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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档案风波的幕后真相
谢天开 2010年08月24日09:12 红岩档案风波的幕后真相--中国共产党新闻
本文摘自《纵横》2010年第8期
《国共兄弟》谢天开 著 
曾影响几代人的《红岩》 
罗广斌 解放前：白公馆里的“脱险志士”
重庆歌乐山上枪声不断，烈焰腾空。
国民党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执行疯狂集体大屠杀，近300名革命志士在黎明前倒在了血泊里。史称“一一二七”大屠杀。
历史真有传奇。在近乎100％的死亡概率中，居然出现了10%的生存概率。在此次大屠杀中，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竟有35人在特务的枪口下侥幸脱险。
此后，在相关重庆集中营的各种文字记载中，有了一个专用名词：“脱险志士”。在这35名脱险志士中，有19名是由罗广斌率领从白公馆监狱逃出来的。
在大屠杀前，罗广斌就已经策反了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杨钦典此前多次受到他的老乡、中共党员陈然的教育，还早就听说罗广斌的大哥是重庆国军兵团司令官，心里很敬佩。
经罗广斌的劝说，非常惧怕善恶因果报应的杨钦典最后终于下决心放人。
杨钦典叫狱役李育之在大门口看着动静，去把电话线剪了，把钥匙交给罗广斌，然后按罗广斌的吩咐准备去提几支枪，结果因平时存放枪弹的保管室锁着且房门十分坚固而没有拿到。
杨钦典便提着钥匙串，去打开了大门的锁，然后返身回到楼下二室，对罗广斌说道：“你们赶快做好准备，我到楼上看动静，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踏三声楼板，你们就跑！”
罗广斌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次越狱的组织指挥责任，他把身边的难友召集在一起，严肃地宣布道：同志们，快，我们赶快做好准备，这次突围，按老中青三人一组，分成几个组，分组突围；出去后分头行动，翻过歌乐山往红槽房方向走，出封锁线各自找好隐蔽处藏好，等待解放军迎接胜利……
罗广斌安排布置好后，楼上便传来杨钦典的信号，罗广斌一挥手：“同志们，我们走！”
天亮了，罗广斌照顾着同在白公馆的狱友杨其昌一路前行。
杨其昌曾是黔军爱国将领，在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二师师长时，由第一师师长贺龙的参谋长严仁珊发起，同贺龙、严仁珊三人在湖南沅陵喝血酒，各自开出生辰八字祖父和父母姓名、家庭住址，交换保存，并念誓言道：“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结拜为江湖把兄弟。
杨其昌率师驻防川黔边界时，1933年，奉何应钦令“进剿”贺龙的红三军，一方面大造“进剿”舆论，另一方面暗中派人将“进剿”路线告知贺龙，并密派师警卫队长向辉旭率一个营，带上精良武器，迅速择路线接近贺龙部队，待接上联络暗语后，以佯败方式将武器移交贺龙。以后又用各种方式多次暗中援手支持贺龙，此事曾遭到刘湘严加防范。
时有1933年9月25日《四川权舆报》通讯：“杨其昌谋结贺部入川”；
同年10月27日《万州日报》：“黔江联英会勾结贺龙杨其昌约期里应外合”的报道。
后来，在1934年永顺之役，湘、黔两军联合阻击贺龙红军时，杨其昌以部队损失惨重为由，不援湘军撤出战场；后驻防玉屏、清溪一线拦截红军，杨其昌一方面给贺龙红军让开通道，一方面同时向贵州省主席吴忠信和驻黔绥靖主任薛岳虚报军情，以助红二、六军团顺利通过自己的防区。
1948年冬，杨其昌和旧友陈铭枢、杨杰将军在重庆组织民革，密商倒蒋。1949年7月被逮捕囚于重庆白公馆。
罗广斌搀扶着杨其昌，终于冲出了歌乐山，二人整理了一下衣服，若无其事地走上大路，加入到来往的人群中。根据杨其昌的提议，他俩准备赶到白市驿去，在那里有一个杨其昌的老部下正任驻军团长，早年杨有恩于他，而且这团长极富正义感，躲到他那里去最安全。
这个团长见是老上司来了，跑上前来，“啪”地敬了一个军礼。又弄清了罗广斌的来头，一块从白公馆死里逃生出来的。于是十分热情，把他们藏在自己家中，并命副官带着警卫士兵守着，不准任何人进入房间，好酒好菜招待，让他俩放心休息，有什么消息他会马上告诉他们。
这样，罗广斌和难友们挣脱了死亡的阴影，盼来了黎明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人生观的范本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被安排在“重庆市追悼杨虎城将军暨遇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组织处工作。
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刘德彬。当时接受的任务是在一个月内将300多位遇难者的材料整理好，作为烈士评定的参考依据和重庆集中营的档案材料。面对如此繁重的任务，他俩提出抽调杨益言来帮助工作，筹委会批准同意。
