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版花千骨被吐槽:凤凰周刊：大陆警察故事

凤凰周刊：大陆警察故事

《凤凰周刊》2011年13期 赵季文

去年8月，公安部副部长刘德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8月14日在京逝世，享年仅56岁。

相比于杨佳袭警或者乐清村长命案，这样的消息难以引起大陆民众注意，他们已经习惯于围观警察打人或者带头拆迁。警察“过劳死”或“是弱者”，这样的说法被视为“伪命题”。但实际上，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焦虑面前，扮演“把门者”角色的大陆警察和门外的民众一样承受着持续加大的心理和现实压力，诱发了冲突对峙。对于民众来说，关心人民警察就是关心他们自己。

小丁、大勇这样的普通警察，不是英雄人物或主角，也没有成龙大哥杂耍式的经历。但如果拍摄一部大陆版《警察故事》，他们是不可缺的角色，或有可观之处。

4:20，片警小丁（化名）和3位同事叩响了防盗门——他们接到匿名报警电话，说屋内有人卖淫嫖娼。通常这样的举报只是恶作剧，顶多也就抓获零星嫖客和住家“凤姐”。慎重起见，他们还是前来查验。

铁门意外地虚掩着。几名警察推门而入，眼前的场景让他们吸了一口凉气。

不算大的住宅里，赫然有20几个男女，赤身裸体地癫狂苟合，地上针头散落，似乎有人吸毒?

小丁的心里紧了一下，下意识地看向“头儿”。头儿振臂一挥，“所有人坐到那边去！”屋内的男女被警察的突然出现震住了，狂欢的神情僵在脸上。头儿示意小丁堵住门口，压低嗓门说“叫人”。

小丁所在的派出所编制有70人，平常在一线打拼的外勤和治安警察也就20来人。遇到眼下这种架势，几乎要倾巢而动。

援兵到达的时间显得漫长，4名警察势单力薄。小丁想起前不久队里通报的那个新郎民警，结婚刚一个月，在抓卖淫嫖娼的时候被一个“艾滋女”咬了，现在苦等化验结果。

倒休备班、住家邻近的民警外加警局聘请的保安，统统被召来现场，终于凑够了1比1的比例。小丁长舒一口气，他不敢想象，如果刚才场面失控“炸锅”，后果会怎样。

这像是本港电影《警察故事》中的一组镜头，只是场景移到了北京市朝阳区某住宅小区。拍这样一部电影，除片警小丁之外，还需刑警、交警、信访警察多种角色，背景音乐则是五味杂陈，比起成龙大哥的幽默，多了深浅况味——

图：2011年2月17日，北京，春节期间在前门维持秩序的警察。春节期间他们是没有休息日的。

大学生小片警

小丁是一名“八零后”，大学毕业，180cm的个头，干净帅气的脸上架着一副斯文的眼镜，凭着成绩“考碗”进了派出所。

按照分工，派出所民警分为户籍警、巡逻警、内勤、外勤（俗称“片警”）、治安、分管专项事务的警察（主要是娱乐场所）还有打击队员（负责刑事拘留），核心是外勤和治安。按说小丁是一名片警，但所里人手不够，他又年轻力壮，落得兼跑治安。

“有困难找警察”，这样的标语牌在北京街头随处可见，既安心又闹心。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在建工地上，知了凑热闹地高声鼓噪，片警小丁和同事被几十号农民工围在中央。“我们今天就要拿到钱。”拎着蛇皮袋的工人们声调激昂。

小丁尽量温和地向工人们解释，追讨欠薪不属于公安管辖的治安问题，他们应该申请劳动仲裁或者向法院起诉。人群骚动起来，“没合同，官司怎么打”，“你们警察还是不是‘人民’的警察？”“你们不管，我们就砸工地、堵路。”看似要炸锅，小丁找空拨通了领导的电话，那头指示说，马上联系建筑商，要稳住，绝不能出乱子。

“首都稳，全国稳”，小丁明白这是“大局”，第一责任和硬任务。他心虚的是，万一建筑商卷款逃跑了如何收场?

