鲜血岂不白流?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性付出岂不变得没有任何意义?让历史告诉未来，要让全社会公众都知道一个道理：民主是制度化的政治，是法律化的制度，不是谁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玩到什么时候就玩到什么时候，要以法治国、以制度治国。唯有正本清源，澄清史实，那些鼓吹文革的荒谬论调才会失去市场，人民才可能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才会顺利进行，这是中国每一社会分子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和使命。

　　文革大力鼓吹的阶级斗争理论至今还产生消极影响，社会对立情绪严重，仇官仇富言论充斥网络，暴戾的社会氛围不利于民主化的有序进行。仇官仇富，极少部分人出于个人嫉妒心理不平衡，更多的是仇贪腐枉法之官，恨非法获利之富。现实中存在的一些权力勾结、权钱结合的社会现象，还是公共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造成权力滥用与市场结合产生的怪胎。中国民主化的目的就是要制约公共权力，彻底解决公共权力非法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体制弊端，铲除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腐败温床，以保证每一个公职人员清廉守法，每一分个人财富正当干净，让社会成员互敬互爱彼此尊重，真正和谐充满温情。

　　在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不管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还是担任社会公职，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凭个人能力勤奋劳动，任何人任何职业都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只要是合法的劳动所得，每个公民的财富和名誉都应得到法律的保障。我上面已经说过，民主并不能给人带来财富，不会让我们进入不劳而获绝对平均的神话天堂，但民主能够保证公民的生命、精神、财富不受非法侵犯，能保证公共权力依法使用，维护社会公正公平、健康有序，实现每一个公民在机会面前一律均等。至于社会贫富加剧的问题则应由民主体制下的公共权力通过民主程序和法律手段进行最大程度的平衡缩小，比如税收、国家补偿、社会福利措施、慈善事业等等。但这都属于民主的次生产品，不像其他政治学说那样进行分配结果绝对平均的政治承诺。绝对平均的社会分配扼杀了公民追求物质生活的权力和积极性，造成劳动效率低下，社会生产力降低甚至停滞不前，这已经和正在被中外的历史和现实所证明。

　　说到这里，我似乎看到伪民族主义者已经举起手中的大棒，“洋奴、汉奸”的骂声卷土而来。这是所有伪民族主义者的一贯表现。我不否认，民主的确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因为中国历史关于民主的经验思想几乎空白)，但不能就此认为呼吁民主就是崇洋媚外，这纯粹是伪民族主义者的污蔑。伪民族主义者要么鼓吹封建色彩浓厚的文革思维，要么鼓吹被严重曲解的民族精神。他们开口马恩闭口列斯毛，却钻头不顾腚的忘记马列主义也并非中国特产，同样是来自西方的政治学说，如果借鉴西方政治思想就是崇洋媚外，那么鼓吹马列主义是否也是崇洋媚外呢?如果一家之言成为国教，任何人不能批评商榷，再好的思想学说最终也会变成教条主义。既然数千年的封建礼教文化可以被推翻，中国人可以接受三民主义、西方的马恩列斯政治学说，并侵淫日久成其自然，那么中国还有什么政治观念不能接受成为国人的习惯呢?对于某些人来讲只不过需要点压力和牺牲精神罢了。学习国外先进的思想经验，必须要有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论谁的学说，只要对中国适合有用，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学习，而不能画地为牢或扣帽子打棍子。打着民族主义旗帜的伪民族主义者可能还不知道，中华民族精神包含自尊自重但绝非盲目自大狂妄无知，还有虚怀若谷、宽容博大的民族胸怀。中华民族需要发展，但更需要文明，中国需要富强，但更需要民主。只有文明发展民主富强，世界才不会小瞧我们，我们不仅能获得朋友发自内心的尊重，也必定能赢得对手的敬服。

　　四、民主的终极目的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二十余年过去了，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庄严的承诺?当然，民主的内容绝不是简单的普选，必须有一整套科学的政治制度和程序做为基础和保障。普选也并非民主的终极目标。一九四八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序言说：“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民主的根本目的大致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