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加加tv破解版:凤凰周刊: 越共政改20年

    汤耀国 转载自 凤凰周刊 | 2006-12-20 21:48 | 投票 投票人

    标签： 政改 越共

    越共政改20年

    2006-11-30 20:52:47

    越共改革20年，终于出现了第一次党总书记差额选举。事实上，纵观整个政治改革的过程，这种大胆的突破只不过是一种水到渠成。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主任梁志明说：“我觉得越南的改革有三步，第一步是学习苏联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第二步是抛弃这种模式，并在90年代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体制改革，现在的十大是另一个转折点，虽然还无法确定会怎么走，但是从现在的趋势来看，越南人有理由更加乐观。”

    文 □ 记者 欧阳斌

    “那个时候生活比较差，只有春节父母单位才发一些布料可以做新衣服，因为发的布料都一样，所以小朋友们穿出来的新衣服都是一样的，非常好玩。”

    1986年，越南正式提出“革新政策”的时候，阮香梅刚刚9岁，她还清楚地记得越南改革开放前的生活片断。

    在进行改革之前，越南的经济陷入困境，其通货膨胀甚至高达700%以上。整个国家需要依靠国际援助才能保证口粮供应。20年过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已经仅次于中国。

    事实上，20年改革带给越南的，远远不只是经济上的巨大变化。

    去年9月，阮香梅来到中国留学，她觉得现在的越南除了基础设施比较陈旧以外，已经和中国没有什么区别了。“年轻人也非常喜欢去麦当劳吃饭，优秀的学生也都努力去美国、加拿大或者中国留学，”阮香梅说，“《大长今》这部韩国电视剧在越南也非常受欢迎，而且播放的时间比中国要早很久。”

    阮香梅说，自己和父亲在很多问题上想法都不一样。比如，现在很多越南的年轻人都选择到薪水更高的外国企业或者私人企业去工作，阮香梅的姐姐就在汇丰银行工作。父亲对此很不理解，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到国家机关或者国营企业工作，为祖国做贡献。

    “外资或者私营企业要纳税，我们去那里工作也是给国家做贡献啊。”阮香梅笑着对记者说。她的父亲参加过抗美战争，她觉得父亲那一代人“非常爱国”。

    今年越共十大上总结了20年改革的经验，就在这次会议期间，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访问越南，他不仅受到了越南领导人的热情欢迎，而且在越南青年中掀起一阵“盖茨热”。

    不过阮香梅觉得更有趣的是，今年4月胡锦涛访问美国，第一个拜访的不是美国官员，而是全球首富比尔·盖茨，“我记得中国的媒体也说到这种做法以前比较少见，”阮香梅说，“不过2005年我们越南的总理访问美国的时候早就这么做了，当时他第一个访问的也是比尔·盖茨。”

    穷则思变

    与中国一样，越南的改革也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

    自从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之后，越共采取了模仿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将统一之前在北方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广到南方，没收了几乎所有的私有经济，在农村推行“公社”制度。但是此后，越南的经济逐渐陷入泥潭。

    到了1986年前夕，“用1美元就可以换回一大捆越南币，4美元就可以做一套西装。”当时在越南工作的一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对《凤凰周刊》说：“因为物资紧张，当时在越南买缝纫机用的轴线不仅也要凭票购买，而且往往是一个轴线几个人分着买，售货员用尺子一段一段地量着卖。”

    在原有经济体制面临崩溃的情况下，改革的呼声首先从基层开始。当时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南部一些地方，土地承包、效益工资等做法在地方官员的暗中支持下开始局部实施。

    但是这种做法随后遭到了越共党内保守派的指责，一些越共官员到南方考察之后说：“一下飞机，就可以闻到胡志明市的资本主义味道。”

    当时力主进行改革的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文灵还因此被逐出中央政治局。

    “不过当时的情况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原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阮辉贵对《凤凰周刊》说，“当时在地方上偷偷搞改革，风险已经小很多了。”

    在阮文灵的邀请下，时任越共总书记，一向被认为是越共内部持有保守立场的元老长征亲自到胡志明市考察。长征在考察之后对阮文灵的做法表示赞同，随后，阮文灵被重新启用，并在1986年的越共六大上当选越共总书记，阮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革新”政策，这也被越南官方认为是越南改革开放的开始。

    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越南北部的永福省省委书记金玉就曾经提出过在农村搞承包责任制，但是遭到越共中央的批评，认为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将其革职。直到20多年后，越共领导人到金玉的墓地为其扫墓，为他进行了平反。

    苏东剧变震撼越南

    从1986年到1989年，越南改革的步伐并不快。台湾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所长顾长永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直到1989年的苏东剧变，越南只是明确了以前照搬的苏联模式是走不通的。”