终于赶在追悼会期间，如期编印出了《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特刊，20万字，其中收录了罗广斌赶写的《血染白公馆》、刘德彬赶写的《火烧渣滓洞》。
不久，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分到共青团重庆市委，罗广斌还担任青联副主席一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共青团重庆市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配合宣传抗美援朝，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努力生产。
团市委要求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以自己的特殊身份——都是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关押过的脱险志士，以中美合作所美蒋特务残酷镇压迫害中国人民的事实为素材，彻底揭露美蒋特务的罪行，宣传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激发人民群众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满腔仇恨。
那些日子，他们三人走马灯似的在机关单位、学校、人民团体登台作报告。以亲身经历真实事件，让听众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收到了巨大的宣传效果，好评如潮。
尤其是罗广斌的演讲，由于他文学功底好，擅长组合故事，临场发挥能力特强，即使没有讲稿也能做到滴水不漏，出口成章，让全场听众泪流满面，往往报告一完，全场就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样，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为了作好报告，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又通过作报告演讲锻炼了组合、生发、提炼故事情节的能力。这对他们后来的文学创作裨益颇巨。
1950年7月始，在罗广斌提议、主持下，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合作，开始一系列文学创作，首先写出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作品一面世，大受欢迎。
众多读者来信表示：热切盼望读到更多的有关地下党和中美合作所这座人间魔窟的真实故事。然而，由于工作繁忙，三人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创作。
到了1956年秋，罗广斌眼见如果再不抽身出来，集中精力与时间创作，就要成为终生憾事。于是便与刘德彬、杨益言商量，正式向重庆市委写报告，希望批准给予他们三人一段时间的创作假期，从工作岗位抽出身来，集中精力写出一部大作品来。
报告得到批准，三人开始第二次合作，一起住进了南温泉公园红楼。根据三人在狱中的情况以及对著名烈士的熟悉程度，进行了分工。罗广斌主要写陈然的《挺进报》案，和塑造小萝卜头等人物。刘德彬、杨益言二人也各有侧重的章节，最后集体统稿。 在创作过程中，当时凡是来重庆的中国文联的领导同志几乎都曾来看望他们，并寄予厚望。周扬、老舍、巴金、叶君健等都来过。书稿还没有出来，就受到宣传部门和文艺界的广泛关注。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夜以继日，马不停蹄，七个月后，三人脸庞瘦黑一圈，终于将长篇纪实文学《禁锢的世界》赶了出来。
1957年2月他们将书稿的前18章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一些篇章在《重庆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先行连载。《中国青年报》刊出的《小萝卜头》、《江姐在狱中》受到读者的热烈喜爱。
可惜的是，刘德彬在这时被扣上了“工团主义”的帽子，在“反右”斗争中被认定犯有“严重右倾”，给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下放到长寿湖渔场劳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专程来重庆，约请罗广斌他们将《禁锢的世界》修改写作成《红岩》时，虽经罗广斌多方说情，最终也没能让刘德彬出来参与合作。这让罗广斌深感遗憾。后来拿到《红岩》的稿费时，罗广斌、杨益言没有忘记他们的战友加难友刘德彬，他们将其中一部分比例拿出来购了纪念品和家具，分成三份三人均分；另一部分用于资助烈士遗孤；剩下的部分全部交了党费。
罗广斌、杨益言发表在1963年5月11日《中国青年报》创作谈文章中还专门提到：“最后几次改写和定稿时，刘德彬同志因工作关系未能参加。”