傍晚拖着一身的疲惫，小丁回到家，摘下警帽一屁股坐进沙发，看到桌上的电话时，他条件反射地绷直了身体，竖起耳朵听了好一会儿。铃声确定没响，这是自己的家，没有110专线。小丁哑然失笑。

关于110报警服务台的功能问题，小丁听同事议论过，浙江嘉兴市公安局已经撤下了110“四有四必”标语牌。

所谓“四有四必”，是“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轰乌鸦、搬自行车、陪护独自在家的胆小业主、帮助没钱打车或看病的人?这些看似荒诞的怪事都是小丁亲自处理过的“警务”。

小丁统计过，一天下来电话报警大概有40多宗，真正有效的也就10来条。碍于“四有四必”的承诺，就算报警无效也得出警。小丁想，也许哪天能向浙江同行看齐。不过他又觉得没那么简单，北京的地位到底特殊。

“1月元旦，2月春节，3月两会，5月五一，6月六四，10月国庆，这些敏感时期肯定要值班、重点布防，一年时间转眼就过。”小丁感叹为什么总没个空闲的时候。记得女朋友的父母第一次约见面，小丁提前一个月开始筹划时间，三天两头地跑领导旁敲侧击。

外事来访、明星演唱会、专项整治行动及各类重大活动，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特殊任务之外，小丁和同事们要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工作常量”，包括治安拘留和刑事拘留的人数指标。

终日埋在“琐事”堆里的小丁也办过一件难忘的大事：参与奥运安保。

“必须积极备战，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万无一失。”2008年7月，在小丁所在的警局会议室内，发言领导的声音异常严厉。当月21日，云南省昆明市发生了公交车连环爆炸案，二死十四伤，原因不明。这股恐怖的“冷”空气很快就传到了北京上空。

小丁已记不清楚，这样的会议开过多少回，“平安奥运”这几个字自加入警队那天起就在耳边打转。

小丁的任务是加强片区防控，“排除隐患，防止发案”。他负责的片区离奥运场馆仅几个红绿灯的距离，位置十分敏感。每天，小丁都会跑居委会，找楼门长碰头，看社区里有无形迹可疑的人出没，那些让人不省心的“捣乱分子”是否安分守纪。按照部署，小丁还帮助社区组建了一支联防队。

2008年8月8日中午11点，小丁在所里匆匆吃过午饭，便随队伍到达了指定位置——场馆中心区。8月的太阳还很猛，耀眼的阳光没遮没拦地烤在小丁身上。一会儿功夫，小丁的制服就被汗水浸湿，粘住了后背。小丁来回在场馆外的大街上巡逻，不时托起被汗水滑落的眼镜，警觉着来往的每一个人。

几小时之后，奥运会就要开幕了。这并没有让小丁兴奋起来，一种莫名的紧张布满了他的全身——这是一次不容有失的任务。

傍晚时分，小丁接过统一配送的快餐，没有食欲，只觉着火烧火燎的渴。他打开易拉罐的八宝粥大口地往嘴里送，眼睛盯着渐稠的人群。

晚上8点零8分，鸟巢内人声鼎沸，馆外人流终于消退，小丁松了口气，想象会场里面应该非常热闹。

晚上23点59分，鸟巢上空焰火绚烂。最后一响的烟花蹿得很高，越过楼房，照在了小丁年轻的脸上。他忍不住昂首望了一下，刹那间有种祈愿得偿的宽慰，“一切平安就好”。他知道，这个晚上的记忆会伴随他很久，尽管不会有人留意到他在此出过力、流过汗。

总指挥部宣布撤岗时已近凌晨1点，领导通知说今天大家可以在家休息半天，有些人高兴得使劲鼓掌，小丁也有种“赚到”的幸福。

正常来说，小丁是工作4天（含一天24小时值班）、休3天，但这样的“正常班”非常难得，多数时候他们都需要“连轴转”。据北京、天津等地的统计，一线民警平均每周加班时间都超过20小时，派出所、刑警队民警每周加班最高可达50小时。

相比奥运会，国庆60周年的安保工作要求更高。小丁感觉那段时间就是“一人当两人干”，他听说有个警察给“活活累死了”。小丁指的是去年10月16日因公殉职的平谷刑警张大庆，自参与国庆安保到最后病逝，他仅轮休了1天时间，连续工作整整50天，死因是突发重症心肌炎，年仅35岁。

