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之后车船税发票:比利时危机看中国民主化的挑战

　　这场政府危机的导火索危表面看来是荷语族与法语族两大族群在首都行政区划问题上的对立，但真正的原因则是族群分裂以及族群分裂背景下在福利制度、税收、就业和医疗保险体制等方面的争端、语言文化上的认同差异。

　　由于历史的原因，比利时王国分成两个在语言上、文化上和政治观念上都不同的族群区域：北方的弗拉芒荷语区、南方及首都大区内的法语区（实是三个，还有一个德语区，但由于比重太小，往往处在各种冲突的边缘化）。 此次中央大区行政地位之争，和地处弗拉芒地区的首都布鲁塞尔的特殊性有关----它被荷语族群视为他们的“故都”，但布鲁塞尔大区90%居民是法语居民，而且大区拥有自治地位。所以弗拉芒地区的荷语党派对法语族群“占领”他们的都城大为不满，于是要求拥有更多参与管理布鲁塞尔的行政权。而首都大区的法语族群则希望，把首都布鲁塞尔的版图扩大到郊区 一些法语族群居多的乡镇，以便维护他们的族群利益。这当然是荷语族群强烈反对的。

　　随后这种争端就扩大到经济和文化层面。北方的荷语区居民对相对穷一些的南部法语区居民分享同样社会福利感到不满，认为是他们出更多纳税人的钱养了懒惰的南方人。为此，占全国人口 60%北方荷语区提出，他们人口多，理应拥有比南部的瓦隆以及首都布鲁塞尔大区更多的自治权，以便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法语区的居民则不愿意这样做， 只同意有限地移交一些次要的行政权，担心北方获高度自治后，南方会变得更加穷。生活在布鲁塞尔郊区弗拉芒乡镇的法语族群，要求在当地的学校、公共机构以及法庭充分享有他们自己语言文化的权利，也就是讲法语和使用法语的权利；荷语族群则认为这种要求过分之极，于是甚至要求分家，将当地单一的选区和语言司法区一分为二，甚至交通路牌也各标各的语言，形同各自独立。

　　这种族群对立必然反映在政治上。居住在布鲁塞尔大区荷语乡镇的法语居民在各种选举中通常都投法语社会党的票，结果是弗拉芒荷语党派在这些地方屡战屡败。比利时2010年6月13日提前举行国会选举，主张荷语区独立的党派“新弗拉芒联盟”胜出，但没有一个党派取得国会多数。随后国王阿尔贝二世授命法语社会党领袖迪吕波筹组新内阁。不到两个月，迪吕波宣布组阁谈判失败。接下来，国王虽数度任命调解人，想化解这场政治危机，始终未能奏效。直到今年2月2日，国王又责成看守内阁财政大臣雷恩代尔出面斡旋，争取各党派恢复对话。目前对话正在展开之中。雷恩代尔至迟应在3月1日将谈判结果禀报国王，看能否催生难产多时的新政府，结束国家政治危机。如果一直达不成妥协，比利时最有可能的命运是解体。

　　虽然不少自由派人士辩护说：尽管如此长的时间没有政府，但比利时一直稳定有序运转。只是比利时人民并不接受这些自由派人士的美言：许多生活在南部法语区的居民深感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寻求取得卢森堡国籍，以防王国破裂时，他们能有个避难之处。

　　1989年“苏东波”之后，许多多民族国家解体：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伐洛伐克。自由派对之的解释是：长期的专制和极权积累了太多的民族仇恨，导致民主化时代国家的解体。但事实上却是南斯拉夫民主化之前，各民族自由通婚、平等和睦相处。南斯拉夫的国民在西方享受免签证的待遇。反倒是民主化之后，为赢得选票，各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政党纷纷产生，南斯拉夫成立之前不知几代的民族冲突都被拿来进行政治操弄，于是一场场民族仇杀再度上演，最终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被肢解，独立后的各部分仍然彼此充满敌意。其实自由派如果能尊重事实的话，今天的加拿大、比利时、西班牙、英国等颇有历史的民主国家都解决不了民族的融合问题。最近英国首相卡梅隆更公开声称英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经失败。当然比利时是成熟的民主国家，和南斯拉夫相比，执政者一直是在竭力消除不同种族间的隔阂。比如，比利时王国的国家箴言就是“团结就是力量”，这句座右铭镌刻在国王纹章图案上，以便让国民牢记不忘。该国国歌里也唱道：“我们所有人发出誓言，你坚不可摧的统一，有永世不变的铭言为据。”。比利时大诗人艾弥尔·维尔哈伦虽然出生在讲弗拉芒语的弗兰德勒地区，被誉为 “弗兰德勒之子”，却用法语写作，达到极高的造诣，世界文坛尊其为“诗豪”。维尔哈伦是共产党人，但1916年他过世时，比利时国王还为他举行了“国 葬”。可见，比利时的宽容和包容。然而，尽管如此，却仍然无法维持一个民族的共同向心力和凝聚力。如果说民主即使不是导致一个多民族国家分裂的元凶，至少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中国，同样是多民族国家的第一个启发。（汶川地震发生在少数民族区域，全国对口救援和重建。但在比利时，北方居然对南方分享同样福利不满，认为是他们养了懒惰的南方民众。两种制度何优何劣，还有什么争议吗？）

