衬衫厂家:郑永年：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郑永年：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2011-03-22）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国也必须加快民主化进程。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要求一个同样开放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社会，当其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产生民主化的要求。在民主先发生的欧洲是这样，在后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上说，民主具有普世性。民主政治首先发生在西方，然后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民主属于西方。

　　民主化必须推进，但民主化是有限度的，泛民主化并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是这些国家难以发展有效和高质量民主的一个主要根源。在当代世界，民主化往往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在这些国家，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政治人物，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总想到民主，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不难观察到，在后发展中社会，人们往往把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理解成为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同时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为民主能够帮助实现各种期望的价值。（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社会产生了大量的从民主化视角来透视西方历史的文献，这个事实也强化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对西方民主的看法。）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贯穿近代西方历史。正因为这样，西方民主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但是把所有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体现的价值例如自治、分权和社会参与，也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甚至在西方，这些价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说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动了西方的民主化过程。（在西方民主文献中，这些其他制度被归结为“传统文化”。）

很多价值非要用民主来实现

　　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尤其是分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们所追求的很多价值，通过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不能把“非民主政体”解读成为“专制政体”。把人类政治史简单地归纳为“民主”和“专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制度安排是技术性和中性的，并不能用“民主”和“专制”这样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需要这些中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就成为不了（近）现代国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并非用民主政治就能解释的。例如，很多西方学者发现，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战争分不开，西方的工业、产业和商业组织文明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近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了。尽管人们不能低估民主化对这些制度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很多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化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主的边界问题。英国自由主义大家洛克著《政府论》，其主题是有限政府。就是说，政府必须有个边界。有限政府一直是西方民主最具有本质性的特征。在很长历史时间里，西方民主只限于有限的政治领域。从这个角度出发，熊彼特给出了西方政治民主最经典的定义，即民主只是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有效的民主，和民主的有限边界有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民主的范围很有限，即精英民主。在政治领域，只有政治人物才是选举出来，而庞大的官僚体系也即文官不属于民主范畴。非政治化的、中立的官僚体制，是西方政治体系正常运作的制度保证。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的历史还非常短。直到最近几十年，西方才开始谈论经济民主、社会参与、工厂民主和社会协商等等。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诸多领域的民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处于不同的领域，不能把它们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

　　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中国如果要实现相对高品质的民主，首先就必须给民主划定一个边界。很多现象表明，中国也开始出现泛民主化现象。很多人提倡学习西方民主可以理解，但他们对西方民主的本质并不十分了解。“民主”的词汇充斥着媒体、社会话语和官方文件。因为被赋予至高无上的道德含义，民主简直成了所有事物的形容词。泛民主化已经导致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化的民主，甚至是假民主。尽管中国还没有实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民主，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些官员的政绩工程，用“民主”来欺骗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