官方统计，2005年至2009年，大陆警察因过度劳累而猝死多达968人，占殉职警员总数的43.3%，平均年龄仅为41.9岁。

近年来，小丁的派出所多了几个原来“坐机关”的老警员，年龄都在40岁上下，这是上面为落实“警力下沉”、解决警力不足采取的措施。小丁的一些同事抱怨说，他们也就能搞点内勤什么的，根本不顶事。小丁不这么想，他觉得这些“老同志”年轻的时候也是没日没夜干活，好不容易才捱到坐上办公室，现在又被“下沉”到基层，适当照顾他们在情理之中。

入职之前，小丁接受过4个月的岗前培训。老师教导说，执行任务时应当2人以上配合，一前一后保证安全。四年的派出所经验告诉小丁，这只是理论。

为缓解“人少活多”的压力，小丁的派出所通过保安公司请来保安，多则30-40人，少则10几人，分成若干个小组，协助正规警察日夜轮班，一同执行任务。但协警往往会引发社会问题，引发对警察素质的抨击。

转眼间，小丁毕业快五年了，他的大学同窗正热心地筹划周年聚会。这种热闹小丁一次都没去凑过：小科员，年薪48000元，终日奔忙于琐碎“警务”，偶尔还被人投诉?小丁不觉得自己有何值得向人“显摆”。

看着同期入职的一些同事纷纷离队转岗，小丁心里有点酸，他觉得现在还留在警队服务的人都“挺不容易的”。

图：2009年7月8日，乌鲁木齐街头的警察。当警察已经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陀枪师兄

李大勇（化名）的样子很“警察”，身材壮实，平头短发，看你的眼光会锁定在你脸上好几秒钟，笃定而威严。他原本在东北当差，几年前调进北京某公安分局刑警队。

大勇是一名老警察的儿子，大学毕业于90年代初，投身警队完全是因为服从学校分配，现在已经有16年警龄了。

他原本不想干这行，因为警察给大家的印象不好——态度蛮横、说话不文明、好像总站在百姓的对立面。穿上警服，他觉得是命运弄人。

刚一入职，赶上一桩碎尸案。队长指着大勇说，“那个谁，你跟着去一趟”，他就跟着去了。大勇不是一个怯懦的人，但到现场的一刹，他所有的心理准备都被击毁：尸体被大卸成几块塞在一个麻袋里，挂在走廊一辆废弃的旧自行车上，血水从袋里渗了出来，淌了一地?

尸检是在一个旧的解剖室进行的，胸部、大腿、躯干一点一点地拼接在一起。后来又有人找到了头部，这是一个女性的头颅，像是被斧头砍下的，两只眼睛微张着，面部还莫名其妙地挂着微笑。大勇当下觉得肠胃翻滚，可他没有启齿求助的机会—所有的同事都在忙碌。

接下来，这具支离破碎的尸体固执地闯入他的梦中，夜夜重复，直到有一天戛然而止。

从警16年，大勇接受过两次“心理辅导”，配合高校老师做调研，填了一些表，结果不得而知。他自嘲说，自己现在早已是“百炼成钢”，这边刚搬完尸体，那边就能蹲在尸体旁边大嚼起羊肉串；一幢楼死了人，进院里就能闻出味道。

一段时间后，大勇发现这行有令他兴奋的地方——冒险、刺激、权力、同事间的兄弟交情。

从一个被别人管的小老百姓，忽然变成可以管别人，入行的大勇渐渐觉得当警察其实也不错。那时候，大家对“金色盾牌”（警徽）信赖而恭敬，只要警察盘查，少有不配合的。但大勇感叹，这种好光景不复存在。

就在不久前，身着警服的大勇和同事当街追赶一名小偷，同事抓住了嫌疑人的胳膊，谁料对方甩手挣脱，一拳打飞了同事的警帽，一边大喊“警察打人了”。路人围拢来无声旁观，有人指点窃笑。一个衣着整齐的人嫌恶地抛过来一句，“哎，你们打架到一边去。”那一刻，大勇的心凉透了。

