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泓怎么组词:吴化成的风波

       何应钦用带着白手套的食指指了指那面三连的军旗：“佐民，你就用这个来欢迎我吗？”王耀武：“请敬公容禀。”何应钦点点头。王耀武：“这面军旗午饭时不知何故遭致污损，有人建议学生另外腾挪，或者予以利用他途遮掩，学生均未听取。”何应钦：“这是为何？”王耀武：“军旗虽然临时污损，但责在学生本人，敬公经常教导我们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此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学生忝为一营之长，理应枕戈待旦、盘马弯弓，却不意疏忽至此，此实为军人大耻。故而，学生让属下张挂这面军旗，就是要以学生的疏懒警示全军，以昭惕励。并自请处分。”        何应钦的表情缓和多了，脱下白手套，点了点王耀武：“佐民啊，两年未见，你还是那么有肩胛。”然而，转过身来对身边陪同的师长、旅长、团长等人说：“知耻近乎勇，王佐民以身作则，不事推诿。今值国民革命、河山统一之关键时期，我辈军人宁不乎此？”大家连声唯唯。一场眼看就要波及各方的惊险片段给王耀武的一番慷慨陈词巧妙的化解掉了。        校阅一结束，大家回到营房休息。三连连长滕超就跑到王耀武的住处先给王耀武狠狠的鞠了一躬。三连军旗污损，首先要治罪的就是他这个连长，而且，只要王耀武头一偏，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可以把这件事实实在在的推在滕超身上，当着军政部部长的面，一个连长算毬啊。        第二天，滕超不辞而别，留下一封短信，就是八个字：“愧损军旗，无颜以对。”人走了。可事情没有完。就在滕超走后不久，蒋介石、何应钦的头号亲信大将，王耀武的顶头上司刘峙亲自向蒋介石、何应钦保荐，任王耀武为中校团附，照旧兼任营长，蒋介石、何应钦批复同意。        天上不可能掉馅饼，滕超是刘峙的亲侄子刘夷保荐上来的人，污损军旗的责任既在滕超身上，也在举荐人刘夷脸上。而且，更要命的是，滕超的真实身份竟然是改组派大将滕固的本家兄弟。



        改组派是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一个重要派系，全称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其主持人主要是王乐平（山东诸城人）。王乐平的经历非常复杂，但其中两点让蒋介石深怀疑惧。第一，王乐平本人是枪杆子起家，28岁在山东老家组织发动军事暴动，自任革命军总司令，在军事上不是外行。第二，他与中共山东早期领导人王尽美等人一道筹组过共产主义小组，思想左倾。老蒋生平对知识分子闹事虽则也头疼，但并不特别恐惧，因为他知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最担心的就是枪杆子不稳。而这个王乐平偏偏就往老蒋的这块软肋上捅。王乐平让滕固这些人物色一批中央军校的毕业生，分派到各部担任连排长，从基层上抓武装。王乐平走的这条路线实际上跟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中共走的路数差不多。蒋介石的奉化同乡王任叔（即作家巴人，建国后任驻印尼大使等职）与中共宁波地方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张秋人之间有过一次对话，王任叔认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中多数为国民党所控制，张秋人就笑着说：“部队的基层都是我们来掌握的。”后来，蒋介石厉行“清党”，也是由此而来。如今，王乐平让人抓军队的中下级军官，老蒋的屁股哪儿还能安稳了呢？          过了一个月，上峰又下了一道命令，王耀武免兼营长，专司团附一职。赵铁夫得到消息后来找王耀武，问王耀武这是怎么回事？王耀武说很正常，我兼了一个月的营长本来就是过渡一下，各团都没有团附兼营长的，我岂能例外？