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杀手手机观看: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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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课

(2011-05-18 21:07:36)转载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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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课

大跃进

经济危机

杂谈

分类: 往事如烟

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的政治时文取代。

  这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限下放问题的规定》,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

    根据有关研究者提供的材料,当时内蒙古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马列经典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记叙文中,有13篇是乡土教材,其中有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的,有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有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的。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秋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

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那几年,我们政治课上背的内容是:低标准,瓜菜代,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

在解散食堂,“中央关于人民公社60条”的那段日子,我们政治课上背的内容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多劳多得、60年不变。

在“四清”的岁月,我们政治课上背的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1962年我在呼和浩特第五中学读初中时,我们的政治老师叫郑辉豪,郑老师是广东人,转业军人,不知是何种原因,他竟然来到了内蒙古。

郑老师讲课,就像电台的播音员,每次上课,他教案已经写好了,照本宣科地给我们大声诵读。更让我这个孩子难以理解的是,他讲的所有政治题都有标准答案,他把答案抄在黑板上,让我们死记硬背,只要答错一个字都不算对。

那时的政治课上得非常拘谨。因为大家都认为,只要讲的东西和课本上不一样,就是反动的,政治老师哪敢在政治课上容许学生进行探讨?!

没有了“对知识的深信”,这顿时让同学们失去了探究与解惑的快乐。我们也感到了郑老师处境的尴尬——人人都说政治很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谁也没把政治课当回事,谁也没把课本里的理论当回事。

中学政治课,对老师来说,只是一个饭碗;对学生来说,也仅仅是为考试而学它。

郑老师那时就告诉我们,美国工人阶级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美国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来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为此,他还给我们讲过一个小故事,是用来控诉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段母子之间的对话:
    在一个寒冷的冬季,北风呼啸着,一个穿着单衣的小女孩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问妈妈:“天这么冷,我们为什么不烧煤取暖呢?”妈妈回答说:“我们没有煤。”小孩又问:“我们为什么没有煤?”妈妈回答说:“因为你爸爸失业了,我们没钱买煤。”小孩又问:“爸爸为什么失业了?”妈妈回答说:“因为煤太多了!”

郑老师还告诉我们,与此同时,在密西西比河畔,农场主们正把一桶桶的牛奶倒入河中,把一车车的大肥猪倒进河中,仅1933年一年,就有640万头猪被活活扔到河里淹死,有5万多亩棉花被点火烧光。同样,在英国、在法国、在丹麦、在荷兰,整箱的桔子,整船的鱼,整袋的咖啡豆被倒进大海,无数的奶牛、小羊被杀死……

现在我想把这个故事稍微修改一下,在一个寒冷的冬季,一个小孩问爸爸:“路这么远,我们为什么不驾车上学呢?”爸爸回答说:“我们没有油。”小孩又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油?”爸爸回答说:“因为通货膨胀,我们没钱买油。”小孩又问:“为什么会通货膨胀?”爸爸回答说:“因为我们国家买了太多的油!”

就在不久前,各地农民的菜烂在地里卖不出去,气愤地用拖拉机碾碎,还有的农民因而自杀。而我们却因买不起超市的昂贵的蔬菜而发愁。

据说,郑老师曾经发现政治教材里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他带着教科书和介绍信到了教育部,想找负责教材编写的有关部门谈谈。但在传达室门口就被拦住了。他告诉对方:“教科书很重要,但上面写错了。”对方则回应:“你说错就错啦?!”

他没能进去,只能退而求其次,打算在教育部门口留张影。但他刚掏出相机,还没摆好姿势,便被门卫喝止:“这里不让照相!”他只好去后门照了张相,然后略带失望地踏上了归途。

我一直对政治教材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说法深信不移,三中全会后,才知道我们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不过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不用我们去解放了,我一时感到了轻松。后来又听说台湾人民现在也不在水深火热之中了,我也很欣慰。只是下了很大辛苦学的英语不怎么用得上,当时我努力学习英语的目的是,美国人民被我们解放后,我们要被派去美国搞土改,看来此事今生是无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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