大勇想不通，“金色盾牌”如何褪色至此。杨佳袭警案、哈尔滨警察致人死亡案，舆论一边倒地谴责警方。在石首或者乐清，则是警察充当维稳主力而被群众扔石头砸酒瓶。大勇觉得，警察就像是夹心饼干，夹在了政府和老百姓的中间，很多时候的官民矛盾演变成了警民对立。

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昼夜颠倒“卖命”的意义，哪天不幸牺牲会不会换来一星半点的惋惜难过。于是，冲锋在前的大勇想到了“躲”，8小时以内做自己的分内事，8小时以外脱了警服就做老百姓去。可是“任务”想躲也躲不过，他的8小时内外并非泾渭分明，分内的活也越来越难。

北京某分局讯问室，监控录像录制着室内发生的一切。大勇端坐在桌后等待嫌疑人开口。嫌疑人缄默不语，靠坐在椅子上，室内空调的扇叶一张一合?

证人、嫌疑人不开口或者翻供，这种情况大勇碰得太多了。强制作证义务、秘密侦查、电子侦查、线人保护在大陆或规定阙如，或不甚完善，对于警察办案的监督却越来越严。

本港电影《无间道》是大勇“正衣冠”的镜子。大勇的一位老领导长期负责打黑，自己也被牵了进去，工作需要还是“近墨者黑”，大勇心中不无悬疑。实践教会了他，“要采取非常规手段只能靠自己把握，千万别越界，否则说不清楚。”

从“管制型”转变为“服务型”，是现阶段大陆官方对警察形象的新定位，一些地方相继推出微笑服务、满意度服务、进社区服务。

大勇认为“服务”二字套用于不同警种应该得出不同的定义。在他看来，刑警就好比拳头、尖刀，打击犯罪就是它的“服务”。

“现在来个什么任务，就警力升级，使用警力也是混用的，刑警上，特警上，武警上。”刑警大勇干的不单是刑警的活，他感觉百姓对警察的认识也是没有差别的——刑警办案给他讲法律，他说你没微笑；要查证件，他说你没敬礼。接二连三的投诉，让大勇觉得无所适从。

对于刑警大勇来说，枪就像是一个兄弟，贴心、可靠。十几年前，意气风发的他枪不离身。

十几年后，大勇的枪安静地躺在枪库里，等待主人召唤。一天，队里要执行重大任务，头儿说“带上家伙”，大勇不敢置信地问“真的吗？”拿到久违的配枪，大勇擦了又擦。

刑警们的枪现在统一保管在枪库里头，一般由值班人员保管钥匙，需用时先履行登记手续。“可是遇到紧急情况，怎么还有空登记呢？没有枪护着，警察肯定会措手不及。”几小时都取不出枪来，这是大勇听过的真实“笑话”。

但在眼下的环境中，大勇又觉得严格管理还是必要的。一些同仁的素质“没高到那个程度”，枪一旦用得不好，就会变成他们的“拖累”，带来无尽的麻烦，也确实出现了云南警察酒后枪击平民的这类案件。不带枪的“陀枪师兄”，这个角色大勇还得演下去。

谁是弱者

早上七点多钟，古城西安的中心城区北大街已车水马龙。红绿灯还未变，急匆匆的行人已开始集体“突防”过马路，一些加篷的电动三轮车也穿梭其间揽客。这一切都在值勤的杜清江眼里，却只能暂时作壁上观。

杜清江，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莲湖大队（以下简称莲湖大队）队长，麾下配有警力240多人，从人数和规模上说，在陕西首屈一指。其辖内的莲湖区是西安市政府所在地，又是重要的商贸及旅游中心，交通密度及压力非比寻常。

当了21年交警，杜队长目睹了机动车数量激增的过程，最近七八年增速尤为明显，拥堵与事故随之而来。作为古都，西安的道路拓展空间又受到极大限制。

数据显示，西安机动车拥有量已超过百万辆，仅在2009年机动车的增幅就达到21%，而道路面积增幅仅为3%。

莲湖大队指挥中心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值班警员平均每隔几分钟就接到1个报警电话，一天下来接报达到70-100起，其中过半以上需要民警赶赴现场。