而且，我在营部一天，你的位置就一直这么悬着，我想提拔你，一则人微言轻，二则即便是提拔了，也是人言啧啧。如今，我调走，新营长上任，我完全可以把话先给垫到。赵铁夫连连摆手：“我个人无所谓，只要你老弟一切顺利就好。”新营长上任不久，赵铁夫的任命也给报上去了，拟出任三连连长。          临行前，王耀武专门摆酒给赵铁夫践行，哥俩都喝高了。王耀武：“现在中国办事难，做人也难。要想做事，恐怕就做不得人，要想做人，那就办不成事。所以，左右权衡，宁可得罪事，也不能得罪人。得罪事最多是一事无成，得罪人那就做不成人，做不成人只好变成鬼了。”赵铁夫：“你老弟的这番话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上说而已，要是你站在我这边，你就说不出这些话了。”王耀武：“你那边是哪边？”赵铁夫苦笑一声：“像我这种人就是只能给主子当恶犬的，恶犬嘛，顾名思义，第一要恶，第二要狠，主子挥挥手，我们摇尾走，光走还不行，还得一路狂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勾当，而且，主子要是需要，还得把我送给仇家扒皮炖肉，当然，也能在人家吃剩下以后拣几根骨头棒子埋起来，立一块牌子，上写“义犬”二字。但如果哪一天背着主子准备讨好谁或者准备跟他拉拉勾，那就只能变成炖肉，连牌子都捞不到。”王耀武看了赵铁夫一眼，心里翻腾出更多的东西，虽然酒精还在起着作用，可脑瓜子不再那么朦胧了。虽然，他早已猜出了赵铁夫的身份，可如今经他酒后的这么半吐半露，王耀武的胸中还是像堵着一团棉花那么难受。“乐我之心，防我之变”，亘古以来，主子与奴才之间永远是填不平的鸿沟，你赵铁夫是狗，难道我王耀武就敢直起腰来做人不成？          赵铁夫走后不久，刘夷出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三十二旅旅长，经刘夷保荐，王耀武升任第三十二旅上校团长。这一年，王耀武26岁。在国民党军中，有一条约定俗成的升官曲线即要在三十岁之前升到旅团一级，三十五岁之前升到师旅一级，四十岁之前升到军师一级，这样，才有可能在四十五岁或者五十岁之前跻身高级将领（中将以上）。王耀武26岁就升任团长，早早搭上顺风船不说，这次任命之后，刘峙还亲自召见王耀武，说了一堆鼓励、激赏的话，让王耀武感激涕零。等到王耀武到任的那一天，刘夷率旅部各级部门主官列队欢迎，场面搞得很大。饭后，刘夷专门请王耀武到他那里坐一坐，茶杯一端起来，刘夷就说了：“佐民，你的大名、才力，文彦世兄早就跟我多次提起，你来我这里，名义上是团长，其实是副旅长，军中不是有句俏皮话吗？副驴（旅）也是驴（旅）。”          在王耀武来说，跟上刘夷等于攀上了刘峙，也就等于重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中，首屈一指的自然是何应钦，其次则是刘峙、顾祝同等。原来，顾祝同本在刘峙之上，至少在何应钦看来是这样的。            1927年11月，何应钦派刘峙率部沿着津浦线北进，何应钦本意是让顾祝同统一指挥第一军和第九军，命令还没有来得及下达，国民党军便与孙传芳一部接触，顾祝同沿津浦线左翼进攻，刘峙沿津浦线正面进攻。攻占临淮关后，指挥混乱，何应钦乃命部队后撤，刘峙所部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继续向蚌埠前进，在长淮卫一带与孙传芳所部遭遇，刘峙一举击溃孙部，占领了蚌埠，而正常进攻的顾祝同部反而落后于刘峙，何应钦闻讯，连连击掌：“经扶（刘峙字经扶）是福将，经扶是福将。”从此以后，顾祝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刘峙之下，而“福将”的美名也由此缠绕在刘峙的身上。           无疑，王耀武也将在“福将”的“福荫”下一路扶摇。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王耀武的举主刘夷的仕途在1932年6月狠狠的摔了一个大跟头，而且，这一摔，刘夷再也没有在军界中爬起来。            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对江西苏区的“围剿”。