    真正震撼越共高层的是1989年的苏东剧变。这场政治事件不仅意味着每年20亿卢布的苏越贸易和10亿卢布的苏联对越援助突然中止，而且代表着越南自统一以来就一直模仿的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突然之间宣告失败。

    越南领导人后来在与中国领导人交谈时说，当时越共内部甚至非常担心能否度过这一关。一些越南的领导人当着中国领导人的面，情绪激动地怒斥苏共领导人是叛徒。

    “苏东剧变对越南的理论界冲击非常巨大，”阮辉贵对凤凰周刊说，“当时越南党内非常激烈地讨论苏东剧变的原因，而这些讨论甚至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1990年，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陈春柏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越南的革新是“半吊子”、“只革新经济，不革新政治”，他甚至呼吁越南应该考虑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像苏东那样进行“真正的”、“科学的”、“现代化”的革新。

    尽管陈随后于同年2月被逐出政治局，但是“陈春柏事件”还是透露出了当时越共党内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

    1991年6月，越共七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越共第一次提出了“胡志明思想”是与马列主义一样的指导思想。被认为是越南改革开放之父的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讲话中说，越南决不接受多元化、多党制，决不接受越南社会主义道路以外的任何其它道路。“全党、全民将永远沿着胡志明主席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这次会议被看作是越共对苏东剧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标志着越南彻底放弃苏联戈尔巴乔夫式改革，采取经济突进、政治缓进的稳妥改革步骤的开始。

    中国的“学生”

    5年之后的1996年越共八大上，军方及安全部门的代表在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达到20名，占11.7%，在新一届政治局成员中有6名，这是自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政策以来，政治局委员中来自军方及安全部门代表人数最多的一届。这一现象也一度被解读为越共自苏东剧变后更加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

    这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视一直延续到今天。对民间组织、媒体网络的管理都是越南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位在越南学习的中国学者对记者不无感慨地说，即便是在革新政策进行了20年的今天，在越南的学术文章中意识形态的词汇仍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但是我们的媒体上并没有开展‘姓社姓资’的大讨论，”阮辉贵用流利的汉语对记者说，“越南毕竟情况比较特殊，革新政策没有因此被暂停或者延缓。”

    阮文灵在越共七大上以强硬的姿态表明了越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但是他也同时强调越南仍然会坚持经济改革，甚至是适度的政治改革。这也基本上奠定了越南此后的政治共识：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进行改革，而不是质疑改革本身。今年越共十大召开前夕越南国内出现的改革大争论也是如此。

    苏东剧变也使中越这两个彼此之间曾经爆发战争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修复了关系，越共领导人曾对中国领导人说，越南之所以没有在苏东剧变中发生连锁反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方的中国经受了考验，成了越南的挡风墙。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访华的越共总书记甚至曾提出，希望中国能够多为越南培训一些干部，因为中国培训干部不会有“和平演变”的危险。

    就这样，越南的老师从苏联变成了中国。阮辉贵对记者说，苏东剧变带给越南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开始更加注重吸取中国改革的经验。此后，越南的改革布局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甚至将越南称为是中国的“好学生”。

    越南的经济突破

    “越南的情况与中国差不多。”阮辉贵说，“经济改革先走一步，政治改革比较缓慢，现在越南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党的领导问题，如何处理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这都需要进一步摸索。”

    1993年，越南公布新的《土地法》，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延长到20至50年，而且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继承甚至转让。

    “这种灵活的土地政策是越南农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院国外社会主义实践研究所主任潘金娥对《凤凰周刊》说。到越南多次实地考察的潘还发现，因为土地可以自由转让，所以越南出现了一些规模甚至超过2000公顷的私人庄园经济。

    但是，其经济改革也一直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争论。

    1996年，越共八大在总结10年的改革经验之后，将越南的经济形态定为“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而且还在这个定义的前面加上了三个定语，所以八大之后，越共对自己的经济形态的完整定义颇为复杂：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由国家管理，坚持社会主义定向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

    据称，这样的定义在越南理论界也曾引起不小的非议，越南方面还专门邀请了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就此进行讨论。

    直到5年之后的越共九大上，这个复杂的定义终于被上升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当时一些外国媒体评价说，在经历了15年的摸索之后，越南共产党终于突破了种种限制，对市场经济表示了认同。

    越南的一位学者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过，意识形态的束缚到了今天仍然是越南改革的一个重要障碍。

    此次越共十大的重要理论突破之一是允许越共党员从事私营经济，据称这一提议在越共党代会上得到了83.4%的党员代表的认同。这也标志着越共党内对这一问题长达十几年的争论终于结束。在1991年越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上还明确写道：“党员不能搞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大会将这种做法看作是背离共产党的本质、目标和理想。

