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柿子和红柿子的区别:凤凰周刊：姚文元之死

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故。至此，“四人帮”全员谢幕。然而，那个年代飘荡在中国社会上空的精神幽灵，依然让人们警惕。

文/记者宋元

新华社延迟宣布姚文元的死讯

大陆“四人帮”成员之一姚文元，于2005年12月23日病故，官方在半个月后通过 新华社公布了其死讯。不过，香港《文汇报》在新华社消息公布之前几日，即2005年12月31日和2006年1月1日，特别转载了两篇有关姚文元在狱中及 入狱前后的文章，披露了姚文元在狱中反省认错且不时闹笑话的窘境。

这两篇分别题为《姚文元出狱前后》、《卷入“一月夺权”，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 脉》的文章，原是刊登在2005年12月的上海《新闻午报》，推算具体时间，应是在姚最后弥留的日子。但本刊记者向该报版面编辑探询消息时，此位编辑非常 肯定地说：“《新闻午报》只是上海一份文化娱乐小报，我们没有任何‘内线’会预先获知姚病危消息，这两篇文章也是我们转载的。”

姚的官方讣闻与其他几位“四人帮”成员获“同等待遇”，报道口径一致，且淡化处理， 标点符号计算在内，字数都控制在百字以内。据2006年1月6日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 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也是姚惟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道。曾为 “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 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消息中，并没有说明为何延迟宣布姚文元的死讯。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专门史博士生导师朱维铮在受访时说：“对于此类政治敏感人物的讣闻延缓报道，是官方的老规矩了。从毛时代开始，发布此类消息，都要经过中央核心的讨论，几十年来没有变过。

“四人帮”中，姚是最后一个去世的。2005年5月10日下午5时，新华社发出有关 张春桥病亡于癌症的短讯。从4月21日张病亡到官方通讯社发布消息，时隔19天，当时，官方也没有为推迟公布张死亡的讯息作出解释。1991年5月14 日，江青自缢身亡，直至当年6月初经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新华社才于6月4日播发江的讣闻，极简的消息中，并没有提及她是毛泽东的遗孀。1992年8月 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8月3日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

居委会说，

姚的女儿和其父已“划清界线”

“文革”时期，姚家居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在姚文元服刑期间和出狱 后，其妻女一直生活在上海卢湾区一所普通民宅里。某人士曾去看望姚的妻子金英，并在之后的文章中记述：姚家居住在一幢普通居民楼的二楼，“夏日的中午，二 时半，我敲响了房门。姚文元的三女儿给我开门。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经调到一个很不醒目的工作单位， 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她很少外出。”

1986年起，姚继承了其父姚蓬子的部分遗产，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监、妻子治 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上海市卢湾区残联副理事长徐大威对记者透露，姚的一个女儿是残疾人，40多岁，生活相当贫困。姚的女儿曾对徐大威说，获有关部门允 许，她们可以去看望在浙江湖州养老的父亲，但一年只能去一次。至于姚养老的具体地址，她对外保密。

姚的女儿不乏同情者，但至今仍生活在其父带来的阴影中。据徐大威透露，去年，当地居 委会举办了一个联欢会，居委会干部对外再三强调，姚文元的女儿和其父已“划清界线”，否则也不会让她参加联欢会。然而，即便如此，听说有姚的女儿参加，一 些获邀的地方官员最后仍拒绝出席这个联欢会。

这与姚文元当年的炙手可热形成鲜明对比，也与姚文元成为“反右英雄”的年代，他不遗余力攻击其师长一辈的人并以此上位，遥相呼应。

年轻的姚

“惟一的爱好是看书、写稿”

姚原籍浙江诸暨，其父姚蓬子，曾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据记载，年轻时姚的自我介 绍，往往是这样开头的：“我的父亲也是左翼作家，叫姚蓬子。”“我父亲是鲁迅的战友。瞿秋白、冯雪峰、胡风，都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常客。我受父亲的影 响，对民族解放运动早就非常向往……”但姚蓬子曾变节一事为人所知后，姚文元就回避再谈自己的父亲了。

1948年，姚加入共产党。据公开报道，年轻时姚形象，大抵是这样的：“独来独往。 他住机关集体宿舍，总是要一个人独住。很少跟同事来往，也从不向组织暴露思想。”“懒得出名。那件鲜蓝色的棉干部服，穿了几个冬天。已经油光可鉴了，他照 穿不误，不洗也不刷。同事们称他为‘卖油条的小贩’，他也笑笑。臭袜子、脏衬衣之类，要等星期天带回家去，叫保姆冯金芸洗，他自己连块手绢也不洗。头发总 是到了不得不剃的时候，才进理发店。每天早上，他总是机关宿舍里起床最晚的一个，从不参加做早操。午睡时懒得连鞋子都不脱，斜着躺在床上。”

姚“惟一的爱好是看书、写稿。他的宿舍里放着个藤书架，他不时从家里带来书”。

1955年，姚根据张春桥、江青从内线了解到的“圣意”写了批判胡风的投靠性文章 《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得到了当时身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的高度赏识。1957年，在毛泽东提及的3个文艺界年轻人之中， 惟有姚文元的评价最高——王蒙要“帮助”，李希凡要“下去”，而姚文元是“不错的”。同年，姚刊登在上海《文汇报》上的千字文章《录以备考——读报偶 感》，毛泽东看到后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姚由此一跃而为文坛“新星”，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

姚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日子

炮制“评《海瑞罢官》”

