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长顺县属于哪个市:凤凰周刊：解读中共党史第二卷

2011年02月14日 14:26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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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成立9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16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

党史第二卷记述了从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间的中共党史。这段历史涉及多个敏感话题，也引起了诸多外媒关注。书中坦承这段历史时期中共犯了包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三大错误，并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予以彻底否定，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在悄然改变。

党史第二卷出版的特殊背景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后，连日来，与中共党史有关的讨论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占据了很大篇幅；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进行学习，将学习党史第二卷“纳入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和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有关安排之中”。中共认为，学习党史第二卷“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素质，将发挥重要作用”。

党史第二卷的出版让人联想到半年前在大陆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这是中共第一次就党史工作专门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与会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发表讲话。规格之高，前所未有。会议上，习近平特别提出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杨凤城曾分析说，“这些讲话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针对的就是社会上，包括海外存在的不同程度上对中共历史的简单否定、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倾向和历史虚无主义。”

杨凤城说：“有一句话说，欲灭其国，必先毁其历史。如果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能做出准确、全面的解读，而做出歪曲的、否定性的描绘，那中共今后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受到很大的削弱甚至动摇。”

此前，中央曾专门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也经中共中央批准，校定重印。

在此背景下，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工作备受瞩目。

曾因对毛泽东的评价意见不统一而延迟出版

党史第二卷的写作从1994年启动，1995年写作方案报中共中央批准。在此后16年编撰过程中，历经数十轮次修改，经由上百位党史专家学者反复审读修改，书稿多次报送中共中央，由中央组织专人审读，并广泛征求党的高级干部和多位党内元老的意见建议。最后定稿也经过中央高层亲自拍板。

“党史第二卷可以看作是中共的‘集体自传’， 反映的是党在目前这个阶段对自己历史的整体认识。”二卷编者之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其意义。

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真正建立起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文革”结束后不久，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同志提出，“必须重视党史研究，要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的党史公之于众。”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也为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党史界与各行各业一样，开始了思想解放的进程。

但中共党史研究有着它的特殊性，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撰文指出，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二，一是它是当前中国大陆唯一执政党的历史，二是它距离今人太近，一个说法的改变都可能触动某些部门的神经，或者影响到某些在位者及其相关亲友的感情和利益。也正因为如此，现实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也就很难完全避免。

党史第二卷的出版过程即是上述说法的体现。曾主管该书编撰修改工作的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对媒体透露，之所以历时16年之久才成书，一个中心问题是，对这一时期中共所犯的错误该如何正确认识，存在较多分歧。“最初的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

张启华说：“错误是不能回避的，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上、指导思想上，犯过错误，有些是严重错误。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所以我提出要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

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党史第二卷初稿在2000年左右完成，当时在征集意见的时候，尽管90%的意见都认为书稿编得不错，但却有一些非常对立的意见难住了他们。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二卷对毛的错误还是不敢写，仍然为尊者讳，同时却也有人认为二卷把毛个人的错误写得过于严重，在意见还很不一致的情况下，二卷一时难以出版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修改人员想出的办法是：把书加厚，嫌缺点不够就再多写缺点，说优点说少了就再添优点。也就是张启华所说的“成就写够，错误写透”。

1月13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署名的文章，介绍了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在谈及“坚持实事求是记载这29年党的历史，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失误和曲折”时，作者写道：“第一，错误与成就相比，成就是主要的；第二，发生失误和曲折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密切相关；第三，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失误的；第四，党是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开辟未来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也发表文章称，“从《党史》二卷中还可以看到：这两次错误和曲折，不管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最后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起来纠正，并且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由任何其他力量来纠正的。”

对华国锋等历史人物重新评价

199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出版过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曾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82年出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该书出版后不久，销量即达七百万册。

这部1990年代的党史代表作是第一部完整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著作，虽由个人署名，实际由中共抽调党史学界的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如龚育之、金冲及、沙健孙、郑惠、王梦奎等集体撰写，胡乔木为此书的构思和写作提供了指导。因此，胡绳晚年编辑《胡绳全书》时并没有收入此书。