    经过20年来的经济改革，越南已经由改革前的世界最贫困国家行列一跃成为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的国家，从改革前需要依靠国际援助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稻米出口国。

    政改摸索

    在这种种成就面前，越南的理论界也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段时间以来，越南进行的仅仅是“口号上的改革”，即那时的改革只有口号，没有蓝图和具体指标，越共提出的改革措施也都是局限于流通领域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等层面，政治制度并没有涉及。

    所以，在政治改革上响应国内日渐高涨的呼声，谋求突破，也成为越共领导人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虽然因为有了苏东剧变的教训，整个过程审慎而缓慢，但是越共在这方面的创新和进步仍然有目共睹。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革新政策”的时候，正逢苏联共产党提倡一系列的公开化改革，与苏共关系极为紧密的越共也受其影响，在提出一系列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尝试理顺党国关系，将政府机构精简20%，放宽新闻媒体，废除事前检查的送审制度，解除对“黑名单”作家的出版禁令，甚至在1991年释放了一些异议人士。

    但是自苏东剧变之后，越南领导人越来越强调稳定的重要性，政治改革的步伐变成以稳为主。

    1989年6月，越南成立“修宪委员会”，经过3年的酝酿于1992年将新宪法草案提交国会讨论。新宪草案在越南国会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会议不仅举行了三个回合的投票确定某些条文内容，甚至就个别条文的用词举行了专门投票，会议还因此延迟了4天才结束。

    这次越南宪法的修改，确定了越南此后的国家政治架构，被认为是奠定了越南新的宪政基础。新宪法对越南实行革新政策以来出现的新的政治经济情况予以了确认，并在法律意义上认可了公民自由和权利等概念，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党国之间的界限。

    就在新宪法通过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越南第一次出现了“独立参选人”，此前越南国会代表必须经过越共或者“祖国阵线”（相当于政协）的提名。据西方媒体的报道称，这次国会代表选举中，有32名独立参选人，经过资格审查有2个获得参选资格，最终都没能成为国会代表。

    在越南，每届国会代表选举出来之后，越共机关报都会公布代表名单，并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注明家庭住址，甚至越共总书记等最高领导的家庭住址也会公布出来。

    “我曾经当面问过农德孟，把他的家庭住址公布出去之后，有没有老百姓去找他。”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中国驻越高级官员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他说曾经有一次一些老百姓敲他家的门，对他说他们对地方官员已经失去信任了，就只是对农德孟还有一些希望。一些去农德孟家里找他反映问题的老百姓太穷，农就会自己掏腰包给他们买回去的车票。”

    越南的国会一年开两次，每次一个月，而且在开会的时候，国会代表会当面对部长工作提出质问，这一过程会通过电视全国现场直播。

    “有的部长对我说，他们的压力非常大。”这位官员说，“一些国会代表的提问可能毫无道理，但是他也不能发火，甚至还要保持微笑，因为电视台正在直播。”

    “政治改革看你怎么理解，”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者对《凤凰周刊》说，“你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提高政府效率而进行的行政改革，也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推行民主宪政而进行的政治制度改革。”

    这位研究者曾经将东南亚诸多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归纳为两类：一种是强权国家—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弱势国家，以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另一种是强权国家—经济发展—威权稳定—强势国家。“我觉得越南的政治精英们很可能选择的就是后者。”

    越南观察家认为，在不断强调加强共产党的“战斗力”，把“稳定”列为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之后，越共十大差额选举总书记的一幕表明了越共进一步政改的决心。

    宽松的党内气氛

    在进行国家政治改革的同时，越共党内民主也一直被推动前行，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越南政治改革的基础和保证。

    1986年之前，越南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在越共六大上，新当选的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讲话中公开表示，越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政治局”，并就此进行公开的道歉。

    越共特别是越共的高级领导层一直保持阮文灵的这一传统，即党中央公开承认错误，并在党的大会上进行检讨。直到最近，越共爆出交通部部长经济丑闻，越共多位高级官员公开发表文章对此进行批判，甚至94岁高龄的越共元老武元甲大将也在媒体上撰文，言辞激烈。尽管这些声音引起了外国传媒的众多猜测，但是若结合越共历史，这种党内不同声音的公开表达，并不罕见。

    “黎笋之后，越共内部不再有政治强权人物了。”阮辉贵对《凤凰周刊》说，他也把这看成是越共党内民主相对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黎笋是胡志明之后的越共领导人，担任越南最高领导长达十几年。