这一次与前三次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动用了血本。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宣布就任“剿匪”总司令，纠集大军63万，配发军饷3500万元。6月30日，蒋介石兵分三路，其中中路军蒋介石亲自兼任司令官，刘峙为副，代行职责。刘夷的独立三十二旅的任务是由修水向万载、铜鼓进击红军。但是，刘夷追着红军的后脚跟绕了好几个月，也不得要领，自己倒是给拖得疲惫不堪。按说这在“剿匪”战役中是家常便饭，前三次“围剿”中，资历比刘夷深，军衔比刘夷高的国民党军将领给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大有人在。可是，这次麻烦竟然直接找上门来了。       中国有句俗话叫“民不举，官不究”。刘夷战而无功，这在刘峙的麾下根本不算一回事。可有人因此就准备在老蒋面前给这对叔侄好好的上一上眼药。说来这眼药的药引子还跟王耀武有着间接的关系。          我们前面提到东征时，何应钦收服曹万顺所部改编为十七军的事情，曹万顺的亲信之一吴化成还是促成这件事的当事人之一。曹万顺改编为十七军后，吴化成也水涨船高，当上了团长、旅长。以后，十七军改编为整编第十一师，曹万顺还是师长，吴化成担任主力团团长。十一师师长是曹万顺，但老曹是丫鬟当家，只拿钥匙不做主。十一师真正的主子是副师长陈诚。1929年夏，十一师中的黄埔生起哄把曹万顺赶走，推戴陈诚担任师长，蒋介石为了给老曹一个台阶下，改派曹万顺为新编第一师师长。曹万顺是灰溜溜的走了，吴化成他自然不敢带走，老吴的日子可就跟“小白菜”一样了。1930年春，吴化成所部驻扎武昌，陈诚暗中命令亲信将其全部包围缴械，吴化成的一嘴“洪山菜苔”还没来得及下咽就给遣送回籍了。陈诚在黄埔系中以善于、敢于吞并异己势力著称，而且，手段极其暴辣，“包围缴械”那是小菜一碟，所以，杂牌军一般情况下不敢跟陈诚所部并肩齐驱，怕的是还没有给红军干掉就先给陈诚吃掉了。         丢了兵权的吴化成其实跟“叫花子”没啥区别了，心里这个恨啊。那也没用，人家陈诚是谁啊？后来托人混到了冯玉祥的头号大将宋哲元手下，先给了一个营长干着。不久，就升团长，因为宋哲元跟吴化成都是山东老乡，再说中原大战也缺人手。宋哲元、鹿钟麟、李鸣钟、石敬亭号称是冯玉祥手下的“四大台柱”，这四个人也是各有特色。宋哲元别看一脸菩萨像，心里那是够狠。         在这“四大台柱”中，数宋哲元的身手最好，其实不要说是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就是把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也算上，宋哲元也不输于他们。老宋从小就练弹弓子，打鸟那是一流，长大以后练枪法，蒋介石视察西北军时，宋哲元当场给老蒋露了一手，一枪就把鸟给干下来了，老蒋看了一眼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穿云手’吧？”事后，宋哲元跟手下人嘀咕：“别看蒋老总这人哼哼哈哈的，还楞知道‘穿云手’。”        有一年作战，宋哲元坐火车到前方，坐着坐着就觉得不对劲，他对左右说：“要出事。”左右都跟糊涂虫似的，还安慰老宋：“能出啥事啊。”老宋打开车窗一看，远处一辆火车正疾驰而来，宋哲元大吼一声：“全体跳车！”他第一个就跳下去了。两辆火车一点都没糟践，全撞一块堆儿去了，宋哲元逃过这一劫，但身体受了内伤，晚年因此吃了一些苦头。        而最让吴化成胆子发毛的是宋哲元的“狠”。宋哲元为人相当朴素，不治私产，打起仗来那也是玩命当头，不仅玩自己的命，更玩别人的命。冯玉祥五原誓师以后旨在荡平陕西全境，偏偏守同州（今陕西大荔）的麻老九（大名麻振武）不识相，领着5000人死守不动。冯玉祥先派十三太保之一的韩复榘领兵攻城，老韩打了一阵，太累，啃不动，宋哲元就建议冯玉祥调张维玺过来，这下，韩、宋就算结了梁子。张维玺过来以后，不负老宋的厚望，一下子就把同州给拿下来了，麻老九给干死，手下三千人被俘。宋哲元的电报就来了，他让张维玺把这三千俘虏都给宰了，张维玺哪儿敢啊，自古就是“杀俘不祥”，非但没听老宋的，还给了这三千俘虏路费，让他们另谋生路。