莲湖大队下设10个中队，其中70-80%的警力都压在了一线。杜清江说，新加入警队的大学生一般都不愿意进交警队，因为交警的工作环境很差，严寒酷暑，尾气沙尘，都得面对和承受。

交警面对的管理对象又很宽，意外的险象随时可能发生。去年4月，“女交警被奔驰越野车碾轧逃逸”的事件受到广泛关心，受伤女警张昂即属于杜队长所在的莲湖大队。案件现已成功告破，犯罪嫌疑人马志明被确认是公安部Ｂ级通缉在逃犯。

不久前，相邻新城大队的民警高永鹏去世了，杜队长上周刚刚参加完遗体告别仪式。面对一个年轻生命的过早离世，杜清江感觉唏嘘不已。病倒之前，高永鹏连续工作了18天，从事故现场回队途中突发脑溢血昏迷，进医院治疗仅9天撒手人寰，年仅37岁。

“现在很多时候体检归体检，却不能提供充分的休息机会，更不要说有针对性地采取疾病预防措施了。”杜队长告诉记者，他的手下在体检中检查出问题的不少，但由于工作任务太重，只能视而不见了。

相较于艰苦的工作，杜清江觉得交警获得的社会评价不甚相称。在他看来，社会上对警察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冷横硬推”的印象，屡屡曝光的负面报道又让这一印象得以印证加强。

“十个指头不一般齐，”杜队长说，警察队伍庞大，又处在复杂的环境当中，“好不是全好，坏不是全坏。”随着这些年文明执法、规范执法的倡导，“现实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西大街，一辆从事非法营运的摩托车被一名年轻警员拦下。车主讨好地陪笑央求，希望交警手下留情。交警拿出了罚单，提笔填写。车主变色，发狠地向交警挥拳打去。“你以为穿着一身皮就了不起了，”一边骂着，一边撕扯着交警的衣服?

“我们那个小伙子年轻力壮，但他坚持‘文明执法’，始终没有还手。”杜队长说。在他的队伍中，像这样“打不还手”的“忍耐哥”不是个别。争执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在陕西本省发生的府谷事件中，司机跳黄河而死的起因是躲避交警检查牌照，随之而来的是堵路、上访和披麻戴孝。

一味忍让之外，交警们在自我保护上痛下功夫。近几年来，莲湖大队给一线交警配备了数码照相机、录音笔和录像机，以便在发生紧急事件时及时取证，“到哪儿都可以用事实说话。”前述袭警案中，肇事车主最终被110民警带走处理，其袭警的过程被全程录像。

治“黑摩”是最棘手之事。在大陆，“黑摩”指的是利用电动自行车、人力三轮车、电动三轮车、轻便摩托车、摩托车等从事非法载客营运。据官方去年5月的数据，全西安共有15000辆电动车、6000多辆三轮车从事“黑摩”生意。

西安街头，“黑摩”绝对是“活力充沛”的一族，“他们和机动车抢道，在快车道上穿来绕去，没有什么地方是禁行的，见客就拉。”杜队长说，由此而生的交通隐患及事故令人触目惊心。鉴于“黑摩”形成有历史因素，政府相继推出回购、转岗就业培训安置等措施，但收效甚微。去年5月，政府发出通告，明令禁止“黑摩”。

“还我摩托车。”莲湖大队门口，凄冷夜风中，一名身穿夹袄的老汉的喊叫声引来了围观者。由于非法营运，他的摩托车白天被交警罚扣了。老汉哭诉，“就指着它赚钱养家了，你们交警还让不让人活了？”值班民警好言劝慰，希望老汉进屋说话，但老汉把手一挥，就地一躺说，“不给车，今晚我就睡这，冻死拉倒?”