　　种族和主权这两个概念是西方发明的，并随着西方的崛起而被全球各文明所接受。但这种文化的排异现象极为严重，使得接受这种概念的国家付出极大的代价。以中国为例。中国传统是一个文明，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所谓“华夷之辨”的标准就是是否接受中华文明。接受了就是“华”，所以中国才可能多次出现异族统治而中华文明继续绵绵延续。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不会追求西方式的独立，相反它想的却是入主中原，终成一统。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在全球都不可能被同化，唯独进入中国的一支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所以，不管是谁统治中国，各族群之间往往是和睦相处。就是接受了西方主权理念的孙中山革命期间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但革命一成功，立即就提出“五族共和”将之取代。现在引起西方屡屡关注的西藏，在引入主权概念之前，和中央政府极少发生冲突。后来分裂出去的外蒙古也从不知独立为何物。不仅如此，在引进主权概念之前，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保持了东亚的长期和平，此时并无什么领土纠纷。但当主权成为全球认可的标准之后，中国和东亚就再无宁日，直到今天，日本和中国、韩国、俄罗斯为了并无多大实际利益的小岛而长期交恶，其根源还是在于主权概念的引入（只是现在已经无法改变）。所以，2010年本人应邀赴台湾观摩五都选举，在和陆委会座谈时，我提出一个解决两岸争议的思路：如果仅仅从主权这个角度来思考，是完全无解的。根本问题的解决，还是在于两岸的去主权化。显然，文明如同生理器官，是有排异作用的。其后果和器官移植一样，有时可以直接导致一种文明的灭亡。就是存活下来的，也往往元气大伤。所以，对异质文明的引进，不得不慎。这就是比利时危机对中国的第二个启示。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走向民主之路。可以这样说：民主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包括“蒙古、阿尔巴尼亚、毛里塔尼来”这些被认为最不可能的国家。但令人遗憾的是，成功者廖如星辰。要么是陷入混乱，要么是陷入停滞。能够算的上成功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民族构成单一或者已经建立起很强烈的民族认同。亚洲的韩国和台湾之所以比印尼、菲律宾要稳定的多，这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印尼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才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两亿多人由490多个民族构成----使用250多种语言。菲律宾与之相似，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国家屡屡发生内战，各种类型的游击队相当活跃。更为可怕的是，在各省竟然还存在着五百多支私人部队。所以虽然有了民主制度，这两个国家却是世界上最腐败、最混乱、最贫穷、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这其中的教训就是，当一个国家还没有产生民族认同的时候，实行民主化，则必然导致国族建设成为第一位的挑战，民主制度建设退居第二位。在一国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当大量的资源耗费在国族建设的情况下，巩固民主就往往力不从心。还需要指出的是，国族建设经常与民主原则相冲突。法国吞并布列塔尼后，推行残酷的民族同化政策，禁止说布列塔尼语。

　　所以着名学者王绍光曾提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经验上，一个新兴国家在能够解决国族认同问题之前，几乎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民主制度。这个结论也同样适合中国。

　　中国由于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文明体，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所以直到上世纪初才第一次由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到现在仍然没有形成强烈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藏独、疆独、台独一直存在的原因。如果实行民主化，它们必然依民族自决原则（这也被认为是民主的要义）寻求独立。它们将成为中国民主化的第一大挑战和威胁。以汉族大一统的历史惯性，这或者是无法接受的，或者代价是极其高昂的（就是积弱不振的中华民国都曾派兵试图重新收回外蒙古）。任何敢于接受国家分裂的政党都将失去合法性。这也是为什么，不管什么立场的华人，每当藏独、疆独和台独制造冲突时----尽管得到西方实质或道义上的支持，总会站到中国政府一边。

　　对中国而言，实行民主的终极障碍或许并不是有没有中产阶级，有没有公民社会，人均GDP是否达到所谓的民主门槛（五千美元）、教育程度的高低----毕竟这些只要努力、不折腾，以目前的发展速度，都会逐步实现。但民族认同在一个主权和民族为基础的时代，恐怕却极难产生。看看今天的台湾，比利时，西班牙，英国，加拿大，就一目了然了。当然，除非中国对民主的追求超过了国家统一，宁可国家分裂也要民主，就如同捷克和斯洛伐克一样，哪就另当别论----但这是不可能的假设。

　　比利时对中国的最后一个启发是，由于这是一个小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缺如。而且做为欧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全球大国对比利时的政治危机或者没有兴趣插手，或者不愿意插手，因而还有可能和平解决的可能（妥协或者解体）。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永远不可能拥有的外部国际环境。以中华民国为例。日本支持东北的张作霖，苏联支持南方的孙中山。英美支持长江流域的吴作孚。最为经典的是日本。袁世凯执政时，日本竟然支持所有的政治力量：袁世凯、孙中山、宗社党（清朝遗老）。当日本威逼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就是拿支持孙中山做为筹码。在今天的国际格局下，要么有石油，要么和中国、俄罗斯有地缘政治因素或重大利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就往往成为西方“关注”的重心。如缅甸、苏丹（已被肢解）、朝鲜、越南、伊朗、格鲁吉亚、乌克兰、中亚、中东各国。至于什么都没有的国家如索马里，早成为西方的弃儿。所以，如果出现比利时式的政治危机，中国立即会成为全球列强的竞相介入之地。不用说二百五十天没有政府，就是二十五天恐怕就已经天下大乱，（西方支持下的）群雄并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