此后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则更加明确了是一种“组织行为”。 1991年党史上卷（修订本改称“一卷”）出版时，由于一些具体原因未写主编、仅署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此后，这便成了最高规格，被认为是“反映党的看法”

“党史二卷的写作从一开始便是在中央的指导下进行的，书稿修改定稿的最后阶段还普遍吸收了中央各部门和各地的意见。大大小小的意见加起来上万条都不止，最后采纳的都经过反复推敲。”章百家说。各部门和各地的意见中，有些是针对某个问题的提法，也有很多涉及史实细节，各部门和地方一般都希望把有关自己的工作写得更具体些。

因为要吸收和平衡中共内部各方面的意见，党史第二卷的厚度也不断增加。二卷的初稿约60万字，与第一卷第一版篇幅相当，但到最终出版时，已经扩充到近100万字。

与此同时，中共党史学界在基本史实的研究上取得了显著进展。章百家说“党史第二卷对1949年到1978年的历史做了一个最全面、最详尽的描述，这段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杨奎松也认为中共党史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突出的成就就在于史实的挖掘。“几乎所有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史实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基本上弄清楚的。而中共党史学术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些深入的史实研究来推动的。”

在这一过程中，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在悄然改变。例如对于中共早期人物陈独秀，章百家告诉记者，现在官方对于他“在建党方面做出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对他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错误，依据新史料作了细致的分析，哪些应由他负责，哪些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已基本清楚；对其错误的定性也力求客观，不再斥之为‘右倾投降主义’，而改为‘右倾机会主义’，对其一生总体采取惋惜的笔法来叙述”。与陈独秀相类似，很多的早期革命家，例如张闻天、李立三、博古等人，在党史研究中，也都获得重新评价。当然，在学术界仍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党史第二卷对华国锋的评价也更为客观。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五年，实际主政只有两年零三个月。以往对他的评价虽然肯定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功劳，但总体来说贬多于褒。而二卷根据史料研究发现，华国锋虽对“两个凡是”的提出负有责任，但他支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讨论；他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并为此作了辅垫，肯定了邓在1975年的整顿；在华主政期间平反冤假错案的实际工作已经开始，不过阻力不小。

对一些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未讨论

然而，更进一步的“突破”则显得不切实际。党史第二卷的多位编者都提到，这本书的编写“以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论述为依据”，这也就意味着对许多重大事件和敏感问题的表述不可能有所突破。

有大陆媒体在报道党史第二卷出版时强调二卷对“文化大革命”做了彻底否定——即称“文革”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其实党史第二卷对“文革”的论断并无创新，早在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就有类似表述，“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某些媒体关于党史第二卷“首次披露三年灾害死亡权威统计”的宣传也不准确。因为早在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就已经有了二卷公布的这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两次表述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党史第二卷中所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人口损失，至于三年的死亡人口总数，二卷则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对于1959年到1961年大陆死亡人口的统计，海内学者的统计从1000多万到8000万不等。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墓碑——60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总数，结合出生率、死亡率，计算出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减少4770 多万人。

“这个数字我们内部讨论了无数次，最后永远统一不了。没有一个真正权威的、能让所有人都信服的数字，在这本书里引用任何一个新的说法都会引起争论。最后只能决定，还是按过去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表述。”

章百家说：“这部书的特点是权威性和全面性，它反映的是党对自身历史的总体认识和党史学界业已形成的主流观点。这本书尽可能地吸收了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但前提是史料确凿，观点经住了一定的时间检验。对历史真相的复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部书并没有刻意寻求多方面的新突破。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一时仍难以弄清的问题，以及个别仍比较敏感的问题，都没有写进这部书里。”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一些党史学界的前沿问题尽管非常关键，但仍难以纳入书中。对于1953年至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历来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存在较多意见分歧的问题之一。如当年曾把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看作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而20多年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实行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这一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的标准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中国大陆究竟何时进入社会主义，而其标志又应是什么？这些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在书中并未讨论。

1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新闻出版总署就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说得好，此书对中国共产党建政29年的历史研究可以起到奠定基础的作用，但“并不是说这本书的出现就是终结这段历史的研究”。

来源：《凤凰周刊》2011年5期 作者：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