《红岩》出版后，虽说有人指出小说的背景有失真实，如中美技术合作所本是中美两国在抗战中为抗日而建立，在抗战胜利后便已撤销，后来的集中营和后来的大屠杀均与美国人无关系等等。但这样的杂音很快淹没消失在一片赞扬声中。
《红岩》获得巨大成功，被誉为“党史小说”、红色小说“五朵金花”之一。被作为革命人生观的形象教科书，成为青年的必读小说，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
罗广斌自己的命运却不太好，在《红岩》出版前，他也被下放到长寿湖渔场任副场长。《红岩》出版后取得巨大成功时，他仍一度滞留在长寿湖渔场。后来，他回到市文联担任领导工作，除了将杨益言调来之外，坚持要求把刘德彬也调到了市文联。
当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罗广斌在主持创作《红岩》之前，还写了一份给党组织的长达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是根据狱中同志讨论整理而成，而且是在1949年12月25日，重庆解放第25天，罗广斌把报告交给了组织，完成了狱友们的郑重委托。
因种种缘故，这份报告被定性为绝密材料，尘封达57年。
面对鲜花簇簇好评如潮的《红岩》，成都的马识途比所有的人更替罗广斌高兴。
血浓于水。他以兄长之心同志之情同道之谊寄书重庆，要罗广斌弟弟不要过分沉溺在一本书的成功之中，勉励他要继续学习创作，争取更大的光荣。 “文革”中：被说成是“最大的叛徒”
五年后，更大的罡风黑雨骤临了。
天空断裂了，罗广斌头顶上的天空突然断裂了！
狠斗灵魂深处一闪念，罗广斌已经被整得灵魂出窍，成为孤魂野鬼。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罗广斌遭受冲击，他陷入失去身份的绝境，从此他的噩梦再也没有醒过来。
时在青海卫生学校读书的罗广文的大女儿罗佑群说，《红岩》第一次出版后，她也收到了一部幺叔亲手签名送的《红岩》，却没有张扬，因为父亲罗广文一贯教育说，凡事不得张扬。结果，幸好没有张扬，否则“文革”就会被牵扯上了。
最大的英雄，被说成是最大的叛徒。罗广斌被搞成“重庆的三家村”头目，遭迫害坠楼而死。当时印在传单上的那张“死有余辜”的照片，至今许多老重庆还记得，砸在地面上的一只眼睛紧闭，另外半边脸上的一只眼睛撑大了一倍，几乎迸出了眼眶。那年他45岁。
在采访时，罗佑群还找出了罗广斌的照片：额头青春光亮，眼睛尤其明澈，嘴角永远挂着微笑。他真是一位给予一点阳光就无比灿烂的、很理想很文学的理想主义者。
在罗广斌坠楼的同时，在成都也遭造反派监禁的马识途，一天在被提审时，对方问他与重庆有何串联，叫马识途大惑不解。那个小头目说，你在重庆的死党已经“自绝于人民”了，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蒜？！随即丢了一张造反派小报《惊雷》让他自己看。
马识途几乎猛虎扑食般地抓起那张小报，死盯那张“死有余辜”照片，几乎昏厥了。他还是强忍割心割肺之痛，费力地读完了全文，死盯细看照片，在心底泣血不断地呼喊着：“死不瞑目啊！”
马识途脸庞、手脚愈发麻木了，几乎近于瘫痪，眼睛像散了瞳一样，外面的世界时而清晰时而混沌。
此刻，他的身心内外一起被炸得粉碎，血肉模糊，魂魄俱散。
不知道怎样煎熬到造反派将自己放掉，马识途回到凌乱的家中，暂时离开革命风暴中心，闭门闭窗闭眼呆坐了半晌，于混沌黑暗之中痛吟七绝一首，然后铺开宣纸濡墨书写：
雾里忽传噩耗来，
红岩今又血花开。
文昭日月谁能掩？
我为斯民哭英才。
然后，掷笔推窗仰望星空，心中愤懑难抑，马识途又悲赋七律一首：
雾里山城说自裁，
奈何疑见若斯哉！
十灾历尽我偏活，
一触何致君成灰。
汗雨当为民疾洒，
血花只向敌刀开。
风流人物看今朝，
痛悼生花梦笔才。
挥毫停顿，年逾半百的马识途涕泪滂沱，泣不成声，溅湿纸墨，眼眶模糊。稍后，才又援笔题款“悼斌弟七绝七律各一首，书蜀兴弟妹，一九六七年老驽于枥下”。
笔者在采写时，听罗佑群回忆说，幺叔在家庭里是很倔的。他和我父亲是没有多少话语的。当父亲罗广文回来了，幺叔即刻走开。
但他对家里的帮工特别好，一次佣人将饭碗打碎了，幺叔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妈妈是很喜欢幺叔的。因为妈妈年长幺叔二十几岁，长嫂当母嘛。我小时候就看见母亲跟幺叔谈话，很亲近。
幺叔的死，太可惜了，人到中年呀。真的，不然，他后来不晓得要写出多少作品。幺叔死后，当时形势严峻，婶婶和堂弟妹们无处安身。婶婶胡蜀兴还带着堂弟妹们跑到青海来躲藏了一段时间。
那一年天上的日头太毒，重庆燥热，山城火炉温度高得可怕，街头巷尾，空寂无人，好人已经打成了牛鬼蛇神，四处游荡，魂丢了。
然而，历史归于历史。在红岩英烈殉难57周年之际，2006年12月7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专门报道了红岩档案解密，引述了罗广斌代表红岩烈士撰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八条意见，其中一条为：“警惕领导干部腐败。”
这是迟到了57年的解密。
（摘自谢天开：《国共兄弟》，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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