从事“黑摩”这个行当的，大多是下岗职工或外来人员，还有一些残疾人。杜清江见了很多，也听了很多：自杀、撞墙、榔头砸自己脑袋、烧汽油自焚、睡警车下面?他觉得，交警可以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可以不计劳苦地加班加点，但在一个弱者用性命相抗的力量面前，警察权也是如此虚弱，左右为难，执法者面临着灵魂的分裂。

“现在警队内普遍认为，警察是弱者，我觉得交警又是警察中的弱者，如果说还存在‘怕警察’的话，交警肯定是一个例外。”杜清江自白。
怀念冷板凳

北京某公安信访部门，女警刘雪梅（化名）一边埋头整理接访笔录，一边喊着“下一位”。进门的中年男子衣衫破旧，散发出异味。“你不是昨天才来过吗？”刘雪梅问。“哦，我就来问问，给我登记上了吗？”“登记上了，我们会处理的。”“行，我等你们消息”。男子安慰地起身离开，脸上带着笑容。

刘雪梅做信访已经十几年。刚毕业的时候，她觉得自己被分到了“冷板凳”部门——同事基本都是一些年长的警员，渐染暮气；远离核心警务，很少有机会和其他部门打交道；和刑警、治安警比起来，不那么受重视。信访工作量适中，不影响她闲暇时喝喝茶，找同事聊会儿天。

“好景”不长。眼下的信访热度让刘雪梅有点招架不住：一年一个的专项行动，大会小会的文件精神，周旋协调于不同部门，没完没了的上访倾诉?穿过上访人群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刘雪梅需要深呼吸。

刘雪梅对农忙或逢年过节有感情，这是上访的“淡季”，每日候在门外的队伍大约百来人，这个数字在信访洪峰时期至少要翻番。

有访民为能赶个早，干脆就地支起三角灶，生火做饭。由于靠近居民区，又有碍观瞻，局里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但每次劝走之后，过几天炊烟又袅袅升起。

刘雪梅知道，上访成了不少访民生存的最大理由，他们以打工、捡垃圾为生，长期漂流在北京，等待问题解决，这种凄绝执著的等待，让刘雪梅备感压力。

“你们为什么不抓凶手？我的儿子就这么白死了吗？”发问的是一个山东老太，依偎在她身旁的小女孩也就四五岁的模样，懵懂地陪着奶奶一起掉眼泪。这对婆孙已是刘雪梅的“老相识”。

经过多级公安部门调查和专业机构鉴定，老太太的独子被确认为病亡。这让晚年丧子的老太太无法接受，她倔强地认为，是亲家那边的人下手。

老太太领着小女孩来了，刘雪梅和同事们总给她们送点吃的。但老太太要的是说法。一天，老太太说，“你们行行好把这个孩子收留了吧。”这话她以前说过多次，不想这次她撂下孩子走了。刘雪梅心里又气又急，撒人找到老太时，她硬绷绷地说，“你们不给我立案，孩子就请你们替我养着?”刘雪梅不知道，老太太的上访何时划上句号。

刘雪梅的同事碰到一件挺悬的事：接访完毕后，来人突然说，“我今天是带了刀过来的，如果你的态度不好或者答复得不满意，我就打算让这把刀派上用场。”好在同事的接待令他满意，才主动把刀交了出来。

安全问题引起了上级重视，刘雪梅工作的场所已经安上了安检门。在安检门与办公室之间隔了一个院子，接访仍然是面对面敞开式的。人不太多的时候，双方隔个写字桌说话；人多拥挤的时候，站在院子里面聊。非典期间，有人提议装个隔离的挡板，防止飞沫传染，领导觉得这样不够亲民，不了了之。

接访只是“把活接了下来”，之后还需登记、整理材料、协调有关部门予以处理。刘雪梅总是想尽办法，当日之事当日毕。一天下来，从头到脚累得透透的，嗓子眼在冒烟。通常回到家，已经过了《新闻联播》的时间，刘雪梅总是往沙发上一窝，什么都不做，等着先生把晚饭端上餐桌。

先生是个“笔杆子”，喜欢吟诗作对。刘雪梅以前也能赋上几句，但现在两人更多是相对无言。刘雪梅也曾给先生讲讲当天接访的故事，他起初开导几句，时间一长，也懒得听了。

刘雪梅提醒自己，不要当“祥林嫂”。一些干信访二三十年的老同事往往变得很絮叨，自说自话，完全不管别人有没有在听。相比之下，她宁愿把一天的累闷在心里。

在心里，她怀念以前“坐冷板凳”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