    自从1986年阮文灵担任越共总书记并推动“革新政策”之后，越共基本上打破了终身制，并一直致力于实现领导人更替的规律化。

    在越共改革的20年时间里，从1986年阮文灵上台，到最近的越共十大上农德孟连任总书记，越共总书记基本上都是5年一换，唯一实现连任的就是现任总书记农德孟，而农的连任并不被认为是规则被打破，恰恰相反，农德孟正好是在越共党内第一次总书记差额选举中获得绝对优势而连任的。

    1991年的越共七大规定，70岁以上的中央领导人都要退位，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的年龄必须在60岁以下，第二次当选中央委员则必须在65岁以下。这一年龄死线几乎从未被违反过。

    在刚刚结束的越共十大上，年仅65岁的农德孟已经是中央政治局中的“元老”，中央政治局的平均年龄更是降到了59.3岁。而上一届的“八大元老”都以“年龄到线”而在党代会上鞠躬退休，无人恋栈。

    理顺党国关系

    在阮文灵推进革新政策的同时，他也试图对越南的党与政府关系进行梳理：提升国会在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性，强化其立法角色；将党的角色大致限定在为国家发展提供基本路线和方向性的指导。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越南的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三个职位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从来都是由三个人来担任，未有兼任的情况。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三驾马车”的模式。

    梳理历届“三驾马车”的人事安排，也可以看出越共党内政治运作的特点。一般而言，党的总书记由政治上被认为是相对保守的北方干部出任，以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方向，而作为经济发展主脑的总理，则基本上由来自开放程度较高的南方干部出任，不仅熟悉市场经济的运作，而且容易赢得外商的好感，国家主席职务则由中部的干部出任。

    这样的人事安排习惯至少在这次十大上仍有生动的表现，它不仅照顾了党内不同观点，而且也考虑到了地区差异，而这种传统也培养了越共党内的一种协商精神。

    在越共20年改革的所有核心领导人更替中，比较复杂的是1996年越共八大。当时上一任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三套马车的任期持续到了第二年，这也是唯一一次例外。现在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当时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总书记的人选党内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最后，19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10人连任，一批越共党内资深理论专家离开，作为妥协，被认为是保守派的黎可漂出任总书记。但是黎可漂在上任之后，调整观点，反而进一步推进了越南的改革。

    一些研究者认为，越共在经历了苏东剧变等事件之后，非常注意内部的团结，对党内斗争保持着很高的戒备。即便陈春柏在1991年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但仍然保留了党籍。

    “越共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党内严酷斗争的历史，也没有出现过极左的时期。”阮辉贵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与民间互动

    越共领导人除了促进党内民主外，也在一定的领域开放民间力量参与互动，制约党的权力。而近些年来，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反腐问题上。

    有学者曾经将零星的越南腐败案件的公开资料搜集后进行统计，发现越南的腐败案件在1990年以后开始明显增多。此时正好是越南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开始得到较大发展的时候。

    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了社会矛盾。1997年，一些越南农民越级检举省级官员的贪污渎职行为，结果被中央有关部门搁置，由此引发了一场跨越4个省的农民抗议事件，不过在整个抗议事件中，越南农民基本上采取理性态度，仅偶尔出现一些向政府机关丢石块，掳走警察当人质作为谈判条件的现象。

    不过越南中央政府并没有听从地方上以军队恢复秩序的请求，而是一方面逮捕滋事头领，另一方面与群众谈判，并派人进行调查，最后证明控告成立，这一事件直接导致1999年众多省级官员的落马。当时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专门提出政府部门要正视并且学会应对处理人民的不满情绪。

    “和你们中国一样，我们越南的领导人也认为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国存亡。”一位越南学者对记者说。

    2002年，越南600名知识分子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越共中央查处官员包庇黑帮人物张文琴的情况。这件被越南媒体称为“琴老五案”的案件最后竟然牵扯到了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署主任、副主任等高级官员，因两名国会议员牵扯其中，当年的越南国会议席从500席减为498席，两名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受到影响。

    最近发生的越南交通部副部长陶庭平贪污案件则是继“琴老五案”之后越南爆出的另一起涉及高层领导的案件。“我以前曾经和陶庭平聊过天，”不愿具名的原中国驻越官员说，“他当时对我说，胡志明主席确实很伟大，但是他一辈子没有结婚，而我们要考虑家庭和孩子，所以我们要学习胡主席的思想，但是很难做到他那个程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南官方和民间的原有价值观念都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负面效应不仅仅只是腐败等现象的滋生。据外国媒体报道，在此次越共十大开始之前，原越南总理武文杰等领导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呼吁。

    “我觉得越南的改革有三步，第一步是学习苏联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第二步是抛弃这种模式，并在90年代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体制改革，”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梁志明教授说，“现在的十大是另一个转折点，虽然还无法确定会怎么走，但是从现在的趋势来看，越南人有理由更加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