一般认为，点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虽然是姚文元执笔，却是报人出身的张春桥和江青在幕后策划，江青文化水平不高，主谋者还是张春桥。但据朱维铮透露，“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

1964年到1968年，朱维铮曾和姚文元“共事”，办公桌挨着办公桌。“姚文元没有朱永嘉，就写不出‘评《海瑞罢官》’，朱永嘉是明清史学家，也是我的师兄。姚文元没什么学问，高中毕业后在卢湾区团委工作，不过他善于揣摩毛的心理。”

当时，姚文元所在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历史组成员，基本班底是4个人：朱永嘉、王知 常、吴瑞武、朱维铮，都是从复旦调来的。据介绍，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市委写作班子一旦确定“战斗任务”，就进入“战斗”状态，第一步是编资料。 在为姚文元撰写《评“三家村”》一文做准备时，写作班子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全面动员，选编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 记》及《燕山夜话》，分类摘录这些文章中有“问题”的观点，编印成册。

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每一“战役”都有一个选题计划，除了重点文章以外，还有 其他的配合文章。如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发表以后，历史组就和文汇报理论部共同拟出选题《“三家村”黑店是怎样开张的？》、《反共知识分子的狂妄 叫嚣》、《“三家村”黑店如何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等等。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朱维铮说，“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初始，除了姚文元由领导上决定用真名 以外，其他的人基本上都不用真实姓名，而是用集体笔名。当时历史组的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文革”后期，张春桥等人认为朱维铮有反“文革”思想，把他踢出历史组，下放到工厂里去劳动多年。朱还透露，“文革”结束后，复旦还是接纳了朱永嘉，让他在资料室工作，目前已退休。

据披露，当时市委写作班子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追随江、张、姚投入对《海瑞罢官》 和“三家村”的批判以后，1966年12月在张、姚策动下，全体写作班子成员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投身于上海“一月夺权”，更深卷入了“文革”政治斗 争的旋涡。而张春桥，因功一路升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随后和姚杀回北京。

“文革”期间，

姚曾是全国舆论总管

“文革”开始，姚任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姚要么不写文章，一写就会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全国各报一律全文转载，传达的 无不是“毛主席的声音”，体现的都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并成为全国“政治学习文件”。而自姚成了“中央首长”之后，“中央首长姚文元讲话”风靡全 国。

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大会主席团名单的排名顺序和方式清楚地表明：38岁的姚，已成为中国的第8号人物，成为前24名首脑人物中最年轻的一个。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自1970年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受到了审查，姚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中共“十大”后，江、王、张、姚4人不断被毛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委以重任：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6年，姚被隔离审查。1977年，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姚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 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据报道：“开庭公审时，在10 名主犯之中，惟独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别了一枝自来水笔——他依然保持着‘笔杆子’的形象，令人忍俊不禁。”

姚文元的狱中生活鲜有报道，

自撰回忆录

“四人帮”的监狱生活，国内媒体都鲜有报道。据披露，姚在入狱后，“不像江青大吵大 闹，也不像张春桥一言不发，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 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狱中，姚还写点类似于《论自然科学与 哲学》之类的论文。

另据上海《新闻午报》前述转载文章，有一次，狱中的姚“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 足了，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米白面猛吃时，就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 局同志们转告一下。他的建议受到了狱警的训斥：‘现在中国不是你们当权那个时候了，老百姓日子好过多了，你还是好好改造你自己吧！’听了这话，姚文元恍如 隔世，不太相信。”

1996年，姚文元刑满出狱。此篇文章写到，随后，姚在亲人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火 车站购买回上海的火车票。这位昔日出门时都是前呼后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在排队的人群中，将头上帽子压得低低的，生怕有人认出自己。当火车在上海火车 站停靠，姚文元下车看到自己的妻子金英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不觉长叹一声：‘唉，这真是十年一梦啊！’”

姚出狱后一直隐居浙江湖州。据悉，姚获释后曾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 录，能重新入党。但据一家境外媒体报道，其42万字的回忆录未出炉，之后他又写了一部5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透露“文革”后期的一些历史真相。 2001年，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出版回忆录，但要送审，海外不得出版。

姚的回忆录从1956年写到1976年他被捕的一刻为止。据境外媒体报道：“姚撰写 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去后，国内有20多家出版社盯着，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内地有3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500万元买断版权。”他的回忆录 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无下文。但此后，姚每月有4000元人民币养老费，另配一名警卫兼护工照顾他。

据某权威人士介绍，目前香港市场上有本《姚文元回忆录》，他称“那是假的”。

学界呼吁要把“文革”

是什么问题研究清楚

姚的过世，再次提醒世人那段10年荒谬历史的存在。对此有海外媒体评论，姚之死，代表中共党史上那一段以“小说反党”、以“学术夺权”的荒谬。虽然今年将是“文革”结束30周年，“但对大陆历经那段动乱年代的人们来说，一些伤痕仍在，一些影响仍在，一些情绪也都还在。”

朱维铮说：“迄今为止，文革的真相和追究，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曾身历“文革”旋涡中心的朱说：“我一直呼吁要把‘文革’是什么这个问题研究清楚，其次才是讨论‘文革’。但现在‘文革’结束30年了，仍缺少对此进行的一个系统研究。”

在“文革”开始40周年、结束30周年之际，据说官方计划出版一些“历史文集”，其中可能包括“四人帮”成员传记。

不过海外一直存在不同形式的“文革”研究。据透露，2006年在纽约将有一个中国“文革”研讨会，国内某些研究人士已获得邀请。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3期 总第2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