跟着1928年打凤翔，宋哲元又把张维玺给派上用场了，现在有些人经常写文章怀念民国时代，其实民国时代风花雪月是一面，可杀戮残忍也是另一面。打凤翔这天，老宋调集1500门野炮、山炮、迫击炮，其中还有十五厘米口径的重迫击炮十二门，规定每门炮必须向城内发射100颗炮弹，每500挺机关枪必须向城墙的豁口处发射子弹250000发到500000发。这组数字的结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攻城战役一开始，老宋亲自掌握电钮，弄得跟叶利钦似的。想想看，1500门炮是啥概念？1948年淮海战役时，陈赓纵队打黄维，集中全纵队的火炮也才百余门而已。拿下凤翔后，宋哲元再次提出杀俘，这次张维玺又反对，老宋说了：“上次麻老九那三千人你要是杀了，能有现在这么多麻烦吗？杀一儆百就是这个道理，把凤翔城的这5000俘虏全杀了，我看以后谁还敢负隅顽抗？”就这样，宋哲元选中一块空场作为刑场，空场的南边有一个深几十丈的枯井（据说这是西北高原上的特有现象），这让宋哲元非常满意。        1928年8月28日上午八时，杀俘准时开锣。宋哲元、张维玺坐在关帝庙门口，在武圣人的在天之灵的“炯炯关注”下，五千名俘虏被西北军的手枪队的大刀兵两个架一个的绑上了刑场，一个大刀兵负责砍头，另一个则照尸体猛踢一脚，踢进那口让宋哲元“如获至宝”的大枯井里，有的俘虏还没有到井边就吓得瘫软如泥，有的干脆自己活生生的往井里跳。有的行刑手是老手，杀人痛快，有的则是新手，连砍几刀，人也不死，狼哭鬼号，惨声不绝。宋哲元谈笑自若，毫不在意。各部营以上军官都要到现场观看杀人，而且还不禁止百姓围观。这场面应该说够血腥了吧，可还是有成千上万的“观众”，他们呆若木鸡的看个没够也许正是杀人者敢于如此肆无忌惮的真正底蕴吧。          经老宋这么一杀，陕西境内的各类小军阀纷纷投降。宋哲元的“杀一儆百”哲学就此灵验。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不独宋哲元，即便是蒋介石也一样如此办理。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回忆，1930年4月，中原大战之际，蒋介石在汉口训话，挥舞拳头，满口都是“杀、杀、杀”，会后，连徐源泉、王金钰等人都看不过眼：“回去对部队不好传达，太残忍了••••••打的是内战，啥的都是中国人。”而在杀人者本身，从来都是千百个理由等着。比如用“国民革命成功”做幌子，比如用“荡平匪患”做借口。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号称湘军思想家的罗泽南让湘军士兵摘取太平军俘虏的心肝下酒，还说这是“惕励”，作为鼓舞士气的主要手段。可悲的是，今天有些人读到这段历史时居然还能用“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来给杀人者遮羞。         吴化成的风波刚过去，又发生了“陈、熊内斗”，陈诚又把帐算在了刘峙身上。这个“熊”就是熊式辉，老熊是刘峙的同乡兼同学。江西人特别抱团，这是有历史传统的。明朝天顺、成化年间的名相李贤对江西人就特别有“研究”，他写的《吾乡说》，江西人看完把鼻子都给气歪了。老熊是“新政学系”的头面人物，他和杨永泰正得老蒋的信赖，一个做了南昌行营的秘书长，一个做了南昌行营的参谋长。老蒋看老熊整天忙里忙外、四处奔波，特别感慨，一感慨就把熊式辉给发表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这是国民党政权地方政府一把手的正式称谓，即某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老熊听到这个任命更感慨，“呱唧”一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要说老熊那真是可人儿，徐志摩、戴笠从飞机上掉下来，人当时就完了，人家老熊从飞机上掉下来，直接就给挂树上了，除了踝骨受伤外，愣是毫发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